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被周恩来誉为“东北人的榜样”的爱国知识分子高崇民在《东北中学校刊》上发表了《东北魂》一文。他提出“东北魂”的概念，高度概括和提炼了东北流亡同胞的救亡图存精神，系统阐述了他们的抗战规划和要求。这篇文章吹响了东北流亡同胞“复土还乡、打回老家去”的冲锋号角。
“九一八后东北之魂显可见”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了不甘屈服的东北流亡集团，高崇民将其命名为“东北魂”。他指出，“东北魂”是依托东北知识分子有志之士，以收复东北进而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一大群志士精英。这个论断唤醒了迷茫中的东北人，激励他们团结一致为收复东北而努力。
东北各阶层人士形成一支30万人之多的流亡大军。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受压迫，居无定所，饱受流亡之苦。面对民族危亡，东北人不计前隙，新旧各派同仇敌忾、团结抗日。高崇民认为，这是“东北魂”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等东北爱国知识分子历史地承担了领导东北抗日救亡的重任。他们在事变后的第9天就组建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率先在全国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他们不仅支援和帮助义勇军、创办《救国旬刊》等反日救国刊物，而且以集会、演讲、游行等各种形式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极大激发了东北人打回老家去的豪情，动员了一支强劲的抗日队伍。这个由东北精英在关内组织成立的特殊政治集团，在抗战中逐渐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东北有魂，东北不亡”
东北人不甘屈辱。高崇民在《东北魂》中，号召东北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抱有收复东北的决心和责任，振聋发聩地发出了“东北有魂，东北不亡”的呐喊。这是东北流亡民众誓死打回老家去的伟大抗战精神的真实写照，成为鼓舞他们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东北有魂，东北不亡”精神的激励下，东北爱国知识分子怀有坚定信念。即使在东北救亡运动的低潮时期，他们也能明确方向，克服困难，坚持到底。《塘沽协定》签订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国民政府”强令取缔。但他们很快又秘密成立了抗日的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人同东北军进行联系的纽带。张学良归国之后，为取悦蒋介石而解散了复东会，组建起与黄埔系联合的四维学会。高崇民、阎宝航等人虽然在张学良的劝说下勉强参与，但逐渐对不抗日的四维学会产生不满。1935年，东北爱国知识分子得知被派往西北“剿共”的东北军与红军交战屡屡失败后，忧心如焚：如果东北军再这样下去，难免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根本无法实现打回老家去的夙愿。他们及时召开会议，探讨东北军的前途，给迷茫中的张学良指点迷津，从而促使东北军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东北军被东调后，东北爱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又重新组建了东北救亡总会，成为全国抗战大潮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创办《反攻》半月刊，发行遍及全国各地，报道东北及国内外东北同胞英勇的抗日斗争事迹。1942年东北救亡总会被国民党取缔之后，东北爱国知识分子顽强地坚守着《反攻》半月刊的阵地，使这面救亡大旗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种“东北有魂，东北不亡”的强大信念支撑和鼓舞着东北同胞在十四年抗战中不屈不挠、奋勇向前。
从“东北魂”到“中国魂”
东北人相信，东北必能收复，中华民族必能胜利。东北收复之日，即中华民族复兴之时。高崇民将“东北魂”升华为“中国魂”，将复土还乡与中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东北人是为民族生存而战，东北是中国的东北，只有收复东北，中华民族复兴才有希望。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魂”同支援全国抗战和中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战胜利而努力。东北救亡总会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救亡团体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战。他们的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在全国都非常有影响。在武汉时期，东北救亡总会取得了“各救亡团体中公认的老大哥”的地位。为支持全国抗战，他们直接选派东北青年到抗战队伍中，同时开办战时训练班，培训干部并送往前线。在“东北魂”的指引下，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已汇入了支援全国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从“收复东北”到“抗战胜利”再到“民族复兴”，东北流亡同胞步履弥坚。
高崇民始终坚持国家统一的原则。东北是中国的东北，收复东北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这一信念扎根在东北流亡同胞心中，使他们在抗战中与放弃东北的主张斗争到底。1939年1月，蒋介石试图放弃东北和部分华北地区的主权，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抗战到底之“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何为抗战到底之“底”?是鸭绿江边还是卢沟桥?东北爱国知识分子赞成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收复一切失地，打到鸭绿江边”的主张。阎宝航等东北爱国人士发表文章驳斥蒋介石，并号召东北元老和社会各界、东北流亡同胞等就抗战到底之“底”进行论战。在社会各界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委托陈诚做出妥协，“最低限度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最低限度要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东北爱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行为有力地诠释了“东北是中国的东北”、“东北收复之日，即中华民族复兴之时”的主张，在事关抗战前途和中华民族命运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本文系2016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经验教训研究”(L16ADJ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