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仓坡宿舍在府甬道尽头，出门往东百余米就是风景宜人的翠湖。这儿离西南联大很近，和联大附中仅隔一墙，所以孩子们都愿意搬去。可是，闻一多夫人高真不大乐意。她舍不得昆华中学宿舍门前那片空地，在物价飞涨的日子里，一家人的蔬菜就是从那里自种自收。宜人的气候和多雨的季节，使园子里的菜常常吃不完还可以送人。况且西仓坡每月房租七千元，而昆中则分文不取呢。
全家开民主会决定搬家
怎么办?全家开了个民主会，最后用表决的方式决定搬家。孩子叫来一辆大车，七手八脚东西就装完了，一家人浩浩荡荡直奔西仓坡。进大门时恰碰到吴晗，他也迁到这里。吴晗惊喜地问：“决定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搬来了?”闻一多拂髯大笑：“我们用民主方式表决的呵。愿意搬家的人多，当然很快就来了。”吴晗也笑道：“这不叫民主，是孩主，他们都未成年，算不得公民咧。”闻一多随即又得意又惋惜地说：“人多做事的多，一动手，那一点东西就光了。可惜人多手杂，把家中唯一的一只热水瓶砸掉了!”
这次搬家，可谓是家庭民主的体现，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闻一多作为一家之主，有时也有家长作风，但可贵的是他能逐渐改掉。一次，儿子立鹤一篇作文没有写好，气得闻一多狠狠训了他一顿。为这事，立鹤三天不出屋，不肯吃饭，一家人都不快活。立雕为大哥抱不平，和父亲争辩。最后闻一多向孩子认错，说：“这是我父亲从前所受的教育，而我也施之于你们身上，到今天我才发现这样教育法错了，我很了解你们，而且希望你们将来待你们的孩子们不要再用我这法子。”全家听后都笑了，小屋里又充满了欢乐。正在吃饭的立雕禁不住把泪落进饭碗里，他放下筷子走到翠湖边，心想：“爸爸这么苦，我们不能因此原谅他吗?他这么大年纪，还在向我们学习。”
还在北平时，闻一多家里就雇了保姆赵妈，几个孩子都是她带大的。“七七”事变爆发时，小妹闻惠羽还在襁褓中，赵妈把她抱在怀里，与闻一多一起南下到汉口。从汉口去昆明的路上，因为人多买票困难，常要分成两批，小妹就交给赵妈。过贵州境时，遇过一回匪情，旅店外枪声四起，赵妈搂着小妹伏在地上，用身子遮住孩子。十多年来，赵妈已成闻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闻一多总说自己是八口之家，把赵妈也包括在内。正是这个原因，闻一多夫妇和孩子们都很尊重她。每天早上，赵妈要扫地，闻一多看到就不让她干，夺来自己扫。为了这些事，赵妈还发过脾气。主人不肯让保姆劳累，保姆为着不能干活发脾气，这也是闻一多家庭民主的表现吧。
闻一多很忙，只有吃饭的时候和家人在一起，所以不少问题都在饭桌上讨论。闻一多的大女儿闻名说：“我们的家庭变成民主的家庭，这可以说是爸的一个成功。我们吃饭时往往和爸辩论得面红耳赤，为了一个问题或一件事，以至于饭都吃不下去了。”这在当时一般人家庭生活中，怕是不多见的。
走上新的生活后，闻一多常常说民主要首先从自己做起。田汉的妻子安娥在一次宴会上就听闻一多这么讲过。那是194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昆明文艺界一些朋友招待从重庆来的剧友，田汉与安娥都出席了。吃饭时，大家请“老先生”坐上席，“老先生”说要民主，大家随便坐，无分上下。
“我们先问问闻先生，在家里同师母民主不?”安娥是闻一多早年在北京艺专教过的学生，所以略带顽皮地问。
“那我是绝对的民主，并尊重女权，”闻一多认真地声明，“不过，我内人同我的看法倒不同，比如她给我倒杯茶我接受了，她觉得很平常。可是我要给她倒一杯，她就神情不安地觉得不对劲。我怎样想法子改正她，直到今天还没改过来。”
席间，闻一多热情地招呼座中的女客。“闻先生，不敢当。自己来。”女客说。闻一多笑了：“在美国有一个规矩，就是说你必须招呼坐在你两边的女客。”“你们听呀!谁说‘闻胡子’老呀?”田汉喊着。“这和老不老没有关系呢”，闻一多不动声色地说。
这次宴席上，“闻师说了一句要言，那便是：民主运动必须从自己身上先做起，时时刻刻先要检讨自己。”安娥回忆道。
闻一多与高真的婚姻是旧式的，起初难说得上美满。在北平时，闻一多整天钻进书斋，很少与人来往，家里也极少请客。偶尔有朋友请他们夫妇吃饭，到时间只是闻一多一人戴上帽子不声不响走了。主人问太太为什么不来，他就推说孩子小，太太离不开。间或有同事的太太拉高真去玩一会，闻一多就不高兴，弄得清华园里流行起对高真的评语：架子大!高真感到真冤枉，自己有什么架子?只是不愿让丈夫不高兴罢了。
孩子的家庭教育
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也使闻一多的夫妻关系更加甜蜜。在那艰苦的日子里，这位大家闺秀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贫困，全力支持闻一多的事业。
在昆明，闻一多总劝高真多休息，鼓励她出去玩，甚至到朋友家住几天。遇有好的电影，全家出动，安步当车，来回好几个小时。西南联大和联大附中有游艺会、话剧公演、诗歌朗诵，闻一多都陪着高真同去。有时夫人精神不大好，他就劝驾，让孩子拉拉扯扯地请了去。逢到交际宴会，只要允许携眷，总少不了高真。闻一多离不开妻子了，回到家就问：“你妈呢?”要是见不到妻子，就让孩子去找，直到找着才放心。
立鹤在家里是大哥，这孩子让人放心，里外都争气。1945年暑假，他为了早些为父母分忧，决心从高二跳班考大学。家里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若考不取就意味着失学。可是，立鹤一个月把高三的课程攻了下来。8月3日，西南联大公布初试成绩，立鹤的国文、英文、算学三门成绩总分超过155分，在取得复试的156人中排名第66位。这年是昆明地区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联合统考，投考者有2400多人，录取名额仅350名，其中西南联大招收132人，这个数字与比例说明立鹤的坚韧精神。16日，立鹤缴纳国币300元换取复试证，20日参加复试，最终在西南联大昆明区录取的164名新生中，排名第63位，被外国语文学系录取。一个月来，家里一直放心不下，这时才欢喜起来，闻一多特把一支美国朋友送的派克钢笔赠给立鹤，以示奖励。
和立鹤平和性情相反，老二立雕的性格比较倔强，有什么要求，总是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说出来，并自信要求是合理的，必须达到。他的胃不好，一次又疼了起来，母亲给他准备了碗牛奶，他不喝。闻一多把药送到联大附中，他也是不肯吃，气得闻一多当着众多的同学把他痛骂一顿。立雕胃寒怕冷，高真特意从饭菜中省下些钱为他织了件毛线衣，让他穿在薄棉袍里。谁知他看见一位家在南洋沦陷区的朋友庄任秋没有衣服，便送给庄任秋了。高真免不了埋怨几句，立雕就自辩道：我为什么要穿那么多，人家一件也没有，怎么过?夜晚没有被盖，怎么成?
一次，一个同学交不起伙食费，大家替他凑，立雕也自报了五千元。闻一多听了，迟疑了一下，说：太多点吧!家里没有了，等明天到学校支薪再说。立雕不肯，固执地说：今天必须交出，我特意回来拿的。闻一多有点不高兴，说帮助人固然是好事，也得量自己力量，你对朋友那么慷慨，为什么一点不体谅自己的父亲?立雕不说话，哭了，却仍不肯走，一定要拿到这笔钱，他心里明白父亲是热心的。闻一多没办法，出去到隔壁家看了下时间(家里没有表)，回来说：“现在三点钟，还来得及，你拿着我的图章和妈到学校去支一万元，拿去五千，剩下的给妈作家用。”闻一多有时和朋友谈起立雕，说：“这孩子心软口硬，心里什么都明白，口里不肯说，有时一僵几个钟点，真气人。”同时又笑道：“五个孩子，只有他脾气最像我!”
立雕的功课平平，可体育很出色，昆明市中学开运动会，他的跳远、跳高都拿过名次。学习成绩虽比不上大哥，可动脑筋却是全家第一，什么事都喜欢钻研两下，有时不免出点意外。
1945年圣诞节，一位美国朋友送来一些礼物，其中一只动物形状的气球在当时还很稀罕。立雕想起化学课上学到的知识，想用钠与水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出氢气，把气球充起来。春节前夕，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块钠，放入盛有清水的茶壶里，把气球套在壶嘴上，还用手紧紧按住盖子。不料迅速膨胀的氢气竟引起茶壶爆炸，“砰!”壶中液体喷了出来。闻名正在旁边看哥哥做实验，新奇地把脸凑近壶嘴，结果满脸被灼伤。
闻一多听见爆炸声，赶紧从里屋出来，吃惊不小。恰巧这时他的清华同窗、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来拜年，立刻让用醋冲洗面部。闻一多并没有责备立雕，只是说了句英语的成语：“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意思是“一知半解是最危险的”。
家里的生活很艰苦，但欢笑声却常常充满小屋。立鹏和闻名年龄相差不多，与两个哥哥不同，他俩总是围在父母膝前。闻一多对他们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有时间总要检查作业，批改作文，把日记中的错别字也一一指出来。唐诗是少儿教育的一部分，几个孩子都能张口背出不少古诗。闻一多疲劳时，就靠在床上闭目听立鹏、闻名轮流背诵，不时说那该怎么读。对他们的英语也是这样，闻一多要求语调和发音都要准确，有些词硬是一遍又一遍地纠正过来。
诗人喜爱大自然，每当闻一多工作告一段落，便泡一壶苦茶，拿一条线毯，全家一齐来到野外。孩子们在碧绿的草地上翻跟斗、采野花、扑蝴蝶，阳光晒在身上那样暖和，闻一多说这可以增进健康。孩子们玩累了，闻一多招呼大家坐在他和妻子的身旁，这时，他开始讲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的神话，讲屈原的故事，讲陆游……一种民族自豪感在孩子们的心田慢慢滋长起来。
闻惠羽在家里最小，却是个天才的小诗人。她生在北平，还没起名字就碰上了卢沟桥事变。来到昆明正逢大轰炸的时候，全家住在乡下，附近没有适合的学校，只好在家。哥哥姐姐都在联大附中读书，闻惠羽感到孤独寂寞，也很愤慨。一天，她忽然拉着妈妈，要妈妈记录下她的诗。妈妈笑了，六七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叫诗?但闻惠羽缠住妈妈，“你别管，替我写下来”。妈妈只好拿了笔，一句句地听，一句句地写，居然有点意思。这样竟积成二三十首。后来她会写字了，照着妈妈写的抄了一遍，订成个小本子，空白处还画了些与诗有关的图画如太阳、月亮、云、水和树木等。闻一多高兴极了，遇有至亲好友就给人看，请人题跋。朱自清、浦江清等教授都在这本题为《金色的太阳》的自编诗集上题写过勉励的话。
闻惠羽有牙病，痛了好几天，吃不下饭。闻一多安慰道：明天叫妈带你去瞧医生。家里没钱，事情又忙，忘了。过一天看见她痛，又许了明天。结果一天天耽搁着。一天晚上下起大雨，孩子又痛得哭了，“爸爸尽骗人，天天说明天”。闻一多矍然惊起，赶忙冒雨到同院熟人家借钱，当着孩子面交给高真：“爸爸事忙忘记了，不骗你，明天一定去!”
闻一多的丰富情趣
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因聚集了大批文化界人士，各种文娱活动非常多。几家电影院，经常放映国外影片，几乎场场爆满。闻一多工作很忙，平时难得观看电影，但是有一次是例外的。那是1946年4月，他接连三遍看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一曲难忘》，是一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摄制的表现波兰爱国音乐家萧邦生平的故事片。4月底的一天，朱自清指导的研究生王瑶在晓东街碰到刚从南屏电影院出来的闻一多，一见面，闻一多就说：“这部片子非常好，你可以看看，我已经看过三次了。”王瑶听了有点奇怪，当他看了之后，才知道影片描写的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寓居法国的萧邦，在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中，仍对工作充满热忱和努力，绝未少懈，后来曲成演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但萧邦自己却以奏曲时精力过于集中命亡琴前。王瑶看了也深受感动，说萧邦“鞠躬尽瘁地为了工作努力的精神，正是闻先生生平的精神”。闻一多还向同学们推荐这部影片，西南联大历史系蔡海南(蔡显福)同学说：“有一次闻先生介绍我们去看美国影片《一曲难忘》。”
《一曲难忘》拍摄的十分堂皇，还运用了大量色彩，被誉为“五彩缤纷的狂想曲”。不过，闻一多喜欢这部影片，并不仅仅被它的艺术所打动，更多的是被萧邦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波兰人民对自由的酷爱所感动，因此他不仅自己看了三遍，还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前去观看。他要用精美、高尚的艺术，滋润家里的每一个人。
家庭生活最能折射一个人的情操，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闻一多的丰富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