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卫威，南京大学文学院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 第11期
一
抗战初期，在华日本反战人士青山和夫与左翼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先后受 到国共两党相关军情人士的保护，辗转香 港、广州、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积极投身 制作反战传单、教育日本战俘、对日广播等 重要工作，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特别是 1940 年 7 月 20 日，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等在重庆正式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影响较大，成 为中国抗战历史中一个重要事件。以往抗战史研究者对此多有关注，我这里重点介 绍鹿地亘夫妇、青山和夫与王芃生签订的 一份“极密”协议，同时展示鹿地亘之前的一项具体工作。
特别是鹿地亘在当时中日两国，声名较 大，因为他曾有如下身份: 1. 日本左翼文学青年; 2. 1936 年 10 月 17 日下午，鲁迅病逝前在谷非( 胡风) 陪同下，外出拜访的最后一位友人; 3 . 1936 年 10 月 22 日鲁迅葬礼上的 16 位抬棺人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外国人; 4 . 参编、参译 1937 年日本七卷本《大鲁迅全集》; 5 . 帮助中国抗日的在华日本作家。
抗战开始后，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这种特殊身份，一方面是军事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参与郭沫若第三厅七处的对敌宣传工作，但同时受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的领导。曾留学日本的王芃生所长是老牌情报官、外交官，与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同为中将军衔。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的军衔只是少将。这个研究所主要负责收集日、美、苏、英军事情报，是战时最有名的军事情报机构。王芃生本人就是 1937 年 7 月具体策划实施郭沫若秘密回国的重要人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 1938 年 6 月18 日，王芃生与鹿地亘夫妇、青山和夫在武汉签定的协议，即《关于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 图 1) 。
图 1 《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
这份“极密”协议，由王芃生呈送到蒋中正侍从室，并于 6 月 29 日以“中正艳侍” 名义，直接快邮代电给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周佛海、国际宣传处副部长董显光、军事委 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要求“切实研究施行”( 图 2)
图 2 蒋中正电文原件稿本
“协议”内容:
甲: 此前中国人制造的传单使用中， 无法获得具体效果，要改正宣传中的缺点: 文字生硬或深奥难解，导致日本士兵不完全理解。以后这里的传单要由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翻译修正， 并得到中方的同意; 宣传文章要适应各个战区; 宣传的目标要明确。
乙: 方策与工具。煽动宣传对象应包含下级将校与士兵，逐步策反小部队来降或逃亡，以扩大影响; 攻击近卫、板垣、闲院之个人大罪恶，暴露于大众，使大众不信赖法西斯之首脑，并产生不平、不满; 如不打倒暴力派军人就不能回家; 对于士兵有给以正义安全感之必要，中日民众一起反战; 对投降者切实保护，有安全保障。
丙: 机关设置。现在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三人，可组织一个对敌宣传联合委员会。此为随后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缘起。
丁: 目前之事业计划。制作“宣传工作基础知识”之小册子( 以日文对日士兵用) ，分配给宣传工作人员; 制作“俘虏读物”之小册子。
二
据鹿地亘《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一书所示，自郭沫若回国后，他与池田幸子在香港、广州、武汉、重庆的反战活动，一直得到夏衍、郭沫若、冯乃超的具体指导、帮助。他署名刊发在武汉的反战文章，引起郭沫若的重视，并赢得郭沫若亲自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推荐，他们得以进入军事委员会从事对日反战宣传工作。
日本人严谨、认真，做事注重细节，这在与王芃生签订“协议”时，被充分体现出来。鹿地亘等强调，对日军宣传，要改良方法、形式、内容、散布手续，要从俘虏及死体衣袋里夹有的中国传单中，看“有效”“无关”或“结果相反”。当时中国的抗战宣传，多是口号、标语，对日军散发的传单，诸如“法西斯军人”一词，日本士兵根本不知何意，鹿地亘等主张改用“暴力派军人”; 中国汉语“优待”，在日文意义为口惠而实不至之恶劣待遇; “同情”二字在日文有“怜悯”之意。因此，中方做的宣传稿，应交鹿地亘等翻译修正; 鹿地亘等一方的起稿应交中方审查修改。这样， 才能更好地发挥宣传效力。尤其要强调士兵是被“暴力派军人”欺骗出来参战的，反抗、离开“暴力派军人”是为了回家，否则供战争牺牲就“回不去”。给士兵以正义安全感，尤其是对“动摇者”，更有必要使其知道“不会是你一个人”，“中日民众全体都在帮助你们反战”。
1939 年 12 月 23 日下午，鹿地亘领导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1940 年 5 月 12 日下午，郭沫若主持重庆各界欢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工作团，并致辞。郭沫若指出: “他们参加我们的抗战阵营就好像给我们添了五十万大兵，他们给了敌人最大的打击，给了我们后方民众最大的鼓励，因此我们要欢迎他们。”
三
“极密”协议签下之前，鹿地亘夫妇于1938 年 3 月 21 日，由郭沫若陪同，在武汉见 到了政治部部长陈诚，随之鹿地亘被任用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 员，先从事抗日宣传的日语广播。4 月 14 日，鹿地亘写给政治部部长陈诚的十页日文 “投名状”( 图 3) ，由第三厅中将厅长郭沫若收纳、主持翻译后签呈( 图 4) ，已经在 4 月 21 日上报给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张厉生、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周恩来，并由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侍从室秘书，以蒋中正 名义发给几位部长、副部长。
图 3 鹿地亘写给陈诚的十页日文手稿原件中的最后一页
图 4 郭沫若的签呈稿本，有钤印。左批示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张厉生，有钤印。白科长为白如初。
此前，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时，即是以这样的方式上“投名状”。1937 年 9 月 8 日，郭沫若在昆山，拜见江防司令陈诚，就抗战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双方有较为真诚的交流，郭沫若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言。9 月 9 日，陈诚自昆山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报告接见郭沫若的情况，转递了郭沫若自敌国日本秘密归来，投身抗战，“对敌作战”的“投名状”。
笔者核对鹿地亘这份“投名状”( 中文译本) 基本内容，特别是有关对日宣传的文字即是他与王芃生所签署“极密”协议的具体意见。另外则是强调: 中方过于优待日本俘虏; 就俘虏宜区别良莠，施以不同待遇; 俘虏中良性质者，宜集中训练。郭沫若认为鹿地亘的这些意见“颇有见地”。
鹿地亘等人的活动，是获得军事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帮助的，特别是两位中将王芃生、郭沫若的具体领导，所以，军事委员会所属调查统计局 ( 军统) 不便对其干涉、监视，这个监视的“黑锅”，就由中统徐恩曾背着。郭沫若在任政治部第三厅中将厅长时，因其回国抗战后得蒋中正“接 见”，加上两党合作，郭与政治部部长陈诚关系较好，徐恩曾对郭沫若的“监听”只能是暗中进行。待 到郭沫若离任第三厅厅长，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后，徐恩曾便致函接替陈诚新任政治部部长张治中( 文白) ，报告对郭沫若、鹿地亘的监听情况( 图5) :
图 5 徐恩曾致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函
文白先生勋鉴
顷授确报，在华日本人反 战同盟已在延安成立支部，并与鹿地亘经常有电报往还。看来电由郭沫若转。延安且筹设有日本农工学校等语，特录陈左右，藉供参考。专肃敬颂
勋绥
弟徐恩曾 拜上 五、卄三
这是抗战期间两党合作、分裂过程背后隐藏的另一种力量，在鹿地亘个人行为中的较量、作用。事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只有在看到档案后才进一步明晰、完整。
档案中的手稿具有个体与事件的完整关联性，有丛生、关联的特性，不同于单一的作家手稿( 研究者的注意力会被原稿文字或修改所吸引，注重文本产生过程) 。我将存在于作家或家属手中的某一单纯著作手稿比作大树时，往往将档案的手稿比作树林、林场、植树人、伐木者、木工的共在场域。
反战，是中日爱好和平者的共同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