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

　　关 键 词：中共与美国关系/美军观察组/赫尔利

　　作者简介：于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阶段，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曾经建立起短暂的军事合作关系。为推动双方共同对日作战、实现对侵华日军的全面反攻，中共方面以极大的诚意，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与加强同美国的合作，这理应成为双方发展全面合作关系的有利契机。可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者从维护战后在华利益出发，在对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和政局发展趋势作出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确定了既要极力扶持国民党，又要尽量避免国共内战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身负调解国共矛盾使命的赫尔利完全倒向国民党一边，采取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其后果是非但国共之间的矛盾丝毫没有解决，美国与中共的矛盾和分歧也不断加深，双方关系逐渐趋于紧张并在随后到来的国共内战中走向敌对。历史本来为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但是美国政府的决策失误却断送了双方“即使不能成为亲密朋友和盟友，至少也不成为死敌”① 的前景。

　　一、美军观察组与双方合作的启动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身处陕北偏僻小城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立即意识到，这一事件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强调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提出“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②，表达了英美发展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利用身处大后方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了“以美国为主”③ 的国际交往活动。周恩来先后会见过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威尔基、拉铁摩尔，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同美国驻华使馆和许多英美记者也保持着经常性联系。1942年夏，周恩来多次向美国人士表示，欢迎美国派出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开展双方的合作。同年11月20日，周恩来在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文森特、谢伟思的谈话中提出，希望美国采取措施来改变对中共的政策，这些措施应该包括：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重申美国希望看见中国有真正的民主，承认中共是反法西斯的力量之一，美国对华援助应有一部分给中共。④ 这些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如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以及外交官文森特、戴维斯、谢伟思等，都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腐败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极为不满，而对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怀有同情和好感，主张与中共建立和发展关系。根据戴维斯的建议，美国政府决定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经罗斯福总统与蒋介石反复交涉，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抵达延安。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美军事使团来延安的问题，决定：对美军事使团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⑤ 7月13日，毛泽东向共产国际通报了观察组即将来延的消息，表示将利用国民党的进一步失败，推动美国向它施加更大压力，以解决国共关系问题。⑥ 中共领导人把观察组的到来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周恩来给王炳南的信表达了这种喜悦的心情。“这一回打通了，以后将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⑦ 观察组第二批人员抵延后，《解放日报》于8月15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特意加上去的。8月18日，中共中央就中外记者访问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示强调，应把这两件事“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⑧

　　美军观察组名义上隶属于史迪威将军的驻华美军总部，其任务是搜集与对日作战有关的各类军事情报，当然也包括调查了解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由于其使命的特殊性，观察组与华盛顿的国务院、陆军部甚至白宫保持着联系的渠道。在国民党一直对外严密封锁敌后根据地消息的情况下，观察组的到来为中共打开了一扇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窗口。中共领导人相信，通过美军观察组的亲见亲闻，“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⑨ 不仅如此，还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⑩ 对于同美军开展合作，党内有人表现出一定的顾虑，毛泽东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此作了解释。他说：与美军开展合作，从全局上看，利多害少。“一则美我配合侦察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11) 9月9日，毛泽东、刘少奇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12)，要求各地对观察组的工作充分予以配合。

　　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多次与观察组成员谈话，阐述中共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就扩大双方合作与美方人员进行深入的探讨。八路军高级将领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聂荣臻、贺龙等分别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情况。中共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向观察组提供了具体的帮助：(1)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中共方面把通过己方渠道搜集到的日军情报提供给美方，到抗战结束，中共提供给观察组的情报仅书面报告就多达120多份。为观察组收集空军和海军作战所需气象情报提供便利，帮助他们在延安和根据地的边缘地区设立气象站和小型电台，配备气象观测人员。据美军总部评价，延安气象站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中国十个气象站中名列第一。新四军五师也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进行了有效的情报合作。(13)(2)考察敌后根据地。观察组到延安后，中共方面为其安排了一系列考察活动。从1944年8月到1945年1月，美军人员先后到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绥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得到了大量敌后抗日斗争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考察活动由中央通知各地周密安排，并派出专门人员护送。包瑞德和谢伟思还曾计划通过空降访问苏北根据地，但因困难太大未能成行。(3)营救美军飞行员。延安专门成立了由各根据地代表组成的空地救援委员会，负责协调营救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坠落美军飞行员的工作。以毛泽东名义回赠罗斯福的《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对于帮助美军飞行员迅速获救起了重要作用。(14) 到日本投降时，根据地军民共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军人员102人，并为此牺牲了110多人。

　　中共在这段时间里与美军观察组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是最有效、最具实质性的，双方对此都感到愉快和满意。杨尚昆晚年回忆接待美军观察组的经历时，把这种关系精炼地概括为十二个字，即“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商共事”。(15) 谢伟思亦曾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16)

　　二、中共对史迪威指挥权的支持

　　指挥权问题曾是蒋介石与史迪威争执的焦点之一。史迪威来华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确认史迪威的职权是：监督和控制所有美国对华军事债助;在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全部驻华美军以及可能划归他指挥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出席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作战会议和担任委员长的参谋长。根据这一谅解，史迪威到中国后便期望和争取拥有对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但他的努力遭到视兵权为命根子的蒋介石的强烈抵制。有过第一次缅甸战役的惨痛经历，史迪威认识到，蒋介石一心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因而是不可能放手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他来指挥的。

　　中共对史迪威的尴尬处境深表同情，提出可以把中共军队纳入史迪威指挥之下。1942年6月29日，病中的周恩来在重庆接受戴维斯的访问。“周将军强调说，在任何试图收复缅甸的作战中，最重要的是统一指挥。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委员长答应，他愿意率领他所统率的共产党军队参与缅甸战役，而且‘我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17) 1943年8月，史迪威与邓宝珊、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就同八路军合作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并制订出了一项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在华北采取联合行动牵制日军，使日军不能实现沿长江西进或威胁长沙的计划。9月6日，史迪威再次提出一项与八路军联合作战的建议，并为此专门致信蒋介石。上述计划均因蒋介石的阻挠搁浅。1944年7月，豫湘桂战役形势吃紧，马歇尔准备提议把史迪威由缅甸战场调往中国，并就此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能否在中国把事情办好。史迪威的答复是：要把事情办好，重要的是要对中国军队有指挥的全权。要挽救局势，只有一种可能，即从华北的山西省发动反攻。这种作战需要有共产党的部队参加，他们也应当参加。史迪威向国民党军委会后勤部提出应给予八路军补给，后勤部据此拟定了对八路军的补给计划。后勤部长俞鹏飞看到计划，大骂部下糊涂，在计划上用墨笔划了对角X字，随手丢出门外。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要把围困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大军调到南方对付日军，也遭到拒绝。史迪威认为：“把封锁共产党置于比对日作战优先的地位，简直是荒唐，其结果也只能是灾难。”(18) 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蒋介石与史迪威为指挥权问题闹得越来越僵，中共却主动提出了设立盟军指挥部的设想。1944年7月8日，朱德对访问延安的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说：“指挥中国一切部队的一个盟国最高统帅是必要的。只有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保证中国一切部队的平等待遇，惟有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保证充分利用抗敌的一切武力和克服统一指挥的一切妨害，这一切妨害在过去曾大大阻碍了我们的抗敌方式。除此之外，中国军队没有别的配合方法。”“一个美国总司令指挥中国的一切部队，在中国人民和我们自己的官长与士兵心里，不会引起丢脸的问题，老百姓跟我们一样很欢迎有个盟国最高统帅，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指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破产了。”(19) 他明确表示，他愿意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置于已被提名为盟军最高司令的史迪威将军的领导之下。(20) 几天后毛泽东也对斯坦因说：蒋介石可能不会同意建立盟军司令部，但我们愿意要。在7月28日与谢伟思的谈话中，周恩来对设立盟军指挥部的提议作了补充，他说：“这种意见的时机还未到来;我们必须等到美国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到达中国和反攻已实际在望。统帅必须是美国人，并且完全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假如得到中央政府同意的话。”(21) 9月25日，朱德向谢伟思再次表示，赞成任命一位美国指挥官来统辖全部中国军队。

　　1944年9月13日，史迪威在重庆会见了中共代表。史迪威告诉中共代表，他愿意到延安访问。他随后向马歇尔汇报说：“他们转告我，愿意在我的指挥下打仗，但是不接受蒋介石任命的中国军官指挥。”此前史迪威曾收到包瑞德的信，信中说：“共产党人愿意同日军打仗，他们的军队有战斗力……他们愿意在你的指挥下打仗。”(22) 受到上述消息的鼓舞，史迪威9月下旬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如下建议：“(1)派我赴延安，向共产党人提出如下提议：甲、共产党人承认委员长的最高权威，并通过我接受指挥。乙、红军只用于黄河以北，与中央政府军脱离接触。丙、向5个师(共军)提供装备和弹药，并附以支援火炮。丁、让这些红军师保持满员。戊、国民党和共产党停止讨论政治事务，走到打败日军。(2)租借法(军事)物资移交给委员长在中国交付分配，附如下谅解：甲、‘X’和‘Y’部队(印缅和云南部队)有第一优先权。乙、第一批30个师的其余部分、红军和即将组成的贵阳(州)部队有同等的优先权。丙、其他部队在没有完全改编之前不予装备。这包括日常补给。(3)指挥权问题，待赫尔利将军建议之命令发布时定案。”(23) 如果接受这一建议，那就意味着中共军队得到美国的正式承认，并有权参与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24) 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允许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史迪威的提议。

　　中共关于同意接受美军指挥的意见是认真的、慎重的，适足与蒋介石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在与蒋介石的角力中，史迪威成了罗斯福对华政策的牺牲品，他指挥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愿望终未实现。

　　三、中共准备配合美军登陆行动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后，以马歇尔、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国陆军主张派作战部队在中国的东南部沿海地区登陆，建立向日本本土发起决定性攻击的战略基地。根据这一设想，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1943年5月14日召开的联合参谋部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建议由美国从东面，英国和中国从西面夹击广州——香港。然后，双方军队携手向华北进军，从那里加强对日本的空袭，如果还不能强迫日本投降，就进攻日本本土。(25) 8月，由罗斯福和丘吉尔主持的魁北克会议认为，中国为轰炸日本、袭击日本到南海的交通线和进入日本提供了最好的潜在条件，击败日本的计划的重点仍然是盟军在华北站住脚。1944年3月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决定，美军计划于12月在中国沿海登陆，并在5月命令海军情报官梅乐斯从与中国军队配合作战的角度，提出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最理想地区。对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中共方面不止一次地表明了欢迎和乐于配合的态度。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主动谈到了美军登陆问题，他说：“我们认为美国必须在中国登陆。当然，这要取决于日本的力量和战争的进展。而日本的主要力量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北——且不说满洲……如果进行登陆，美军就必须同国共双方军队合作。我们的军队现在包围了汉口、长沙、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在内层包围圈，国民党却远在外围。如果美国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合作，重要的是让我们分别在各自和防区活动……当我们在不同的防区作战时，美国军队就可以看到我们与国民党的差异：我们有民众支持，并能战斗。”毛泽东还说：“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采取合作态度。我们必须合作，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26)

　　10月22日，史迪威总部外事官员戴维斯、埃默森访问延安。在当晚的会谈中，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探讨中共和美军共同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戴维斯问毛泽东，假如美军在华北沿海登陆，共产党军队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援?毛泽东爽快地回答，会给予全面合作——如果美军的登陆是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而且包括援助中共军队的话。叶剑英在后来的讨论中向戴维斯说明：如果美军在连云港登陆，应投入五个师的兵力，中共愿投入五万名正规部队支援美军的登陆行动;在华北，中共将用正规军和游击队普遍发动进攻，破坏交通线，以钳制住敌人。叶还要求把连云港作为中共军队的补给基地，以补充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周恩来也说，假如美国当局愿意选择其他港口登陆，同样会得到全面合作。中共军队愿意全力参加战斗，并将动员港口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为美军提供劳力和食品。总之，共产党人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合作。(27) 中共方面相当重视戴维斯提出的问题，12月初，请美军观察组的海军中尉希契专程回国，将一封由朱德签署的信件送达美国军方要人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信中说，如果美军将在中国采取任何战略行动的话，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将尽最大努力进行配合。

　　由驻华美军总部授权，包瑞德、伯德、戴维斯一行于12月15日来延，再度与中共方面讨论军事合作问题，驻华美军总部参谋长麦克鲁尔要包瑞德面告中共领导人，战胜德军之后，在欧洲战场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可能要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列岛的最后攻击。并指示他向中共方面了解，当该师在山东沿海中共控制地区建立滩头阵地后，正常的美军补给线开始运转之前，中共方面能否为其提供物资供应。另外，伯德还带来战略情报局的在山东沿海地区与中共合作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以下要点：(1)派遣美国特工人员连同中共作战人员，从事破坏日军交通线，飞机场及碉堡等军事设施，全面性地破坏扰乱日本的部署;(2)彻底武装中共作战人员，以帮助及保护这些从事破坏日军设施的工作人员;(3)由魏德迈将军选择攻击日本的地点;(4)对中共2.5万名游击队员，提供全套的武器(不包括食物与衣服);(5)成立一所学校，教导中共军事人员，使用美式武器，以及如何从事破坏日军设施、日军交通线路等等的工作;(6)建立一套情报通讯网络与八路军联络;(7)提供至少1万支乌兹步枪给中共人民自卫队;(8)当魏德迈执行此计划时，要求65万中共部队及250万的中共人民自卫队，彻底配合美国作战。(28)

　　包瑞德等就这些计划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进行磋商，中共方面表明了积极合作的态度，答应向这个师提供物资供应和其它帮助。12月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谈有关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问题，拟出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原则和条件的方案。同时强调，配合必须是有条件的，即美军必须服从中共的政策法令，不准带国民党军队入境建立政权，军队开出之前要拟订合作协定，要给中共20个旅的武器装备等。(29) 鉴于此事关系重大，毛泽东、周恩来于1945年1月通过美军观察组向华盛顿送出一封信，表示愿意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最高当局当面讨论上述计划。

　　正像毛泽东与谢伟思谈到的那样，中共一直认为，美军会在中国沿海登陆，而最有可能的地区是山东和江苏。因此，早就对配合美军登陆行动有所部署。1944年6月21日，毛泽东致电山东军区：上海可能有英美军事情报机关，他们需要我们根据地和海口作降落场和停泊舰船之用，也是实情。最好办法是要其派代表到根据地谈。或先作某些情报交换，看其可靠程度，再作进一步接洽。6月29日另电南方局董必武，要他了解：是美国军事代表团还是美驻华使馆询问山东准备的空军降落场和海军停泊港问题，其目的在于临时降落、停泊还是在于作反攻基地用。8月20日，毛泽东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要求两处收集青岛、烟台、连云港等敌海军的有关材料，并专门建设这种情报工作，供给军委。(30)

　　从1944年8月起，中共中央明显加强了对新四军配合盟军登陆准备工作的指导，并把浙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电华中局，要求在上海和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使沪杭两城和沪杭路完全处在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31) 8月21日，毛泽东电告新四军：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我军配合作战。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起义。(32) 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33) 毛泽东、刘少奇11月2日致新四军的电报对此作出了具体部署：“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下列步骤：(1)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2)除即调两团外，准备再从一、三、二、四各师调五至六个团南进。(3)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4)对各大城市工作作出具体布置。(5)对苏浙各区(浙东区、沪东区、杭嘉两区、浙西区、浙南区、苏南各区)作具体布置。”(34) 1944年底，毛泽东依然认为美军可能在中国登陆。(35) 1945年2月24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局：“美军登陆是必然的”(36)，要求新四军的苏南、浙东、皖南各部队在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及扩大部队，准备大举跃进，华中局应该充分做好迎接美国人的各种准备。根据中央的部署，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奉命率三个团于1944年底渡江南进，开辟浙东，准备建立苏浙皖根据地。与一个月前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湘粤边一样，此举是中共中央为迎接全面反攻作出的精心安排。

　　如上所述，中共在与美国最初的合作中表现出了充分的诚意，并且期待双方合作的扩大和发展。令人费解的是，中共方面的积极态度为什么没有引起华盛顿的应有重视和对等反应?双方的关系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密切反而渐行渐远?处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国际国内局势中，肯定是多重因素的复合作用造成了这种结果，概要说来，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二是赫尔利的不良作用;三是美国对日作战军事战略的变化。

　　四、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死结

　　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国际战略家，罗斯福对中国问题十分关注，并从建立远东战略格局和维护美国长期利益的层面加以筹划。长期担任国务卿的赫尔这样概括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们在中国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个目标是在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承认中国是大国，她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并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的新秩序作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37) 罗斯福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目标不言自明，第二个目标的实质，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稳定的自由主义的亲美的国家，在战后的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取代日本成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帮助美国实现控制远东的战略意图。尤其是当对日本的胜利已经可以预期时，罗斯福已经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考虑中国问题，并据此确定近期对华政策重点，一是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二是努力避免中国陷入内战。

　　罗斯福对华政策的目标能否实现，首先取决于中国局势的发展。实际情况是，掌控着中央政权和主要行政、经济、外交资源的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实行民主改革，对日作战极度被动，却用几十个师的兵力封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摩擦;中共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的同时，广泛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顽强地生存并且成长壮大起来;抗战之初建立的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只剩下一具空壳，国共矛盾持续加剧大大增加了爆发内战的可能。可能是受到驻华使馆官员对中国形势看法的影响，罗斯福在1943年9月与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便流露出对中国内战的忧虑。“他(罗斯福)最担心的是在击败日本后爆发内战。那时的危险是苏联将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进行干涉，西方列强将出于自身的利益被吸引或者被强迫而支持反共的一方。他说，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我们曾经目睹的内战中的西班牙十分相似的情景，所不同的是战争的规模更大，内在的危险更严重。他认为，战后最有可能出现麻烦的地点就是中国”。(38) 如果听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不仅罗斯福战后的远东安排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一旦美国被拖入同苏联的战争，必将重现一场世界性的战乱与灾难。这是罗斯福绝对不希望看到的。华莱士副总统1944年6月访华时，就代表罗斯福一再向蒋介石说明对国共问题的关切，并表示美国愿意居间调解。尔后罗斯福又任命赫尔利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争端。

　　无须怀疑罗斯福弥合国共冲突、避免中国内战的努力，可他对中国问题的介入，并不是站在与国共等距的中立立场上，而是从一开始就偏向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虽然史迪威、高斯、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在报告中再三陈说，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危及其政权的地步，蒋介石无意于对日作战，只想保存实力打内战，美国不应对蒋介石抱过高的期望。连华莱士也提醒罗斯福：“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39) 但罗斯福却坚持认为，蒋介石尽管不愿意同日本人打仗，却表示愿意同美国“站在一起”，拥戴美国“负起领导责任”，甚至可以做到“违背我们自己的判断”来“支持美国的政策”。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使委员长高兴”。(40) 罗斯福在1943年3月8日致信马歇尔，批评史迪威同蒋介石打交道的方式，强调蒋介石是“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不能用“对待摩洛哥苏丹的方式”来对待他。(41) 罗斯福认为，对目前的中国而言，蒋介石是个不可替代的人物，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在政治上他必须支持蒋介石”，“我们还是得依靠他们”。(42) 赫尔利奉命使华之前，罗斯福向他交待，自己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参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为什么罗斯福对史迪威等人的意见置之不顾，决意支持他自称并不了解的蒋介石?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蒋介石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又与美国结成了反法西斯的盟国关系。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罗斯福要利用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建立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排除英国和苏联的影响，使中国在战后联合国的组织中，与美国完全一致地行动。所以，当蒋介石就史迪威问题最后摊牌时，他作出了召回史迪威而迁就蒋介石的决定。(43) 罗斯福把中美关系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用他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话说是“赌错了马”。摸透罗斯福心思的赫尔利，正是牢牢抓住“扶蒋”做足了文章，从而把美国对华政策一步步引入死胡同。

　　罗斯福决定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未必真是想与中共发展实质性的合作。促使他下决心的，也许是戴维斯报告中的这样一段话：“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行动作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作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代表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44) 后来就有美国学者指出：“总统主要关心的，是收集情报和利用迪克西使团作为使中国两派达成初步联合的手段。罗斯福的言论和行动并不表明他打算单方面或违反国民党的意愿支持共产党人。”(45) 1945年3月中旬，罗斯福与斯诺有过一次长谈。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记述，罗斯福对国共谈判没有进展感到失望，他对斯诺说，蒋介石对共产党要求的某些类似人权法案的保证“提出了一些十分荒谬的反对意见”，而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认识到中共作为游击区的实际政府正在日益增长的力量，正在考虑直接帮助中共抗击日本，打算在美军更加接近日本本土时，将物资和联络官员运送到华北沿海地区。斯诺问他，“我设想，我们的立场是，只要我们承认蒋政府是唯一政府，我们就必须只通过他来向中国供应所有的物资，对吗?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是吧?”罗斯福回答：“我一直在那里同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双方联合起来。”(46) 这段谈话往往被用来证实罗斯福有意援助中共，然而谈话给斯诺留下的印象，是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府，成为统一和进步的中国的核心”。(47) 即便是他在考虑向中共提供一些帮助，也不过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

　　如果罗斯福愿意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样，致力于发展双方的军事、文化、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他是有机会做许多事情的。他可以批准分配给中共以部分美国援华物资，可以同意双方就共同对日作战开展合作，可以阻止赫尔利对双方互信的破坏，甚至可以安排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倘若他要做这些事，恐怕没人能够阻挡他。答案只有一个：并非他不能，而是他不想。这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区隔，也有实际利益的考量。直到去世，罗斯福没有采取任何帮助中共的实际措施，没有赋予低层级的美军观察组以更重要的使命，也没有提升与中共关系的打算，反倒任由赫尔利把观察组搞得七零八落，对精通中国事务并对中共持同情态度的戴维斯、谢伟思等进行排斥和打击，听任他公开宣布美国的政策是只支持蒋介石政府。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领袖，罗斯福出于对共产主义本能的戒备，不能容许未来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的国家。在罗斯福看来，在战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只能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共注定只能扮演一个配角。而美国同中共发展全面的合作关系，只会抬高中共的政治地位，增加中共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砝码，这与他所争取的由蒋介石统一中国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中共作为一大政治力量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绕过中共求得中国问题的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由国民党作出某些让步，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进行适当的民主改革，吸收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48)，同时保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不变。假如没有苏联的支持，力量处于弱势的中共只能无奈地接受他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罗斯福先是于1944年5月要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斯大林转达他的口信：他相信蒋介石“是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应当遭到破坏”。随后又背着蒋介石在雅尔塔会议上与斯大林做起了幕后交易，以牺牲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换取苏联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承诺。

　　罗斯福扶蒋但不支持内战的对华政策，本身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问题的实质在于，最想打内战的恰恰就是蒋介石而非中共。美国越是支持蒋介石，越是不肯同中共发展关系，有恃无恐的蒋介石用武力消灭中共的欲望就越强烈，内战爆发的可能性越大。美国驻华外交官们已经看出罗斯福对华政策潜藏的危机，经美国驻华使馆全体官员讨论，由使馆代办乔治·艾奇逊于1945年2月28日发给国务院的电报警告说：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蒋的实力感，并导致了他的不现实的乐观主义和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另一方面促使中共确信，美国已经决定“只单独支持蒋”，从而迅速扩大和加强了它的军事行动。美国如果继续执行只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在中国发生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灾难性的内部冲突的可能加速爆发”。(49) 以后事态的发展也果真是如此。

　　五、赫尔利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反映了他对复杂的中国情势缺乏透彻的了解，对蒋介石和中共的估计都有失误，而派赫尔利这样一个头脑简单、行事乖张的人全权处理对华事务，更是一个极大的失策。本来，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扶蒋是基本的方面，但也是有条件的，包括在必要时向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罗斯福与斯诺的谈话也表明，他并未完全排除将来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尽量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和灵活的姿态，对美国政府来说无疑是较为明智的。赫尔利介入国共矛盾的调停后，很快就把美国对华政策的灵活性丢到脑后，无原则地迎合蒋介石与国民党，把所谓的“调停”变成了国、美对中共的联手打压。

　　赫尔利刚到中国时，还有意摆出一副“公正”的面孔。他在与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的谈话中表示，中共应得到合法地位，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他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援华物资也决不偏重某一方。(50) 他还曾对谢伟思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要让共产党得到武器!”在1944年11月初对延安的第一次访问中，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与中共达成以建立联合政府为核心的五点协议，并主动在草案上签了字。陪同赫尔利参加谈判的包瑞德注意到，赫尔利“离开延安时是满怀希望的，并且情绪很好。他确信，不仅这些建议的条款是公平的，而且委员长也有接受它们的理由，即便不会全部接受，至少也会接受足够的部分以利于促进谈判”。(51) 赫尔利返回重庆后对戴维斯表示，协定的内容显然是公正的，如果谈判失败，那是政府的而不是共产党人的过错。然而，当国民党拒绝中共方案后，赫尔利居然若无其事地对周恩来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他摇身一变，反过来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旨在消解中共军队的三点反建议，从而失信于中共。即便如此，中共仍表示“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52)，可赫尔利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此后依然翻云覆雨，我行我素。

　　赫尔利把支持蒋介石当成了他最高的和惟一的使命，他的做法引起了在华美国外交官的普遍不满。接到有关的报告后，国务院向赫尔利提出质疑。在1944年12月24日答复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询问时，赫尔利为自己辩解说：“我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是：(1)防止国民政府崩溃。(2)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53) 1945年1月15日前后，赫尔利致信罗斯福，再次声称：对他的指示“当然”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和支持蒋介石，同时统一中国的军队，尽可能地帮助政府自由化，并促成一个统一、自由、民主的中国。对于赫尔利的说法，罗斯福未作任何否定或修正。1945年1月16日，赫尔利向使馆工作人员宣布，美国人呆在中国是为了确保一切军事和政治派别都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

　　曾经暗地里帮助蒋介石赶走史迪威的赫尔利深知，最让蒋介石耿耿于怀的，是史迪威力主与中共军队联合进行对日作战并向中共军队提供必要的援助。为避免重蹈史迪威的覆辙，他蛮横地拒绝一切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提议。得知驻华美军总部麦克鲁尔的计划后，他在1945年1月14日写给罗斯福“亲览”的信中告起了“御状”，说：魏德迈属下的某些官员“起草了一个关于在共产党统治地区使用美国伞兵部队的计划，还计划在游击战中由美国人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们就根据美国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确定了计划，完全绕过了国民政府。美国的补给直接装备共产党的军队，这恰恰是共产党想要的，他们自己的身份得以确认，又装备了他们自身，同时毁了国民政府”。(54) 2月7日和18日，赫尔利两度致函美国国务卿，重申上述意见，并说：“我们的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在中国统一军队和统一政府成为事实之前，所有的武装军阀、武装游击队和中共军队，必须毫无例外地服从国民政府的统治。”“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地位的原则和方法。”(55)

　　美军观察组多次提出向中共军队提供物资援助的要求，均遭到了赫尔利的否决。赫尔利认为，对中共的援助只会破坏他让国共达成和解的努力，坚持中共必须先向国民党让步并达成协议，然后才有得到美国援助的可能。他在1945年1月31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声称：“在我与共产党的所有谈判中，我都坚持，美国不愿将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或反对国民政府的叛乱者而向它提供物资供应或给予其他援助。美国对共产党的任何援助都必须通过中国国民政府给予该党。”(56) 为此，赫尔利拒绝了朱德1月22日提出的美国军方贷款2000万美元用于策反汪伪官员及军队的建议。赫尔利后来写道：“如果我们同意共产党的计划，或者准予朱德提出的租借法案援助和财政援助的话，那么美国支持蒋介石作为军队的大元帅和政府的主席，防止国民政府崩溃的既定政策就会失败。尽管朱将军所要求的财政援助最终可能会证实比从美国进口相等数量武器弹药用于反对日本更加节约，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这种帮助将等于向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提供武器，因而是个危险的先例。”(57) 这清楚地说明，在赫尔利看来，对日作战可以置之不顾，只有对是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有利才是他判断是非的标准。

　　对于延安提出的毛泽东、周恩来访问美国的计划，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故作神秘地说：“我听到了这一计划的风声，直到共产党向魏德迈将军提出毛泽东、周恩来将去华盛顿与您秘密会谈时，我才知道这一计划已提交给共产党了。他们要求魏德迈将军就他们拟议中的访问您一事向国民政府和我保密。”(58) 他竭力主张罗斯福拒绝会见共产党人，而加紧准备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设法赢得苏联对蒋介石的支持。(59) 罗斯福听从了赫尔利的意见，从而错过了一个修好与中共关系、重建相互信任的良机。

　　赫尔利的乖戾与专横还表现在对他的美国同僚的无情打击上。为了压制对华政策上的不同声音，赫尔利先是把包瑞德排挤出观察组，又把戴维斯排挤出驻华使馆。他恫吓重新回到中国的谢伟思：要是想作什么手脚来妨碍我，那么就要叫你倒霉。使馆政治科科长林沃尔特曾把有关中国战场的一些报告发回华盛顿，这些报告明显地不利于国民党。赫尔利看了报告的副本后，拔出手枪声嘶力竭地吼道：“你是说你把这个发给他们了?有人犯的错误比这轻，都被我枪毙了。”(60) 他宣布，今后美国的政策由他说了算，而他的原则是不准发送任何有损美国政策的函电。除非经过他签字，否则任何材料不得上报。(61) 赫尔利的飞扬跋扈激起了美国驻华人员的群愤。2月28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逊利用赫尔利回国的时机，向国务院发出由使馆全体外交官集体讨论、谢伟思起草的长电，对赫尔利一味袒护蒋介石的政策提出严厉批评，建议美国政府明确告诉蒋介石，美国将与中共以及其他能够在对日作战中提供帮助的集团合作。赫尔利看到这个电报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起草电报的谢伟思。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也不援助其他的政府或政治势力。(62) 这一讲话成为中共与美国关系倒退的标志性事件。在赫尔利返回中国之前，罗斯福只是轻描淡写地嘱咐说，现在要尽量对他们(共产党)宽容，尽量说有利的话，不要破坏你有可能使中国武装力量统一的基础。赫尔利回到中国，立即对美国驻华官员进行了清洗，凡是与28日长电有关的人员都被调离岗位，谢伟思也不得不黯然离开中国。

　　直到1945年11月最后辞去驻华大使一职，赫尔利长达15个月的“调解”不仅未能缓和国共之间的紧张状态，却使得美国与中共的矛盾日益凸显。甚至一些处在旁观者位置上的美国人对此都看得很清楚，美国财政部的驻华代表爱德乐曾经写信给部长摩根索说：总统的那位特使完全误解了和歪曲了现实。亟需华盛顿施加压力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人。蒋介石抱有一种“拼死的愿望”，一种加快发动内战的劲头。赫尔利继续迎合蒋介石的反动的、死不妥协的立场，他不断铸下的大错很可能导致内战，使共产党人完全同美国疏远，并使中国变成苏美冲突的焦点。(63) 与赫尔利鼓噪起来的反共声浪相比，可惜这种声音太微弱了。赫尔利带给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破坏性作用是巨大的，谢伟思将其称之为“一个灾难”一点也不过分。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也对赫尔利的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或许能发展一种合作关系，至少可以避免彼此交战……赫尔利特使对这种富有建设性的合作所做出的反应是草率和漠不关心的，这种合作很快成了泡影。”“这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美国人，爱好浮夸，头脑简单……他采取的愚笨的调解和消弭内战的办法，是让蒋介石把他的想法整个接收过去。赫尔利违反美国驻华大使馆全体同事的主张，一味给蒋介石加油，拼命向他供应美国物资，完全不顾后果如何。到头来，他自己当然也从画面上消失了。但是他的政策在华盛顿还是被继续遵循着，终于导致美国被中国远远踢开。”(64)

　　六、美国军事战略变化对合作的影响

　　导致中共与美国关系受挫的第三个因素是美国对日作战军事战略的变化。前文说道，美军确曾有过在华东沿海登陆，以此为战略基地向日本本土发起攻击的计划。美军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必须得到实际控制着华东沿海地区的中共军队与游击队的配合。戴维斯、谢伟思等美国在华外交官力主发展与中共的军事合作，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然而，还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跳岛进攻的进展和中缅印战区的胶着状况，已经使美国的决策者确信，从太平洋岛屿发动进攻可以打败日本，而无需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陆战。尤其是在日军通过“一号作战”占领了美国在华南的空军基地之后，美国已放弃了在中国登陆的一切想法。1944年7月，罗斯福在美军攻占塞班岛后亲自飞往珍珠港，与麦克阿瑟、尼米兹商量下一步作战方向，正式批准了以菲律宾而不是台湾为进军方向。(65) 10月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既无须从台湾也无须从华东沿海登陆。与此同时，史迪威也得到来自华盛顿的讯息：尼米兹所宣布的将在中国口岸登陆，仅仅是诱敌，美国对占领香港、广州已无兴趣。对厦门、青岛还有兴趣，但仅仅是为了将日军牵制在中国。美国决不愿在中国大陆使用大批军队。史迪威在10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很清楚，陆军部和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战区(指中国战区)已经抹掉，对我们已无所盼望。(美国)军队不会送来了。”(66)

　　大约在同意撤换史迪威的同时，罗斯福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他最终放弃了在中国登陆的设想，“关于中国大陆上的战争，我们必须让俄国人来进行”。(67) 苏联同意出兵东北和美国原子弹研制的顺利进展，都预示着对日作战将会迅速结束，代价巨大的华东登陆行动已经变得没有多少意义。对最高当局已经取消登陆计划毫不知情的不仅是驻华美军总部的外交官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连国务院方面似乎也不明就里(68)，如1945年1月29日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的备忘录仍提议：“如果对日作战在中国沿海地带进行，我们就建议我们的军事当局准备武装他们认为能够有效地用来打击日本人的任何中国军队，而且他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将此通知中国军事当局。”(69) 3月1日中国科起草的另一份备忘录也说：“如果美国的军事行动能得到中共军队的合作，我们应该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弹药。”(70) 两份文件都提到，如果美军的登陆行动能够得到中共军队的支持，就向中共提供援助。华东登陆计划的取消，对美国方面而言，意味着与中共合作的客观需求大大降低了。对于一向讲求实际的美国人而言，有求于人与无求于人，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七、中共对美政策的重大转变

　　中共期望与美国合作，并且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但对美国不肯扩大合作甚至拒绝合作也有思想准备。还在1944年8月，中共南方局即致电中央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谨慎。对于国民党，罗斯福一面不满意蒋介石的法西斯倾向及抗战不力，一面仍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支持他，希望他用宪政的方法争取多数人拥护来和我们对抗。对于我党，美国今天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同时又怀着很深的戒惧。美国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不会造成中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不会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71) 毛泽东十分重视并肯定这篇电报所作的分析。在赫尔利调停过程中，中共既尽量保持克制与其维持有条件的合作，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1944年12月，包瑞德受赫尔利派遣到延安劝说中共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毛泽东气愤地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72)“我们不象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象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的行走。”(73) 1945年1月25日，赫尔利提出一个与宋子文共同策划的四点方案，内容是：在行政院下设立战时内阁;成立整编委员会，由美国军官一人，国共两方各一人组成;由一名美国军官作中共军队总司令，国共两方各任命一人为副司令;整编委员会成立后，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74)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揭露了赫尔利的险恶用心：“这是将中国的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75) 史迪威当初提出指挥中共军队，是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现在赫尔利重提设立美军指挥官问题，目的是战后控制中国的局势，性质完全不同。中共对此洞若观火，断然拒绝了赫尔利的方案。2月初，毛泽东又特别叮嘱周恩来，今后“史迪威式之指挥全国军队，请勿强调”。(76)

　　赫尔利关于美国只支持蒋介石的谈话发表后，中共方面迅即作出反应。重庆《新华日报》于4月5日发表评论驳斥赫尔利的言论，称他完全误解和歪曲了共产党人真诚地争取和美国合作以抗击日本这一事实，他所奉行的政策只会“加重混乱，推动内战，延缓胜利”。(77) 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中共中央判定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走向扶蒋反共，并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对美政策。6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在为七大所作的结论中，他郑重提醒全党，要注意斯科比式的外来干涉的危险。中国有可能变成以美国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78) “美亚杂志案”发生后，《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时评《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毛泽东撰写《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文，公开点名批判“赫尔利之流”的对华政策。同时采取措施，限制美军观察组和美军人员在解放区的活动。这表明，费尽周折建立起来的中共与美国合作关系快要走到了尽头，只要美国对华政策不做根本的改变，双方最终走向对抗只是或迟或早的事。

　　注 释：

　　①[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著，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6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52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575页。

　　④叶自成著：《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72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22页。

　　⑥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78页。

　　⑦王炳南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6～37页。

　　⑧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14页。

　　⑨《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4页。

　　(11)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39～34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44页。

　　(13)《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21页。

　　(14)杨迪著：《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98页。

　　(15)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27页、226页。

　　(16)[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著，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17页。

　　(17)[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196页。

　　(18)资中筠著：《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19)[英]斯坦因著：《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94页。

　　(20)[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460页。

　　(21)[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第214页。

　　(22)[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第702页、729页。

　　(23)[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308页。

　　(24)1944年9月23日，周恩来根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的决定，起草致史迪威的说帖，其中提出：要求国民政府和同盟国给予我军应得之供给和援助，“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一。”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597页。

　　(25)《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第一编，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347～348页。

　　(26)[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著，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25、229页。

　　(27)[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326页、345页。

　　(28)邵宗海著：《美国介入国共和谈之角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134页。[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374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07页。

　　(3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417页、420页。

　　(3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728页。

　　(3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420～421页。

　　(3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33页。

　　(3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33页。

　　(3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34页。

　　(3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2页。

　　(37)[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0页。

　　(38)[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42页。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31页。

　　(39)邓蜀生著：《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69页

　　(40)牛军著：《内战前夕：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台湾巴比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6页。

　　(41)[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著，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第66页。

　　(42)[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75页。[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578页。

　　(43)此前那些要求蒋介石赋予史迪威军队指挥权的言词尖锐的电报，大都出自史迪威的顶头上司和至交马歇尔的手笔，未必完全反映罗斯福的真实想法。

　　(44)[美]伊·卡恩著，陈亮、隋丽君、林楚平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29页。

　　(45)[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185～186页。

　　(46)[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著，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第133页。

　　(47)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第172页。

　　(48)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曾向蒋介石表明：“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见项立岭著：《中美关系史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92页。

　　(49)[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313～314页。

　　(50)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43页。

　　(51)[美]D·包瑞德著，万高潮、卫大匡译：《美国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85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06页。

　　(53)[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著，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第124页。

　　(54)[美]卡萝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1947美国观察组延安963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05页。

　　(55)刘德喜著：《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14页。

　　(56)[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97页。

　　(57)[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161～162页。

　　(58)刘德喜著：《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13页。

　　(59)[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05页。

　　(60)[美]伊·卡恩著，陈亮、隋丽君、林楚平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87页。

　　(61)[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06、207页。

　　(62)[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53～154页。

　　(63)[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07页。

　　(64)[美]费正清著，傅光明译：《观察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73页。[美]费正清著，刘尊祺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12页。

　　(65)[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著，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85～88页。[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1991年出版，第14～15页。

　　(66)项立岭著：《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42页。

　　(67)茹莹著：《从协调走向对立：美苏对华政策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9页。

　　(68)据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一书的记述，3月前后任职于国务院远东司的文森特就武装和使用中共军队问题质询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后者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而是把话题扯开了。菲斯推测，可能是魏德迈觉得不便告诉文森特，在中国沿海较大的登陆计划已经存档。他只是对文森特说，他所得到的情报不够确切，无法保证共产党游击队是否真正有用的意见确有道理，但他反对加强共产党军队。见该书第302～303页。

　　(69)[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著，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第129～130页。

　　(70)[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著，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第133页。

　　(71)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37～338页。

　　(72)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80页。

　　(73)[美]D·包瑞德著，万高潮、卫大匡译：《美国观察组在延安》，第95页。

　　(74)《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第49页。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74页。

　　(76)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61页。

　　(77)《新华日报》，1945年4月5日。

　　(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