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图谋由来已久
事实上，日本大举侵华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处心积虑、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前后，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人就提出“海外雄飞论”，力倡对外扩张，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明治天皇发布御笔信，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时期重臣西乡隆盛等人力主征韩，以其为侵略中国的跳板，以便“立入侵欧亚各国之基”。1887年，日军将领小川又次制定《清国征讨方略》，意图将中国分裂为数个小邦国。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利益线论”，将中国划在日本利益线范围之内。此后，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军国主义分子石原莞尔等人都提出侵华策略。由此可见，入侵中国的论调在日本由来已久。
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不仅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台湾，还得到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为了将势力扩张至中国东北，1904年，日本不惜发动日俄战争，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展开决战，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利益。
因为害怕中国强大，日方还多次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政局动荡，日本加快其侵华步伐，插手各派军阀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兵青岛，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日本还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以帮助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悍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独霸中国。大革命兴起后，日本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不仅派出军事顾问协助孙传芳指挥作战，甚至在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关东军直接出兵济南，制造“济南惨案”。1928年，日本不仅策划皇姑屯事件，还千方百计、软硬兼施阻挠东北易帜，阻碍国民政府统一中国。
自明治维新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侵华图谋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就将中国列为侵略对象，不仅有思想界的鼓吹，更有政界和军界的严密计划和周密行动。可见，日本侵华有着充分准备，是处心积虑的，所谓“偶发”事件不过是其推卸侵略战争责任的借口而已。
多次对我进行挑衅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方制造各种事端对中国进行挑衅，为全面侵华寻找借口。九一八事变就是关东军策划的，他们炸毁柳条湖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在东北军希望缩小事态时，关东军却抓住机会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东北全境。1932年一·二八事变则是日军为转移国际社会对于东北问题的关注而制造的。中国军队的长城抗战同样是日军逼迫下的结果，在中国军队撤退至长城内外时，日军通过制造种种事端，对中国军队进行挑衅。先后制造“义勇军事件”、“强登第一关城墙事件”和“炮击榆关事件”等，但均因中国军队忍让没有燃起战火。在对中国军队何柱国部进行诱降未果的情况下，1933年元旦，日军直接对中国山海关驻军发动进攻。
1935年5月，日军借口天津日租界汉奸报《国权》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杀及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区”，强迫中方以文书形式答复日本提出的各种要求，签订所谓《何梅协定》。战后审判查明，两个汉奸社长被杀均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一手策划的。
七七事变当中，日本以搜寻失踪士兵为借口，向中国守军进行挑衅。在找到所谓“失踪”士兵后，日军原本已经丧失进一步行动的理由和依据，但并不罢手，而是提出一系列极为无理和荒谬的要求，并扩大战事，最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通过对上述事件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其一，几乎所有事变都是日方主动挑起的事端;其二，在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日方往往提出无理的条件，逼迫中方让步;其三，即便中方忍辱负重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日方也置之不理，还背信弃义地发动进攻。
百般推卸战争责任
抗战胜利后，日本右翼势力对于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推诿卸责，一再强调战争爆发的偶然性和日本统治集团的内部分歧，试图推卸战争罪责。日方还试图以进行“历史细节”研究的办法，来否定侵略战争的本质。当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案牍俱在时，一些日本右翼学者仍试图凭借对某些细节问题的“分析”和“挖掘”，混淆视听。如关于七七事变的研究当中，日本右翼势力学者就妄图证明中方首开第一枪。日本右翼势力还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对其侵华罪责百般推诿。
更为可耻的是，日本右翼学者还妄图否认侵略战争的动机。他们不仅将侵华战争描绘成日本为“解放”亚洲人民所进行的“高尚”行动，甚至还有右翼学者恬不知耻地将战后亚洲人民解放运动兴起的原因归结于二战时期日本对英美等西方势力的打击。
从日本侵华图谋和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侵华蓄谋已久，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如果日本不认真反省其战争罪责，反而千方百计推诿卸责，将很难走出那段历史而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