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空军名义上有500余架飞机，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而日军飞机有2700架。日本空军进犯广东时，广州只有九架飞机防守。日军零式战斗机爬升率高，转弯半径小，速度快，航程远。而中国空军使用的主要还是二十年代的古董——— 一种帆布蒙皮、敞着座舱的双翼飞机，飞行员们把它们叫做“老道格拉斯”。它又慢又笨，火力很弱。空战中为了抢高度，要一圈一圈地往上爬，而日机却能够一下子就拉起来。到了1937年底，中国的“古董飞机”越战越少，就大量改装民用机，本就奇缺的中国飞行员驾驶着“古董飞机”或由民用机改装的战机，去迎战日本先进的战斗机，由航校毕业到战死，平均只有六个月。
悬殊的空中实力，决定我方只能“消极防空”，即以减少损失和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为目的，以实施对空隐蔽、防护和消除空袭后果为主要手段的防空。它包括疏散、消防、防毒、除奸、救护、避难、工务抢修等。
为此，抗战一开始，昆明就成立了以昆明警备司令禄国藩为司令官的云南省防空司令部。不久又成立了昆明防护团，以禄国藩为团长，下设总务、警报、警备、消防、掩埋、抢修、灯火管制、交通管制。防护团依照省会警察分局分成8个防护区团，区团长由警察分局长兼任，宪兵各区队长兼任副区团长。还成立防空协会，龙云亲任会长。1939年12月，又成立了云南省防空协导委员会，负责全省防空业务之协导、建议、宣传、征募等工作。由党政军官员、商界与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公推委员十七人。由禄国藩为主任委员，李鸿谟为副主任委员。除政府全力防空外，防空协导委员会要求全民防空，自护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