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朗，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宣告成立。同年9月，《抗日战争研究》正式创刊。专业学会的成立和专业刊物的面世，标志着抗日战争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虽无精确的数字统计，但若说它是近代史各时段中研究队伍最为浩大、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段，相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三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还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了社会的认知。
一、 抗日战争研究的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后的10年，即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研究已经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那是一个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抗日战争研究学科初创的时期。研究者对先前流行的若干传统观点，展开了深入研究，作出了重新评价。研究热点既包括一些宏大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也包括一些具体的重要史实考证。大者如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抗战中的正面战场、抗战后期废除不平等条约后中国还是不是半殖民地、有没有出现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等问题;史实考证如“田中奏折”的真伪、马占山一度降日的性质等。对于这些宏大问题及重要史实的关注，既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在学术领域的必然反映，也是学科初建过程中研究者不得不做出回答的问题。学术争鸣热烈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尽管一些问题的研讨并未得出结论(或很难得出结论)，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大大活跃了抗日战争研究，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有力推动了抗战研究的深入进行。
随着各类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始出现抗日战争通史性著作，如何理著《抗日战争史》、龚古今和唐培吉等著《抗日战争史稿》等。这些著述对国共关系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用及相互关系、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都有不同于以往的论述，初步构建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体系。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以下有时简称“抗战史学会”或“学会”)的成立及《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标志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抗日战争史学科开始形成。
20世纪90年代，抗战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各专题研究向着不断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出版了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由相关学术机构或学术团体组织撰写的抗日战争通史著作和大型系列丛书纷纷面世，标志着抗日战争史研究走向成熟和繁荣。199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其中，军事科学院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3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代表了军史、党史研究权威部门的主流阐述，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抗战史学会也在此时推出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该丛书覆盖了抗战史研究的若干重要方面，包括《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国抗战军事史》《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经济》《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以及《抗战英烈录》《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日本侵华暴行实录》《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的毒气战》《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1931—1945)》《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在此时组织出版了一套“抗日战争史丛书”，对抗战史中的若干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十年来的抗战史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优秀作品也难以尽数。笔者个人阅读有限，挂一漏万,反而无益。因此，这里只能简单梳理一下个人体会到的三十年来抗战史研究的大致发展脉络。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抗日战争研究已从最初主要关注军事史的研究，发展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整体史的研究。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是中国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的时期。中华民族在经历苦难的同时，也在积蓄着若干积极向上的因素，进步力量不断成长壮大，为数年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准备了条件。因此，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便不仅是战争史研究，战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都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相应地，人们在评估抗日战争的意义时，也不仅仅从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角度去观察，以《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为重要标志，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更多地从近代历史的长时段、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视角去观察抗日战争的意义。随着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民族复兴视角和民族复兴话语逐渐成为研讨抗战的最常见视角和最常见话语。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8卷)便体现了这一趋势。该书展示了抗日战争诸方面的发展过程，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放在世界大环境和战后长时段中进行考察，力图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和更深入地认识抗日战争。该书强调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
具体而言，三十年来的抗战史研究呈现出如下趋势：
(一)传统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中，抗日战争不仅被作为一场战争来研究，也更多地被作为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来观察，抗战政治史的研究经久不衰。三十年来，尽管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问题，人们仍在关注，仍在研究，但热点话题逐渐发生转移，旧的热点逐渐消退，新的热点涌现出来。一些问题获得了最为接近真实的结论，这些问题便不再成为讨论热点。如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这曾是一个社会关注度很高的议题，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传统说法和作为当时合法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说法皆未能反映真实历史，难以说服对方。刘大年先生提出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即国共两党分别领导抗战的看法。此后，张海鹏先生对国共分别领导抗战这一观点又展开了更进一步的论述。这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看法，逐渐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主流认识。国共分别领导抗战或共同领导抗战的观点虽在不同的著述中表述不一，但其基本思想应已成学界共识。最近这些年来，学界已不再纠结于领导权问题的研究。作为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抗战时期的政治进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对战时民主参政意识的成长、国民参政会、两次民主宪政运动等问题的研究，揭示了在战争时期不可避免地出现集权趋势的同时，为了动员更多的民众投入战争，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宽松，民众民主参政的意识亦随之同步增长。对于敌后战场，除了继续关注对敌作战外，研究者较为集中地探讨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这些局部执政的经验为中共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全国执政准备了条件。
军事史的研究原本是战争史研究的主体部分，并曾一度形成热潮，在上世纪80年代，抗战中的重要战役都获得了相应的研究，但此后一段时期军事史研究的热潮有所消退。近年来军事史研究又重新成为热点，研究者的关注点从战争进程及战争决策，逐渐转移到诸如军队编制、后勤供给、兵役制度、参谋制度、兵工生产与武器装备等更为具体的如何保障战争的实证研究，以扎实的研究向人们揭示，战争何以能进行下去，战略意图何以得到实现或未能得到实现。军事史研究从以往关注想不想打及如何规划打的问题，深入到探讨能不能打的问题，探讨影响战斗力的各种因素。
相对于战时政治史与军事史研究中的国共关系问题，外交史研究中的中国与美、英、苏、德等主要大国的关系问题，具有更多的研究空间。随着中国与苏联(俄罗斯)及西方关系的改善，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的苏联与美英(尤其是美国)援华成为可能。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及中美、中苏、中英关系的有分量的专著陆续面世。这些著述肯定了美、苏、英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不仅很快取得学界认可，也很快获得社会认可。美英坐山观虎斗纵容日本侵略以及“远东慕尼黑”的传统说法经历了重新检视，研究者客观地揭示了美英从中立政策到援华制日政策的转变过程。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研究者提出，中国国际地位在抗战后期有较大提升，以名列“四强”及最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标志，中国确实获得了大国地位。但这一结论经历了较长时间才获得学界和社会的接受。在战时外交史的研究中，中国参与建构战后新秩序的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与此类似，在以往已有相当研究基础的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总之，在传统的抗战史领域，研究正向着更加精深的方向持续发展。
(二)新的研究领域被不断开拓
研究者在传统研究领域继续耕耘的同时，不断开拓着新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抗战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的急速发展，是抗战史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的最显著特征。社会史研究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中断后，以不可阻挡的蓄力向各学科渗透。在抗战史研究中，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抗战社会史研究，成果数量当列各领域之首。抗战史研究由此呈现出从关注高层决策及实施过程到关注社会中下层的战时斗争与生存的变化。这一落地生根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战时社会的实态，理解抗日战争何以能持久地坚持下来，国共力量对比何以在对日战争中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抗战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区域光谱。区域抗战史的研究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者致力于考察抗战时期不同区域发生的显著与潜在的变化、地方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与消长，试图揭示地方社会在战争中经历了怎样的秩序破坏与重建。
抗战大后方的研究也呈现繁荣之势。与中共抗日根据地比较起来，大后方研究起步较晚。当各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史料集和学术专著纷纷出版时，大后方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与中共根据地支撑着敌后战场一样，大后方支撑着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作为战时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还负有统筹国家抗战和建设事务的功能。国民党在大后方治理中的成败得失，同样直接影响抗战的进程，影响着战后的走向。大后方研究的发展是抗战研究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2011年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标志性意义，抗战大后方研究由此从以往的散兵作战进入有组织有规划的新阶段。该中心推出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规模宏大，包括档案文献43种66卷、学术专著25种26卷、普及读物4种6卷，集中反映了抗战大后方的研究成果。
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对于中共根据地和大后方，沦陷区的研究比较薄弱，且不平衡。对“满洲国”及汪伪政权这两个区域的研究比较丰富一些，而对其他沦陷区的研究则偏弱。即便是对“满洲国”和汪伪统治区的研究，也存在若干薄弱环节。沦陷区覆盖了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华中，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皆囊括其中。日伪如何维持在沦陷区的统治，沦陷区人民如何面对战争，需要花大力气做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其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更甚于研究根据地和大后方。比如，在沦陷区，存在着日、伪、国、共等多种力量，诉求各不相同，而在中共根据地，主要活跃着的只有一种力量，国民政府统治区则稍许复杂一点。但无论是中共根据地还是国统区，社会上下的抗战目标只有一个，这就是取得胜利。而在沦陷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战争目标大相径庭。即便是实施统治的日、伪之间，战争目的也难称一致。因此，沦陷区研究更具复杂性。近年来，对沦陷区的研究以及对伪军、汉奸等特殊群体的研究，日渐引起学者重视，有不少成果面世。
对日军在华暴行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已经起步，90年代后逐渐成熟和系统化。这既是学科发展不断开拓深化的要求，也是因应日本右翼不断发表歪曲侵略历史的言论的结果。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重量级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和《南京大屠杀全史》(3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主要由南京地区100多位学者历时十年编成,他们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相关材料基本收集回来,改变了以往资料零碎、分散的状况,全面呈现了日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依托该史料集，《南京大屠杀全史》成为目前最为全面、理性、细致地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原创型力作。有关在华日军的其他罪行研究，如日军强征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和化学战的研究，三十年来亦有众多重要成果面世，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这些年来，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取得了重要进展。
我国各级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的可利用程度历来为学者所关注，因各种因素，利用上仍有一些不便。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的抗战史研究，从2016年开始，国家档案局组织全国县级以上的各级档案馆编纂《抗日战争档案汇编》，计划出版不少于1000册。收录范围既包括中国军民的抗战档案，也包括汪伪、伪满、伪蒙政权档案，日本侵华档案以及同盟国援助的相关档案等。目前，各级档案馆已陆续出版了此前难以得见的珍贵档案455册。其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抗战史料尤为令人关注，2020年由金城出版社出版的档案有《一·二八淞沪抗战档案汇编》(23册)、《长城抗战档案汇编》(30册)、《抗战军粮档案选编》(20册)、《抗战兵役档案选编》(30册)、《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播音纪要》(77册);2020、202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有《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50册)、《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续编》(50册)。如此大规模地公开出版抗战档案史料，是档案馆系统前所未有的大动作，这些档案的公开，必将大大推动抗战史研究的深入。
抗战史料的搜集中，关注日方史料是近年来的一大特点。如徐勇、臧运祜主编的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搜集整理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46册)、汤重南主编的《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59册)、《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51册)、《日本侵华军事密档·侵占台湾》(64册)、《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45册)等，广泛搜集了日本军政部门及御前会议的重要文献，为深入研究日本对华侵略的全过程提供了便利。
对于日本在华遗存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也是近年来史料搜集工作的新方向。近代日本为满足侵略需要，系统地开展对华情报调查，广泛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军事、社会、文化、民俗等诸多方面。这类调查活动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见闻录、调查报告、统计资料及研究专著等。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为培养“中国通”而开设的学校，从清末到日本投降，每年派学生到中国各地调查旅行，其调查成果呈送日本相关政府部门和军方，为其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资料主要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爱知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其馆藏部分为底本进行整理，2016年影印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其中旅行日志76卷、调查报告124卷，计200卷。次年，又出版续编250卷。
满铁下设的各调查部门是日本对华系统调查的重要机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整理出版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档案馆收藏的满铁档案，目前已出版《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辑“铁调查月报”100册、第二辑“经济调查”50册、第三辑“贸易调查”60册、第四辑“农业调查”140册，计350册。这些调查资料的撰写者，以满铁调查部门为主，还包括伪满洲国各行政部门及日本商工会议所等机构团体。这些满铁调查资料，原始文件封面上多有“秘”或“极秘”字样，较为稀见，对于研究日本对华调查和经济侵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抗战史料搜集整理及呈现以供利用方面用力最深的是“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以下简称“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该平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档案局与国家图书馆共同牵头，由近代史研究所承办。2018年9月2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网站正式上线，供全社会公开免费使用。截至2021年7月底，平台已上线文献图书114642册、报纸1045种、期刊3098种，收录中国近现代史文献总量逾3500余万页。该平台对所有用户永久公益开放，浏览和下载均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一平台的建成，极大地便利了抗战史乃至近代史研究者，受到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
利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及相关资料，金以林、罗敏主编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100册)。资料集收录的文献以抗战军事为核心，包括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游击战战略战术、作战总结、对日作战战术、机密军情文献、军政文献、国防战略思想等与军事紧密相关的内容，其中很大一部分为标有“极机密”字样的内部印刷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四)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认知
历史研究的成果对社会的影响通常是渐进缓慢的，一般来说，学术研究的成果首先要在讨论与质疑中获得学界的认可，然后逐渐扩大影响，获得社会的认可。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结论，只有在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后，才有可能出现在国家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这样一个逐步获得学界、社会及国家高层认可的过程，往往要经历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时间。观察三十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抗战纪念讲话，也会为我们体会抗战研究的社会认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20世纪90年代始，每次抗战胜利逢十周年庆祝之时，国家均会举行最高层级的纪念大会，国家领导人与会发表重要讲话。这一讲话无疑代表了那一时期社会与国家的主流认知。1995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志愿援华行动，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巨大支持和宝贵援助。”这一讲话，肯定了战时盟国尤其是四大盟国的合作和贡献。
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一讲话，肯定了国民党及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作用。
201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这一讲话，明确地肯定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获得大国地位，将抗战史放到中华民族复兴史的进程中去观察和阐释。
对抗战史研究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美英苏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国于抗战中获得大国地位等，都是抗战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大问题，这些认识都经历了一个讨论与逐步被接受的过程。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反映了社会对学界研究的接受和肯定，反映了抗战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
二、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主要工作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之时，中央有关领导、抗战将帅及相关部门对学会的筹建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时任总理李鹏亲批了学会的第一笔建会经费。可以说，学会是在社会的高度关注下产生的。
学会成立后，在协调全国抗战史研究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组织了数十场具有重大影响的研讨会，推动学术交流。海内外学者共聚一堂，交流学问，增进共识。学会还组织推动学术成果的出版。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学会推出“抗日战争史丛书”，丛书的核心著作《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书名本身便具震撼性，观点鲜明。将抗日战争视为“中国复兴枢纽”的看法，逐渐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成为评判抗日战争的最有力最简明的表述。
《抗日战争研究》作为抗战史学会的会刊，由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迄今为止仍是国内唯一以“抗日战争研究”命名的专门刊载抗战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三十年来，在海内外抗战研究者的支持下，刊物的学术质量与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抗战史研究的一块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该刊不是被动地等米下锅，而是积极主办和参与主办各类学术会议，注意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并予以扶持和引导。该刊大力培养年轻人才，注重刊载他们的佳作。从2013年起，该刊举办“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迄今已历八届。可以说，《抗日战争研究》在推动和引领抗战史研究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抗战史研究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抗日战争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绩，但与这场战争的伟大意义相比，我们的研究还不够，需要大力加强。这一要求的提出，使抗战史研究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此后，经相关方面及抗战史研究专家的反复讨论，形成了推动抗战史研究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大家的共识是，必须大力加强抗战资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化已有的研究，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主要资助课题大多为重要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如日本战犯审判资料、李顿调查团资料、侵华日军细菌战资料、日本对华调查资料、满铁资料等。近年来新立项的课题，如海外藏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档案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山西抗日战争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日本侵华作战相关文献的收集翻译与研究等，更是凸显了这一趋势。
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学术组织工作，主要依托抗战史学会进行。专项工程设立学术委员会，其成员主要由学会的常务理事构成。学术委员会负责审议新课题的立项、已立项课题的中期检查和最终结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工作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组成专项工程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
五年来，专项工程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已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便是专项工程资助的一个重要项目。此外，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部队与日军细菌战、国联李顿调查团等专题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均产生了若干新的成果。
近年来，学会所承担的另一项重大工作是推动海峡两岸抗战史研究的交流。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支持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组织了每年一届的两岸抗战史研究论坛。首次论坛于2017年在南京举行，150余名两岸学者、退役将领及学生参加了会议。抗战老兵、曾任台湾“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的郝柏村先生率领台湾数十名退役将领参加了会议，坦诚的交流进一步弥合了分歧。两岸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国际社会对此重视不够。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两岸彼此对国、共抗战的负面评价，也是影响外人轻视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次会议上，此前对国军抗战高度肯定，而对中共抗战评价持比较消极态度的郝柏村先生高度肯定了中共抗战的功绩，影响很大。
此后，两会2018年于武汉、2019年于南宁继续举行了第二、三届论坛。昆仑关战场故地，两岸退役将军携手登山，共同缅怀抗战先烈，其情其景令人感怀不已，传为佳话。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以来，论坛未能继续举行。2021年9月间，两会联络海峡两岸知名人士和书画家联袂在沈阳举行“铭史承志：九一八事变90周年海峡两岸书画展”，并确认在疫情好转后论坛将继续举办下去。
三、 未来抗战史研究的展望
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展望未来，抗战史研究会持续现有的发展趋势，预期将在如下几方面取得更大的发展：
(一)继续推进海内外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和数据库建设。今后几年，学界仍会投入较大精力继续开展海内外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并择其要者编辑出版。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今后数年还将继续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整理与研究类项目予以资助。在数据平台的建设中，作为龙头项目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将会继续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扶持，有望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史料最丰富且完全公益化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海内外所有抗战史研究者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成为功能强大的研究助推器。
(二)区域抗战史的研究不断深化并注重整合。其中，已有相当研究基础的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史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对各抗日根据地史料的全面搜集整理，将推动更加精细化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中的建党、建军、建政活动的深入研究，将进一步挖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成长壮大的内在动力和成功因素。国统区的研究也将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某些施政何以成功，某些施政何以失败?成败之鉴将会得到更为准确的理性的阐释。沦陷区的研究也将得到加强，既关注沦陷区民众的反抗，也关注沦陷区日常生活的实态。
(三)抗日战争军事史的研究将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军事史是抗日战争研究的基础内容，以往已有不少成果，但依然存在着若干空白或薄弱之点，存在着若干不精细不准确之处。研究者的兴趣已经开始倾向重大战役战斗、战略战术、指挥系统与军事体制、政工党务、武器装备、军需后勤、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以准确把握中国各抗日武装队伍的战斗力，阐述中国何以在敌强我弱的战争中坚持下来并最终取得胜利。以往研究不够充分的东北抗日军队，尤其是东北义勇军的研究，将会得到加强。
(四)更加注重抗战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世界变局的重要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场世界大战，它的发生距离上次大战的结束只有二十年左右，它结束后的七十余年间虽然局部战争不断，但再未发生世界范围的战争。这说明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皆有重要的可取之处。这也是二战史研究迄今仍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相信对于二战及世界秩序的研究，将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持久引发研究者的兴趣。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从一个被侵略的弱国跃升为盟国四强，并积极参与了战后版图规划及战后国际新秩序的设计。今天，世界处于新的变局之中，研究总结二战时期的经验教训，最大可能地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研究仍将是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课题。三十年来，学界对日军暴行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一些基本的资料已得到充分发掘，未来很难出现新的爆炸性的资料。但由于两个原因，对于日军暴行的研究仍将继续推动下去。一是这些研究成果，虽为国内学界和社会所了解所承认，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需加强，日本右翼不断挑起否定日军战争罪行的话题，促使这一研究将继续深入下去;二是这一研究仍有一些模糊或不准确的叙述，需要做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夯实研究基础。
还可以预见的是，普及性的抗战史研究成果推广将在未来数年会得到加强。这是因为，在抗战史专业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持续不退的抗战史热，洪流中难免泥沙俱下。这其中，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络写手任意歪曲史实，一些快餐式电视神剧的胡乱编造，影响颇大，它们向社会传达了关于抗战历史的错误叙述。专业研究者有责任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普及化形式推向社会，讲述真实可信的抗战历史，以正视听。
(责任编辑：高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