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白修德曾说过“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那么中国则是在危难中完成了国家意识的形成。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通电中高喊:“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一句“中华民族危急”让每一位普通的中国人又找到了晚清“华夷”观念崩塌后的民族意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大华看来,“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而民族主义的高涨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接受和流行。
“国歌”与古北口村
在距离北京市区约120公里的东北方向的燕山深处,有一条古老的御道,“古北口”的名字相传为乾隆皇帝御口所得。
80年前,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是从这里踏入中华大地,从此,中华大地被肆虐在一片撕裂人心的愤怒与悲鸣中。每年临近9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会将深埋在心底的一段悲痛回忆牵出。
北起大兴安岭,南至“东方之珠”香港,遭受日本侵略者践踏的人们心里都开始环绕一个声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国歌”的前身,80年后,站在古北口村长城前,古北口村村支书宋立滨仿佛听到了这个始终萦绕在眼前这片战场上的声音。
“中华民族,第一次得到了全体中国人的认同。”8月28日,宋立滨摸着布满弹孔的古长城墙,思绪在历史长河中蔓延。
回想2012年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宋立滨在会上第一次公开他们多番考证后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词出自我们村。”
在研究1933年长城抗战的过程中,古北口村请专人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查史料,让宋立滨感到意外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当时正是在古北口创作了诗词。
古北口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长城天堑之称,又被古人称为京师锁钥。1933年3月,在此地区对峙已久的中日军队在古北口长城沿线爆发激战,历时两个多月,史称“古北口战役”。
战况空前惨烈,日军出动了飞机、重炮和装甲车,对中国军队进行轮番扫荡和疯狂轰炸。整个长城古北口战役,侵华日军被击毙达数千人,中国守军亦伤亡惨重,数千名将士壮烈殉国。
据史料详细记录,1933年3月10日,田汉随上海800人慰问团来到古北口长城,慰问守卫长城的将士。看到士兵们作战勇猛,田汉很受感动,在这里住了20天,写下了《万里长城》诗。
1934年秋,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的一次会议上,田汉决定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凤凰的再生》。当年11月,田汉对《凤凰的再生》又有了新的构思:即在凤凰涅槃图的情节线索外,突出青年诗人写作长诗《万里长城》的情节线索,并将电影片名改为《风云儿女》。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随之传唱全国。
结合电影《风云儿女》,北京市密云县党史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发现,至少三次明显出现古北口长城抗战的内容:第一次是以电影特写镜头方式展示了《申报》关于古北口长城抗战的新闻报道。第二次是阿凤返回东北家乡时出现了古北口长城的画面。第三次是梁质夫的女友、战地救护队队长徐家珍在北平告知辛白华,梁质夫在古北口血战中牺牲。
“电影《风云儿女》把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国歌’联系在一起,把整个中华民族连在了一起。”上述工作人员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都一样”
2014年7月,抗战老兵、国民党一级上将郝柏村再次站在卢沟桥上,桥上的石狮子勾起了这位95岁老人对峥嵘往昔的回忆。
2005年9月3日,郝柏村受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获颁纪念章。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老人无意间随口哼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这是抗战歌曲。”郝柏村说,“那时候,全民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唱。”
“是卢沟桥畔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中国抗日战争学会常务理事、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姜廷玉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促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振兴之路在哪里?”
东北沦陷后,华北已经成了日本侵略者的俎上之肉。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走上街头,举起了民族解放大旗,为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这一运动立刻得到了全国各地响应。随后,各种救国会纷纷成立,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在上海成立。
原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元辅曾专门研究抗战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
“可以看出,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在民族危机中迅速觉醒,从自发分散的群众运动走向联合行动。”王元辅说。
不过,这一时期的影响主要在城市,依然难以唤醒民众、领导民族觉醒。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一座座美丽、宁静的都市和村庄,很快就被嗜血成性的侵略者变成屠场,成千成万的和平居民、战俘和难民,被刽子手们乱枪扫射,被进行杀人比赛和活靶训练的日军砍下头颅……
从1941年起,日本侵略者集中兵力进行疯狂“扫荡”。“他们哪能找到八路军呢?找不到了,就对老百姓发泄兽性。”在北京市密云县新城子镇,85岁的李承林虽然眼睛已经浑浊,但脑海中的回忆仍十分清晰。
“为了建立无人区,日本鬼子把所有房屋统统烧掉,追杀射击老百姓……不问任何理由枪毙。”老人的描述与当年驻密云县白马关的日本机枪分队长船生退助在回忆录中写的场景一样。
从1939年开始到1944年春,日本侵略者在热辽地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基本完成。其范围涉及今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区,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大华分析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的,他们在屠杀、烧抢、掠夺中国人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民族的区分。
这正如东北沦亡之后流行的《流亡三部曲》所唱的那样:“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
“这在客观上教育了中国各族人民,增强了他们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郑大华说。
“精神行动和意志上的团结空前未有”
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中所写:“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片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中华民族彻底觉醒,最集中的体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姜廷玉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宋庆龄曾撰文欢呼:“中华民族已经像一个巨人似的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了,全中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这样的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富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儿女揭竿而起,纷纷组建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武装,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战斗,写下了辉煌篇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全国各少数民族同胞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
1938年4月,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组成“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通电全国表示“国内诸民族绝对不可分,唯有团结一致,牺牲奋斗,方可达到保国卫民之目的”。
中华回族救国会、冀中回民组织抗战建国会、新疆民众反日联合会等各民族救国组织纷纷号召民众开展抗日救国行动。
中华民族的认同,就像《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写的那样:“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
当《风云儿女》上映后,电影开头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便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汉族民众在唱它,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各少数民族的民众也在唱它,甚至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中国人,都会有人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