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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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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歌曲产生于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最集中地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意志,一经问世便迅疾在民众中产生无比巨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那段历史、再次唱响那一首首打动人心的歌声时,一腔爱国情怀便会油然而生。

  ◆ 《松花江上》 因打动人心产生巨大力量

  张寒晖1902年5月5日生于河北定县。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张寒晖在定县做地下工作。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位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的同乡孙志远给他带来一本东北军67军军部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爱国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短短几句话表达了每个流亡者的心声,也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热情。

  入夜,张寒晖开始了歌曲的构思。睡梦中,他眼前好像又浮现出了东北难民对故土的无限思念和泣血呼唤,耳边好像听到了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跪在坟前的啼哭……醒来的他突然在妇女哭坟的音调中抓到了一个素材,他抓住不放,反复琢磨着、哼唱着,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在试唱时,连张寒晖自己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得唱不下去,身旁的学生和东北难民也哭作一团。

  由于《松花江上》悲哀的曲调及歌词催人泪下,结尾一连三个哭诉的问句更使人心碎。张寒晖心想,应该再写一首雄壮的歌曲,来鼓舞民众的信心。很快一首《干吗要悲伤》(又名《回答松花江上》)便酝酿成熟了。从此《松花江上》和《干吗要悲伤》便被当作姐妹篇一同演唱。就这样,《松花江上》的歌声燃起的抗日烽火成为了燎原之势,更多的热血青年伴随着歌声走向了抗战沙场。
 

  ◆ 《游击队歌》

  毛泽东称赞写得很好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化作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1938年新年,这首歌首次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演出,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赞扬。稍后当演出一队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早已在他们到达以前就传唱开了。
 

  ◆ 《黄河大合唱》

  为抗战发出怒吼

  1938年10月30日,青年诗人光未然带领着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准备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在黄河壶口下游的圪针滩渡口,原来较宽的河面突然被挤在仅有几丈宽的峡口里,向下直奔狂泻,吼声震天动地。在渡船上,只见桨手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工号子。此时,《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已开始在光未然的心中酝酿。

  1939年年初,光未然在吕梁山行军时不慎坠马,左臂骨折被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2月26日,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光未然,他向光未然透露了想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

  5天之后,光未然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创作。大约在3月底,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4月13日晚上,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黄河大合唱》首次亮相,光未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他披着黑斗篷,盖住了受伤的左臂,挥舞着右臂,激情地倾诉着、高呼着。

  1939年6月,周恩来从前方回到延安,他观看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立即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由于周恩来从内心喜爱这部作品,他甚至还亲自指挥着一群热血青年,演唱其中的《保卫黄河》。

  《黄河大合唱》就这样诞生了。歌词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传遍了延安,飞向各大城市、各大战区。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唱着它,游击健儿、游击战士奔赴前线,驰骋敌后……
 

  ◆ 《新四军军歌》

  嘹亮歌声震霄汉

  1939年春,何士德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文化队队长。在新四军军部大礼堂举行的欢迎会上,何士德被点名独唱了一首《歌八百壮士》,他那浑厚雄壮的歌声,那一句高过一句的“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在场的陈毅感慨地说:“要是有我们新四军自己的一支歌就好了!”身旁的周恩来点头说:“好呀!你是诗人,你就写个歌词吧!”陈毅慨然应允。他以《十年》为题赋诗,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6月发表在《抗敌》杂志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

  不久,何士德便接受了为新四军谱曲军歌的任务。何士德深感责任重大,为军歌谱曲先后共写了三稿。在最后一稿的结尾处,他用“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来表现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抗击精神和争取胜利的决心与信心,而且反复连续唱了三遍,一句比一句更为高昂。

  《新四军军歌》谱曲完成后,在建党十八周年纪念大会上进行了试唱。陈毅司令员也赶来聆听。何士德兴致勃勃地登台指挥。随着他手臂的挥动,嘹亮的歌声在会场里回荡。当唱完最后一句“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从此,《新四军军歌》传遍了大江南北,几十年来成为许多文艺团体的保留节目。解放后,在很多有关新四军的影视节目及作品中,也总是少不了《新四军军歌》的旋律。
 

  ◆ 《义勇军进行曲》

  吹响抗日救亡的进军号角

  聂耳,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九一八”事变后,他以音乐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一首又一首激发和鼓励人民斗志的抗战歌曲。

  1935年2月,聂耳听说上海电通公司已经开拍的影片《风云儿女》的结尾处还需要一首主题歌,便找到了此片的编剧夏衍,要求为其写歌。据夏衍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他早就知道,所以他一拿到手就找到了最后那一首歌词。他连着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之后他又重复了一遍,‘田先生(田汉)一定会同意的。’”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进了三个“起来”,并在结尾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又加进了“前进!进!”,使整个歌曲节奏更加浑然一体、铿锵有力。就这样,聂耳终于成功地把他对祖国的爱、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及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时代呼声,全部凝聚在了这首杰出的战歌之中。这首歌就是后来唱响全中国、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影片《风云儿女》上映后,这首表达了全国亿万人民共同心愿的歌曲迅速传播到四面八方。
 

  ◆ 抗战歌曲

  超越艺术本身的抗战武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一致抗日,广大音乐工作者也纷纷投入到抗日洪流之中。“团结群众,挽救危亡,促进抗战胜利,彰显民族精神”成为这一时代音乐创作的主题。这一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抗日救亡歌曲在中华大地广泛传唱。

  抗战歌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产物,波澜壮阔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抗战歌曲注入了永远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抗战歌曲作为一个不屈民族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象征,将永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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