编者按
步平先生的学术人生异常精彩，成就突出，其中在抗战史、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方面尤为瞩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方面的研究，不仅贯穿中日韩三国的近现代史，而且事关中日韩三国民众的历史认识和民众感情，事关东亚国际关系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步平先生关注这些重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站在史学研究前沿，以学术研究和人格魅力发挥组织协调和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当前国际关系纷繁复杂，中日韩三国关系面临新的考验。我们邀请步平先生生前的学生、同事，回顾步平先生的研究历程和学术成就，继承和发扬其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为新时代的历史研究和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提供学理思考与历史镜鉴。
[特约主持人]
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步平先生与抗战史研究
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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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先生(1948—2016)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为抗日战争史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步平先生离开我们的第六个年头。战争遗留问题和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仍是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障碍。值此之际，笔者希望通过回顾步平先生与抗战史研究，一方面缅怀步平先生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为抗战史研究和当前中日关系的合作与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和历史智慧。
一、结缘抗战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侵华战争序幕，继而以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仅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而且参与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在1945年8月打败了侵略者。关于抗战史，新中国成立后即有研究，但在“文革”时期，因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被定性为写“挨打受气史”“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一度停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抗战史研究逐步展开。步平先生与抗战史结缘，即始于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
当时，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要求对战后的历史进行“总清算”，强调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把部分反思侵略战争责任的努力批评为“自虐”，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激起遭受日本侵略的受害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胡乔木的倡议下，“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率先成立，以推动日本侵华史研究。当时确定的研究方向有两个:一是从中国抗战角度进行抗日斗争史研究，主要包括对抗日英烈的表彰，以及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抗日联军的研究;二是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沦陷区研究的起步。
步平先生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的负责人，为研究东北沦陷史，从三个方面进行准备，一是学习日语，二是搜集基础史料，三是实地考察。学习日语，是阅读日文史料与文献，以及与日本学者展开对话的基础;搜集基础史料是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实地考察把步平先生的“历史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起来”，确立了其历史研究的更高目标。
步平先生的抗战史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日本毒气战、中国的受害和中国东北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步平先生曾到日本毒气资料馆访问，深感中日两国民众关于日本毒气战认识的巨大差异。日本学界虽然对战时日本军队使用化学武器一事有所了解和进行过讨论，但主要从日本国内的毒气制造地民众所受污染、伤害的立场出发，没有关注这种毒气对受害国民众的加害，也没有考虑制造毒气的日本民众的加害责任。步平先生由此推动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和市民团体开展相关活动，追究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促进日本学界形成日本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认知。步平先生善于从实践出发，发现学术研究的增长点。这也是他结缘抗战史研究的学术理想与使命担当。
二、重在战后史
改革开放以来，抗战史研究经过中外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业绩，但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等方面，有关战后日本侨俘遣返和日本毒气战、慰安妇、强制劳工等战争遗留问题，以及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问题所受关注相对有限。步平先生详人所略，重点关注战后处置史，意在促进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增进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
步平先生长期从事日本毒气战研究，既揭露日本毒气战给中国军民带来的巨大损伤和沉重灾难，特别是侵华日军遗留中国东北各地的毒气弹，至今仍不时发生泄漏致人死伤的事件，也揭露日本国内的毒气弹制造地的环境污染和对当地民众的人身伤害，再次证明近代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毒气战不仅违反国际法、违反国际人道主义，而且对两国人民都是一个严重伤害。如何看待日本的毒气战，如何看待毒气战的战争责任，如何反思战争与和平?正是从人类和平与友爱的立场出发，步平先生与他的研究团队，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相继推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毒气战———追寻恶魔的踪迹》等系列研究成果，并将多年收集的日本毒气战中外文资料集结成册，收入《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也正是出于人类的现实关怀，步平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被“应用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与交涉，应用于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诉讼”，成为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典范。
日本政府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不得不答应为销毁遗留在华毒气弹负责，但在其他战争遗留问题方面依然态度暧昧。鉴于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模糊、暧昧，且反省不足，中外学者有必要加强战争遗留问题相关概念的研究。综合学界已有成果，战争遗留问题大致包括:一是对战争性质的评判;二是对战争责任的清算，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化学战及遗弃化学武器”“战争损失”“战时强制劳工”等;三是战争审判问题;四是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五是战争赔偿问题;六是战时公债问题;七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由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至今尚未解决的一切问题。对此，日本自民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曾表示“战争问题已在外交上解决”，但中国学界认为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不仅有，而且还比较多”。步平先生没有止于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而是探讨中日两国何以在战争遗留问题的认识上出现偏差。
中外学界比较熟悉步平先生在该领域研究的两部力作，即《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前者突破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把现实问题作为历史事实的延续，清楚、细致地梳理了战后初期至今各个阶段中日两国战后处置的情况，战争遗留问题在不同阶段的侧重及影响。后者显示了他对日本的观察，以及作为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对此，有学者评价:“他对战后日本社会的认识客观而深刻，言人之所未能言或人之所未敢言，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日本社会，一个反省历史与美化侵略并存的多元社会。他扎实而具有说服力的研究，也向日本和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理性和进步。可以说，步平先生关于日本战争责任认识的研究，不仅引领着中国学界，在日本学术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步平先生的战后史研究，还包括日本右翼问题、靖国神社及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等多个方向，均成绩显著。例如，日本右翼问题研究，缘自步平先生对日本社会的观察，以及在学术活动中对中日认知差异的切身体会。一般人往往简单地认为日本右翼是反动的、右翼等于否认侵略，但步平先生以学者的理性与客观，认为“把日本社会分成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两个极端，其实是很不科学的”。他在刘大年先生的鼓励下，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重点分析日本右翼问题的来龙去脉、思想根源、主要特征、演变趋势。他把这项研究置于历史观层面，在此基础上开展中日两国学者的对话。刘大年先生指出: “历史观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关键是能不能尊重历史事实，即使都是历史事实的话，历史观也可以有多种的”，“与日本学者讨论时，不能动不动就给对方加上历史观错误的‘帽子’”。也正是这种尊重史实、客观分析的态度，使步平先生能看到战后日本民众围绕靖国神社“国营化”的斗争，看到日本社会的反战和平运动。客观认识日本，理性观察日本，是促进中日历史问题“和解”和正确处理战后中日关系的基础。
三、体现学术史
有学者以十年为一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抗战史研究历程，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奠定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基本格局”;“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迎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高峰”;“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抗日战争史研究重点转移”。步平先生不仅经历了这三个阶段，而且在每一阶段中或调查研究，或组织引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0年即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步平先生在《人民日报》发文，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即加强对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军事价值的研究。该课题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中国的抗战如何牵制日军主力向东南亚转移;二是中国的持久战如何导致日本陆军主力改变实施进攻苏联的战略，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全力对德作战。他还注意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抗战史学界在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上取得的突破，倡导学界在未来立足于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研究与撰写抗日战争史”。
2011年，他在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继续呼吁关注这两个研究方向，即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对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作用，以及适应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展开共同研究。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步平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国地位的确立与中国抗战史研究》，呼吁重新审视、正确评价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步平先生对抗战史研究的呼吁，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办会的初心与使命。刘大年先生在学会创办之初，曾号召大家讨论“做什么，如何做”，要求学会有意识地在抗日战争研究的思想理论、研究方向上发挥领导、指导或推动作用。刘大年先生认为抗日战争研究的基本目标:一是认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伟大民族，二是认识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不是指搜集整理出国内国外哪些资料，在国内进行何种调查，完成哪些专题研究，出版多少卷书、怎样的书等等，而是指思想理论上要求探索、解决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去提高认识，提高科学水平”。步平先生无论是否在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皆从思想理论方面进行思考、呼吁和引领抗战史研究。
2019年，步平先生与王建朗先生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出版，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该书包括局部抗战、战时军事、战时政治、战时军队、战时外交、战时经济与社会、伪政权与沦陷区、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共八卷。从各卷的主题设置看，该书反映了步平先生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角度书写抗战史的意图，突破了以往关注军事史研究的相对单一性，成为抗日战争整体史研究的代表作。步平先生着力“展现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展现中国国际地位逐步提升的过程，还着力研究战争中的社会变化，力图展现社会新因素的出现与增长”，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成为该项研究的创新点。王建朗先生指出，步平先生“从选题的提出、全书框架及各卷大纲的确定到对各卷撰写工作的督导，对本书贡献甚巨”。学界称赞该书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回顾步平先生的学术成就、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既缅怀步平先生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的丰功伟绩，也是继承和发扬步平先生关于抗战史研究的学术志向和使命担当，在新时代继续做好抗战史研究，以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为中日关系和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贡献学术力量。
步平先生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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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先生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主张建立“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致力于中日学术交流。他与日本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合作，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日本高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非常熟稔。他在日本左翼进步团体中有着极高声望，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为他们在中国调查日军侵华暴行提供了大量帮助。2006年，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开展共同历史研究的共识，步平先生被选为中方首席委员。
一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源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20世纪末，受德法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影响，日本的大学组织了由日、美、中、韩学者参与的关于“东亚的相互认识与误解”的研究，就东亚历史认识的问题点进行讨论。同一时期，日本与韩国的教育机构及学术团体也建立了共同研究机制，组织了“日韩历史教科书讨论会”“日韩历史学会共同历史研究讨论会”。进入21世纪后，东亚各国学者与教师的共同研究有了新的进展。2001年，东京大学三谷博等日本学者与早稻田大学刘杰等在日中国学者成立了“日中青年历史学者会议”，对中日历史认识中涉及近现代史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出版《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同时，日韩两国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从2002年拉开序幕。这为中日两国政府进行共同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和国际环境。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直接原因，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从2001年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小泉的行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凸显了历史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于是，日方在2005年春向中方建议:既然历史问题影响中日关系，两国可以开展共同历史研究，中方表示同意。但同年8月15日，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降至冰点，共同研究提议就此搁浅。2006年9月，小泉辞职，安倍晋三继任日本首相，并于10月8—9日访华。访华期间，他再次提出中日应开展共同历史研究，获得中方响应。此时，步平先生正主导中日韩三国民间的共同历史研究，是负责此项工作的不二人选。
2006年11月，中日外长在越南河内会谈时，确定基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具体负责，日方由外务省所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承担。中日双方各设立由十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又分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组。中方近现代史组的委员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首席委员)、副所长王建朗、《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副教授臧运祜;古代史组委员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王新生。
二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虽然是两国历史学者之间的学术对话，但其源起于两国政府间的共识，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从2006年10月日方领导人提议，到12月召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仅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步平先生可谓临阵受命。在共同研究持续进行的三年间，他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底色，呕心沥血，排除万难，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为共同研究顺利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6年12月26—27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步平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甚至是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重要障碍之一。”“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不健康环境产生的根本原因。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共同研究，首先需要突破由于这一问题造成的障碍，对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行要有充分的警惕，从珍视战后经历千辛万苦建立的新的和平友好关系的立场出发，抵制那些破坏两国关系的言行，共同维护中日间上述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
开幕式后，两国学者开始正式讨论。会前，虽然时间紧迫，步平先生和中方秘书处仍做了充分准备。中方就共同研究的目标、每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工作程序等制订了周详的计划表，因此，讨论过程十分顺畅。最终，会议确定共召开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及若干古代史组与近现代史组的分组会议。会议还确定双方共同设定研究专题，双方学者围绕同一专题、各自撰写论文的研究方法。这也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重要特征。
按照约定，2007年3月19—20日，共同研究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19日晚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会见中方委员时，步平先生再次强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重要工作，双方学者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希望通过共同历史研究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缩小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差距，进一步促进中日友好发展。
相较第一次会议时双方的略显紧张，第二次会议已经回归到学术层面的讨论。两国学者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中，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促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与理解。同时，对日方个别的错误观点和理论，中方委员针锋相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在近现代史组部分，中方强调共同研究的基础必须是日本承认侵略战争的事实，坚决主张在大题目中明确使用“侵略”的概念。在古代史组部分，中方强调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虽然我们不否认日本文化的特质及独自的发展，但也必须警惕在“纯学术”的名义下，通过弱化中国历史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而使近年来日本右翼学者鼓吹的历史观正当化。最后，双方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就共同研究的具体课题达成一致，确定下一步的工作主要采取分组会议的形式，对古代与近现代中日关系历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2007年11月23—25日，近现代史组第一次分组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2008年1月5—6日，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深入讨论各自撰写的论文，所以仍由古代与近现代两个分组会构成。步平先生非常重视学界对共同研究的意见，在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之前，他组织了国内古代史、近现代史以及法学界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召开专题讨论会，听取他们的专业建议。在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步平先生和中方委员对中日双方在认识方面存在的差异，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按照学术研究规范，与日方委员进行深入探讨，对关键问题给予有理有据的回击。
2008年3月14—16日在鹿儿岛、5月3—6日在济南分别举行了两次近现代史组的分组会议。3月20—23日在福冈、5月3—6日在济南分别召开了两次古代史组的分组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各组的论文。双方在讨论中仍有较大分歧。比如，在侵华战争发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上，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辩。日方学者认为日本大陆政策不是连续性的，他们更关注侵华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认为引发事变的是偶然性因素，中日战争的走向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主张是日本陆军的“扩大派”最终选择扩大战争而非日本政府的责任。中方学者坚决主张日本侵华的连续性与必然性。至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之前，双方主要是对各自负责课题所形成的论文反复交换意见和进行修改。
2009年12月24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步平先生和日方首席委员、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共同宣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并定于2010年1月31日双方同时向社会公布研究报告。
三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与以往的国际合作研究的区别，是各界最为关注的问题。对此，步平先生总结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特征:一是双方学者确定了共同的研究题目，二是双方对重要问题都进行了充分讨论，在吸收对方意见的基础上多次修改，形成各自的论文。概括起来即“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其中“确定共同的研究题目”这一点，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重要环节。此前，日韩两国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没有确定共同的研究题目，而是根据参与学者的兴趣分别撰写论文，结果是各说各话。
步平先生特别强调，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共同研究”并不一定要求取得完全“共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不能要求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的“同一”，但在原则性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在步平先生和中方委员的坚定与坚持之下，在共同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中，日方学者明确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谴责了日本军队的侵略责任与罪行。
虽然学术上有“交锋”，但在三年来的共同研究中，中日双方委员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接触，对稳定中日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双方委员都表示:共同研究对加强两国学术界及民间的交流产生的作用是积极的。继续保持安静与冷静的学术气氛，可使双方在历史认识的交流中达到相互理解，获得更多的趋同，从而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丰富历史内涵得以实现。此外，通过对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还能深入到历史问题的深层，揭露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制造障碍的阴谋，扩大中国作为正义一方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
步平先生和中方委员会的努力也获得中国学界的高度认可。胡德坤认为:“中日两国学者能够坐下来，对中日关系的历史进行共同研究，这就是一个进步。”何理评价说:“在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两国学者经过几年的努力，能取得现在的成果是值得庆幸的、可喜的。它非常有利于推动中日两国国民、学者也包括政界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进步”。李文海认为，通过共同研究，“双方了解了在历史问题上的各自的观点，明确了分歧的所在，以及形成分歧的学术依据和复杂成因”;“双方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比较系统地发表并向日本学界展示了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沟通的渠道和平台”。
四
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后，步平先生这一历史对话与合作模式运用到其他研究领域。2010年底，步平先生启动了两岸共同编写中国近代史项目，组织了约60名两岸中青年近代史研究者，围绕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领域开展共同研究。2014年，步平先生和中方委员会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整理，出版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步平先生在该报告书前言中写道:“2006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时候，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称:历史问题应委托历史学家判断。那么，现在历史学家拿出了研究报告，则是对政治家是否履行诺言的考验。”步平先生的这句话是对今天日本领导人的灵魂拷问。
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进行期间，步平先生多次提到:在日本查阅档案资料的便利程度，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改进的。他分析了资料开放的迫切性，即日本右翼与保守的历史学者根据部分显然有疑问的证据提出了一系列荒谬的观点，而驳斥他们的观点需要掌握更多的资料。日本与欧美等国相继开放了大量档案，如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了数百万份战争期间的档案;日本进步学者建立了“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积累了包括战争期间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具体活动，以及关于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化学战问题的资料;美国公开了东京审判及细菌战、化学战问题的档案;俄罗斯也公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量档案资料。
从共同研究结束到2016年8月逝世前，步平先生一直呼吁要加大档案开放力度，并为促成近代史研究所搜集整理海外珍稀资料、建立像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一样的开放的史料共享数据平台作出极大努力。令人欣慰的是，步平先生的这些遗愿如今已基本实现。
步平先生与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
李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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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20年的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业已成为三国学界与民间交往方面一个颇具品牌效用的学术交流平台。说起这个平台，如果要举出一个关键人物，那非步平先生莫属。或许不能说没有步平先生就没有三国共同历史研究，但可以说没有步平先生，三国共同历史研究就难以这样绽放光彩并持久开展。三国共同历史研究深深地烙上了步平先生的气质和风格，也将永远定格在步平先生的学术生命中。共同历史研究从2002年起始，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大概可以给步平先生作这样的定位:一个有使命担当的发起者，一个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个有前瞻眼光的推动者。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略叙步平先生为三国共同历史研究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与贡献。
一、一个有使命担当的发起者
作为民间学术交流活动的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起因是2001年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材《新历史教科书》。这本历史教科书对近代东亚历史的叙述颠覆了战后已经有相当进步倾向的其他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基本观点，在鼓吹当年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路上走得很远，所以不仅在中国、韩国引起强烈反应，就是日本的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主流意见，也对这本书持批判态度。这本教科书获得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表明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竭力扩大其社会影响。在历史业已跨进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轴的21世纪，有着鲜明右翼背景的日本教科书事件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引起了中日韩三国有识之士的高度警惕。
步平先生是著名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学者，对日本的有关动向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因而密切关注日本教科书事件，并及时作出源于学者良知的理性思考和判断。据日本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局长俵义文先生回忆:2001年7月，他与日本历史学者荒井信一先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参加“日本的军国主义研究”论坛，向参会的中国、韩国、朝鲜学者提出，要真正解决类似的教科书问题，就应该在东亚持续性地讨论历史认识问题。“对此最先表示赞同的，正是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步平先生。”步平先生之所以对日本学者关于“在东亚持续性地讨论历史认识问题”的倡议反应积极，是因为他有出自学者良知的使命担当。日后在分析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的缘起时，他说:“进入21世纪后，由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的结束，发展区域经济，建设东亚共同体、特别是东亚和平共同体的呼声十分强烈。随着东亚中、日、韩三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学者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先在学者之间开展共同研究，交换意见，就历史问题达成相互理解，或许是推动东亚国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积极努力，这对于消除民间感情方面的对立情绪，也可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通过学者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推动东亚三国国家及民众之间的历史和解，这是何等崇高的历史使命，也体现了步平先生饱含着书生报国的淑世情怀。
2002年3月，中国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与日本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韩国亚洲和平与历史教育连带等机构、团体，组织了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教师、市民代表等100多人，在南京召开了首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论坛谴责了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并作出三项决定:一是共同编写面向三国学生讲述正确历史、特别是战争历史的东亚近现代史教学辅助教材;二是每年在三国轮流举办中日韩三国学者、民间团体参加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三是每年在三国轮流举办中日韩三国中学生参加的青少年历史体验夏令营。这便是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这些活动旨在向三国民众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宣扬正确的历史事实，并促进东亚政治外交的协作和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形成“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这些活动开始时，步平先生尚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任上。随后不久，他便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工作岗位的变动，没有使步平先生对这些活动减少丝毫的热情，反而给了他施展抱负的更大空间。无论共同编写东亚近现代史教科书，还是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以及青少年历史体验夏令营，步平先生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并成为引领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的关键人物。
二、一个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步平先生在世时，几乎参加了三国共同历史研究所有的活动。据韩国学者的观察，“中方的中心永远都是步平先生”。早期参加共同研究的苏智良教授也认为步平先生“自然而然成为中方团队的领队”。其实，步平先生不仅是中方的代表性人物，而且还是三国共同研究的关键人物。共同研究最重要的任务是共同编写东亚近现代史教科书，前两个阶段已经出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两项成果。这两项成果的取得，并非轻而易举，非亲历其事者难以体味其过程之艰辛。其中，步平先生发挥了关键作用。韩国学者认为:“如此艰难的工作，如果没有步平先生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将很难取得成功。”日本学者也说:“如果没有他，共同历史教材的出版这一历史性成果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对于步平先生在共同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卓越的协调组织和领导能力，汪朝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中日韩三国学者在一起开会讨论，观点总有不同之处，甚而有时对一些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而步老师总是能够把握全局，态度很谦和，娓娓道来，但立场很坚定，绝无游移，并且总是从充分占有资料和深入研究问题的学理角度出发，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使得日韩学者最终多半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看法，这也充分表现出步老师的学术修养和学术水准。”正是有步平先生游刃有余的协调把控，使得三国学者关于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的研讨能够艰难前进，并取得积极成果。
步平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三国共同历史研究的关键人物，不是因为他官阶高，而主要是因为他对共同历史研究有非常深入的理性思考，具有高屋建瓴的大局观。他长期研究中俄、中日关系，又与不少日韩学者多有切磋交流，对于东北亚国际关系有非常深入的宏观思考。步平先生积极推动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正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共同历史研究是寻求共同历史认识的根本途径，共同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重大问题的共同认识基础之上的，而共同的历史认识则源于历史事实的共有。他特别强调在各国拥有共同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对于历史事实的共同认识，从而形成超越国境的共同的历史观，以此推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分疏:
一是提出历史认识的政治、民间、学术三层面说。这是步平先生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创见。他曾经多次阐明这样的观点:“东亚历史问题的对话，是表现在政治家的表态、民众的交流沟通与相互理解，以及学者就学术问题进行的共同研究这样三个层面上的，三个层面并不完全重合，但也并非互不相关。讨论东亚历史问题，首先要厘清这三个层面，并且要搞清我们是在哪一层面上对话。如果不分清三个层面，把所有问题混为一谈，东亚历史问题永远也不会走出困顿的局面。”176至于如何厘清学术研究、民众感情与政治外交三层面的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反映在学术研究、民众感情与政治外交三层面的历史认识问题是相互交错和相互影响的，严格把握其界限并不容易。把政治层面的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思考，就会失去方向，被导入无尽无休的争论之中。期望通过经院式的讨论使民众感情层面的问题获得缓解，也是理想主义的表现。但对于本来是属于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或者是从学术问题衍生出来的涉及政治或感情方面的历史认识问题，学者也需要从学术领域进行研究，注意不要使这些分歧扩大到两国民众的感情层面，更不要转化为政治问题。对于已经影响到两国民众的感情和两国政治外交的问题，如果存在学术因素的话，就应首先将其中的学术问题研究清楚，同时思考从感情与政治的层面加以解决的途径。”
二是阐释“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方法论。中日韩三国学者能够坐在一起讨论历史认识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国境”的表现。对于“超越国境”的理论思考，则是步平先生的独特贡献。他说:“历史认识超越国境的关键，就是要承认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不能认为自己的认识角度是唯一正确的，要理解不同的认识角度，找到相对更宏观、更客观的角度，即使不同意对方的角度，也能够容忍和尊重对方的认识，避免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强调“对话与交流”，正是三国共同历史研究“超越国境”的有益尝试。
三是对建立东亚和平共同体愿景的追求。作为“中国积极呼吁建立东亚和平共同体的学者”，步平先生严肃地驳斥了所谓东亚地区不能建立共同体的诸如东亚“国家间不存在统一的价值观”、东亚国家间存在“领土争端”及“历史问题”等论调。同时，他对东亚和平共同体的建立充满着美好期待，并认为三国共同历史研究正为此作出积极贡献。他说:“东亚共同体的愿景无疑是美好的，尽管实现这一愿景的道路十分曲折。我相信，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三国学者、教师共同编写东亚史，共同组织青少年历史体验夏令营的工作，一定会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三个方面是指导三国共同历史研究重要的理论方法和行动指南，也是步平先生作为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共同研究独特的思想贡献。对于共同研究，一般人大多是事务性参与，但步平先生竟然有如此深入的理论思考。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特出之处。
三、一个有前瞻眼光的推动者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在2013年完成第二阶段工作之后，步平先生又开始思考如何进行第三阶段的工作。当时，他给中方项目组邮件表示:一是要对前两个阶段工作做个总结;二是要继续开展第三阶段工作;三是主张对一些问题进行专题研究。2015年7月，他特意邀请我继续参加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的工作，其初步计划是选取上次著作中若干争论点，各由三国学者写出专题论文，集结成书。同年10月30日至11月4日在日本冲绳国际大学举办第十四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这次论坛之后，中日韩三国学者又开启了第三阶段编写新的教科书的筹划工作。非常遗憾的是，这是步平先生最后一次参加论坛与教科书编纂会议。
在这次论坛上，步平先生有意无意地做了三方面的规划:
一是重新组织中方项目组。有鉴于原班人马中的王奇生早已调任北大教授，汪朝光、金以林均升任所领导，各自事务繁忙。这次以“70后”年轻学者如侯中军、赵庆云、徐志民、高莹莹、马晓娟等为第三阶段中方的骨干力量。
二是在新的教科书编纂启动会议上，步平先生提出以讨论问题为主的思路，实际上成为以后第三阶段教科书编纂的基本写作方式。
三是在论坛的主旨报告中，步平先生重申建立东亚和平共同体的愿景。他特别指出美国对东亚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他说:“许多人推崇欧洲的历史和解的模式，希望东亚各国学习欧洲的经验。但我们要看到，美国对欧洲的和解采取的是积极态度，对东亚的和解采取的是消极甚至是反对态度。东亚的问题需要用东亚人的智慧自己解决，而不应依美国的意愿做。现在，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都建立了运转有效的共同体，甚至实现了一体化，享受区域共同体带来的种种安定和发展，为什么东亚总是徘徊在对抗中呢?”步平先生在此提出的“东亚的问题需要用东亚人的智慧自己解决”，恰如韩国学者所说“正是黑暗中的光芒，照亮了东亚和平与历史和解的道路”
来源：《北方论丛》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