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论争各方：“民族” 观念的流衍与融合
1938年4月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如下宣言“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融合而成为整个的国族。” 有论者认为“这是国民党为了强化国人的抗日意识而重新阐明的更为强烈的国族概念。至此，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借顾颉刚等《禹贡派的埋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又主张“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 ，汉满蒙回藏五族不是“民族” ，而是“宗族” 。
稍后,顾颉刚参与的中国边疆学会主办的《中国边疆》相继发表了黄奋生《“中国之命运” 与民族政策》和马鹤天的《中华民族同源考》，对蒋介石的观点有所呼应。前者认为《中国之命运》“提出了新民族政策的历史背景建立了新民族政策的坚固基础” ，“这个‘宗族’名称的建立，使国内各宗族都能直觉的明缭他们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同一血统的一个宗支，有共同的命运，这于民族团结上，将会收到莫大的效益，并且可免‘民族’二字为人误用，尤其可以免去帝国主义者对于各宗族挑拨分化的口实。” 后者主张所谓汉藏蒙回满者，“如追根溯源，均为同族异名，同干异枝，分之为各宗族，合之为整个中华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编辑特别声明“马鹤天先生这篇论文，就是本刊一贯主张的引申，这一主张不但已成了边疆研究者的定论，同时在中国之命运问世后，我们很荣幸地看到总裁的召示，证实大家以往的看法不错，无形中鼓励了中国边疆学会同人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
但1941年1月民族学者卫惠林对此趋向又有所批评，指出“二三年来在政治家与学者中间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即民族一源论与边族否定论，由若干浅薄的历史考证来说明边疆民族之与汉族同源。以证明边族否定的统一同化政策之合理性，认为由此种理论之提倡可以消除边族分化之危险，造成民族统一的心理基础而省略许多边疆建设的实际步骤，其立意良佳，但陷于一种独断主义的错误。” 他认为“在像中国这样广土众民的国家里提倡单一民族主义实不合事理，不合时宜之思想? ?我们的民族政策与边疆建设方针，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之积极措施，而非同化统一思想之宣传。” 我们应积极扶持民族自治与民族互助的并行原则，在语言、文化乃至法制教育政策上皆应重视少数民族之特殊性与区域性，而不能固执盲目的统一主义与同化政策。
1947年《西北通讯》创刊号再次刊发了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并特别指出“顾先生此文，引证详博，议论正大，为促进中华民族团结最为有力之作。其热情洋溢，感人尤深。” 该刊第卷第期也继续发表了顾氏的文章《我为什么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再次阐述了他立论的缘由及基础。
当年各方争论时，吴文藻乃是中英庚款董事会派到云南大学去的，傅斯年为此专门致函该会的董事长朱家弊、总干事杭立武，希望将吴他调，以免发生事端。傅氏在信中说“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裸锣，这些地方是焚夷? ?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漠视此等少数民族。” 傅氏认为这些“学者” 的议论，不特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最可痛恨” 。傅氏认为“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 虽不能说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有心作祸” ，“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需要指出的是，吴文藻等人也自有其立论的理论基础。早在1916年,吴文藻就发表了《民族与国家》一文，主张以多元的民族来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 他指出民族与国家的区别在于“民族乃一种文化精神，不含政治意味，国家乃一种政治组织，备有文化基础。民族者，里也，国家者，表也。民族与国家应有之区别，即以有无政治上之统一为断。”
1940年底吴氏进入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又兼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的常务理事，主持《边政公论》的编辑和发行工作。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吴文藻等绝大多数“边政” 研究者的主观动机，“也大都是试图通过边政研究，以改良边疆政治，巩固国家边防和抵御外侮，从而为各民族团结一致的抗战目标效力” 。
多年以后，费孝通终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重要命题,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 ?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从而解决了作为一体的政治实体的“中华民族” 国家和多元的民族认同之间的理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