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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侨批文化看福建海外华侨在外漂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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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华侨李贤萍用自己设计印制的“李贤萍用笺”寄给故乡父母的侨批。  在帆船时代,经营侨批的水客又称“走水”,一般为老洋客,多是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浮海贩易的“商人”。由于有的水客兼营招募华工,相较“新客”或“新唐”(刚离乡的中国人)而言,又被称为“客头”。

  为了便于管理数量日渐增多的侨批,水客首先设立了帮号和戳记。这些盖上水客名字的戳记和手写帮号,成了后来侨批信局运作机制建立的基础。

  “阿全写信”的口讯

  1921年,同安锦宅村人黄开物收到陈赞珍寄来的侨批,由水客徐和德带批。侨批封的背面盖上“徐和德带信”和“交完”并写了帮号,这是一个侨批从海外寄款到家乡的单向运作流程。

  许多华侨不识字,闽南民间早年流传“阿全写信”的故事,讲述石狮蚶江人阿全出洋谋生,托林来带100元和“口讯”给发妻阿珍,他在纸上画了8只狗和7座寺。林来返乡后仅给阿珍50元,阿珍马上指着画说,不对!八九(狗)七十二加四(寺)七二十八,是一百元啊!林来只好补足百元。

  “‘阿全写信’反映出福建海外华侨最早是通过委托水手、返乡亲友利用季风时节捎带银款和批信回家的。”福建社科院研究员邓达宏说,这“信”已具有信、汇合一的“侨批”形式。

侨批封“竹报平安”图案

  事实上,只有凭着良好的个人信用和人脉关系,水客这种个体经营侨批方式才得以从17世纪延续到信局经营为主的时代。最初的水客,具有丰富的跨国经验,熟悉海外和家乡的情况,经常来往于两地间,对出入海关的各种手续了然于心,海外华侨便托其携带家书和钱款给国内亲属。水客利用托带的钱款就地采办海外特产,回乡后以物易款再分发侨批,从中获利,随着带钱带物的数量与次数增多,生意做大,自然就成了一门职业。

  整个侨批、回批运作流程由水客一人完成,谓之“走单帮”。其银信经营多为“一条龙”服务,既可携带物品、书信、货币(大银、鹰银),也可传口讯,且能深入穷乡僻壤,收揽银信,登门派送侨批,很受乡人欢迎。

  19世纪末,出国华侨人数激增,汇款回乡数量大涨,很多水客抓住了商机,后来发展成为侨批局的经营者。

  水客带来异域情趣

  水客带批运作周期较长,往往一两个月才能来回一趟。1867年,英国人开始在曼谷、香港、新加坡之间开办邮政业务,部分侨批业者开始通过邮局寄递侨批。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侨批往往以总包的形式寄往中国,即按总包内的侨批数量和规定邮资,贴邮票于总包封上,而总包内的侨批则不贴邮票,因此在侨批封并没有邮局贴邮票、盖发出地邮戳等邮寄信息。

  不过,“通过侨批信局的侨批只能寄款不能寄物品,而通过水客的侨批既能寄款也能附寄物品。”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伯孳说,在20世纪初侨批信局主导菲律宾与福建之间汇兑市场的情况下,依然存在水客经营侨批的一定空间。

  在马尼拉经营恒美布庄的黄开物,托付水客的侨批除寄款外,还附寄了椰油、金玳瑁梳、番饼、童子毛纱袜、鳘鱼油、芽柄刀、正白铜汤匙、洋吹琴、日本花布、放足皮鞋、燕窝、雪茄烟等舶来物。例如,丁未年(1907年)元月十八,托一位叫“正润”的水客带送“龙银4元、什布1大包(白水铒4.2丈、色水铒1.2丈、白吧力条、零布3件)、玻璃瓶2个、童子鞋拖1对、金铜鸟仔1匣、日本扇1支”。

  在那个物资交流相对缺乏的年代,水客除了跟侨批局一样带来生活费用外,还给侨眷带来了家乡购买不到的日常用品和艺术品,令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异域情趣。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侨批封只写“母亲大人收”,没有确切的收件人名或地址不详,一般邮局是无法投递的,而侨批局的“编列专用号码”,水客们的“两地熟”,均能为之妥为投送。

  “利以义制”的文化内涵

  1936年,一封从印尼巴厘岛寄往安溪的侨批中,内信使用的是峇厘合益公司制作的便用笺,笺头印有中文和荷兰文两种文字,体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印着“广告”头像的私人信笺,也成了华侨直接传播东南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种载体。1936年,石狮籍菲律宾华侨李贤萍将自己设计印制的侨批信笺寄给家乡父母,信笺上方印有他个人头像,头像上面是弧形排字“福建晋江县永宁区银江乡”,头像下面标有“李贤萍用笺”字样。

  由水客和信局转驳的侨批封,相当数量采用的是“红条封”,象征“吉祥平安”。1928年以后,香港永发公司开始印制侨批美术封,在“红条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中部印着不同图案的山水画。

  这些美术封,目前见到的有“玉堂富贵,白头永昌”“戴仲岩春日携双柑斗酒”“风尘三侠”“双人骑白鹿”“彭泽高踪”“鸿雁来仪”“故园松鹤老无恙”40多种题材。思古之幽情,往往引发了侨批经手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向往和热爱。

  侨批不仅记录着家庭琐事、敬老扶亲、慈善公益等内容,也记录着不同时期重要事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激起华侨同仇敌忾,除陈嘉庚领导的筹赈运动外,在5月12日菲律宾怡朗的侨批封上即现抗日歌戳印:“奉劝诸君要记得,东洋货色习不得。如果买了东洋货,便是洋奴卖国贼。”笺头印有“勿忘国耻”。

  到了1931年“9·18事变”,用戳印来表现爱国热忱,更达高潮,“你买日货,日人赚你的钱,便造子弹来杀你和你的同胞,你该当何罪”……在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系列抗战戳印,当中3号字竖排戳印“矢志救国,彻底抵制日货。卧薪尝胆,誓雪此仇方休。团结起来,共同为国捐躯,勿贪小利,勿作亡国奸商”,共40字,是目前侨批封上所见最长的戳印之一。

  爱家爱国、救国救民,这些凸显了海外华侨的高风亮节,而深受传统道德文化影响,建立在“人格诚信”基础上严密的管理制度,形成了福建侨批业独有的商业网络运作模式。

  创办于1898年的泉州王顺兴信局,其曾经启用的四种批银戳记,当中一款为“泉城新门外王宫乡王为针偕弟为奇/在泉办理邮政分局并收垊信逐帮缴/回所有分送信项概用大银无收酒资/寓垊新街尾新路异文斋门牌第79号”,“垊”指菲律宾马尼拉,“无收酒资”就是不收小费,折射出童叟无欺的价值取向。

  “利以义制”的侨批经营理念,体现出“人无信不立”这一共同的文化根源。省档案局局长丁志隆认为,侨批档案彰显了孝悌、信义等中国传统文化内核,见证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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