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被服厂——有了自办厂,不愁没衣穿
天高云淡,金风送爽。1938年秋的一天中午,李树基快步来到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后勤部刘印扬副政委住的乐陵县城一个小院,刘印扬正在门口来回踱步。
“报告,副政委您找我?”
刘印扬伸出手亲热地说:“你是李树基同志?来,屋里说。”
30多岁、中等个儿、胖瘦适中、眼睛发亮的刘印扬一口南方话。李树基听同志们说,这位红军干部很会带兵打仗。两人进屋对面而坐。“李树基同志,组织决定调你到军需股当股长……”
李树基听了心里凉了大半截。自从他所在的抗日救国军“第31游击支队”整编进入挺纵,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他甭提多兴奋了:在八路军大部队,我可以挥戈跃马、驰骋疆场了。想不到,叫他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当后勤兵,没劲。李树基着急地说:“政委,我……”
“我什么?我也是一个多年带兵打仗的人,来到冀鲁边区改行干了后勤,当初我也想不通呀!树基同志,允许你暂时想不通,不过出了我这个屋门再不通就不行了。不要以为后勤工作不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干起来也是个大有用武之地的战场。”
军令如山。李树基不情愿地点头答应。
刘印扬接着说:“你是本地人(河北沧州),比我这侉声拉调的南蛮子强多了。按你们当地话讲,这叫本地蝼蛄本地拱,这回就看你这沧州蝼蛄拱起拱不起来了。”说完,哈哈大笑。
转眼,秋风扫落叶,寒气催冬来,战士们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
李树基走进城里唯一的一家裁缝铺,50多岁的掌柜赵洪升带着几分惊慌让座斟茶。李树基说:“赵掌柜,你知道,抗日打鬼子大家要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我们想请你给做棉衣,按市价付款。”
赵掌柜干脆地答应下来,连声说:“八路军将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浴血奋战,英勇捐躯,我出这点微薄之力还能要报酬?”
“哒哒哒”,三四台缝纫机昼夜生产,第一批棉衣做出来了。
这时传来情报:日本鬼子回兵后方已越过津浦铁路,正向乐陵扑来。纵队机关、边区抗日政府决定撤出乐陵县城,转移到乡村去。
李树基跟赵掌柜商量说:“你看能不能把裁缝铺搬到乡村继续做棉衣?”
赵掌柜收了第一批棉衣款,见八路军纪律严明,说到做到,从而信任八路军。他犹豫了一下说:“李股长,我听你的,裁缝铺跟你们一块走。”
裁缝铺搬到乡村,后勤部从天津买来几台缝纫机,招收了新工人。工人们都是穷人家的子弟,跟战士们一起生活,工余学习、上课,逐渐提高了觉悟。他们说:“战士打仗没有钱,我们做工也不要钱,要钱不光彩。”
赵掌柜终究吃不了苦,提出回县城,工人们都不愿意跟着回去。见此,他狠狠心把缝纫机全部作价卖给了部队。之后,纵队又买来一批缝纫机,增加到20台,七八十名工人,建立了自己的被服厂。
每批衣服做成后,各村妇救会发动妇女帮忙做钉扣鼻、锁扣眼等细活。她们在村子里找一处闲院子,或者大一点的闲屋,铺上几领新席,把青年妇女召集来,分发给大家做。她们灵巧的双手三攀两网,一件衣服的扣鼻、扣子做好了。做一件衣服的细活,被服厂付给二分钱。可是,她们哪个也不是奔着这二分钱,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这钱捐给战士们买菜买肉,吃得饱饱的,可劲打鬼子。”
然而,被服厂只能保障一小部分服装供应。寒风吹,雪花飘,这时还有一部分战士没有棉衣。李树基看着心里难受极了,战士们却乐观地说:“有了被服厂还愁穿不上棉衣,一听到‘哒哒’的机器声,心里就暖乎乎的。”
让李树基和战士们更加温暖的,是冀鲁边区村村寨寨都有“被服厂”。抗日县政府给根据地民众发放贷款,区、村妇救会组织妇女们买棉絮、纺线、织布、做军衣。走进各村大街、庭院里看吧,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啊!这里,几个姑娘在纺线,“嗡嗡嗡”,纺线声如蜜蜂采蜜辛勤地飞舞于花丛中;这里,几个小媳妇在镶机,她们手里拿着线轴子来回小跑着,那扭动的腰肢,轻盈的步子,不亚于优美的舞蹈;阔屋、偏房里,中年妇女坐在织布机上脚蹬连缯板,织梭手中飞,卷布轴在“哐当——当,哐当——当”节奏声中越缠越厚;炕头上,婶子大娘们飞针走线做衣裳。
李树基到集上买布,八路军公买公卖赢得信任,每次伞蓬一撑开,卖布的妇女们呼啦一下子围上来,麻雀样地喳喳着:“同志,你们在集上转转看,没有比俺这布更好的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看看俺的布。” 李树基看着这情景心里滋呀!算盘子一响:收布了!
每次收布,都有青年人自愿给他们当“义务收布员”。在黄夹镇集上,有个英俊青年每集来帮忙。他很内行,哪是干织布(梭线不湿水,这样织出来的布线稀不结实),哪是湿织布(梭线湿水,这样织出来的布线密结实),哪是浆线布(经线用稀面粥浆),哪是熏染布(成品布用硫磺熏白),一看便知。他量布不用尺,张开双臂一庹一庹,就知道尺寸多少,一匹几十丈长的布竟不差二寸。李树基付给他工钱,他不要,便给他买包子吃。这些“义务收布员”,后来大都参加了八路军。
鬼子频繁扫荡,不断派出暗探四处寻找被服厂的踪迹。被服厂缩小目标躲避搜查,把裁剪、缝纫、印染分散到几个村子里,生产改在夜间,天一亮再把布匹、衣料藏好,把缝纫机拆卸开分别藏进草垛、夹皮墙里,埋进土里。有时情况十分危急,便把缝纫机头擦上油丢进水湾里,敌人走后接着干。
1942年春节前的一天,三个伪军突然闯进裁缝住的院子里,抬腿就要往东屋走。东屋里有刚裁好、没来得及运走的一大批布料。紧急关头,房东大爷急中生智,一边向裁缝发出暗号,一边把伪军让进北屋,然后把自己准备过年宰的两只鸡塞到伪军手里。三个伪军像叼到骨头的狗,乐颠颠地走了。
环境越来越残酷。1943年深秋,被服厂转移到乐陵县后宁寨一带。这天天亮前刚把缝纫机分藏进村民的地瓜窖里,鬼子就闯进了村,搜去17台缝纫机和部分单衣。同志们急得搓手跺脚,有的呜呜哭起来。李树基赶到后勤部向刘印扬汇报,心咚咚咚地跳着,准备着挨批评和受处分。
刘印扬听后自然掂得出遭受损失的分量,但他显得很轻松的样子说:“嗳,我当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闹了半天丢了几台机器。”李树基知道首长是在忍痛安慰他,越不批评,他越难受,忍不住抽抽嗒嗒哭起来。
刘印扬哈哈大笑说:“好,如果能哭来机器,咱俩一块哭,发动机关干部、战士一块哭。”他拿起毛巾给李树基擦去泪水开导说:“敌人能把机器搜去,我们就能把它夺回来!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要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
李树基昂起头:“首长,不论有多难,我一定把被服厂办得更好。”
冀鲁边区八路军的被服厂在严酷的斗争中顽强地发展起来。
敌后兵工厂——没有枪炮我们自己造
七七事变后,宁津县抗日便衣队负责人郑志英(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山东省委党校任职)、王金策(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枣庄矿务局任职)带着人马加入了冀鲁边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后改为“第31游击支队”)。二人见队伍兵多枪少,有些枪缺胳膊少腿不能用,赶到司令部驻地南皮县寨子镇黑龙村,向司令员邢仁甫(后叛变)建议说:“战士两手攥空拳、手持一杆破枪怎么打鬼子?我们建个兵工厂,自己造武器。”
司令部最后议定,由郑志英、王金策、王振汉、郭秀岩、陈道和等5人筹建修械所。他们很快动员了40多人,几天后,修械所从宁津县双碓村转到乐陵,凭借仅有的几把锉刀、锤子、凿子和几块磨刀石,开始锉锉磨磨维修坏枪。
郑志英、王金策一心办成兵工厂。1938年夏天,王金策在庆云县联系了10余名工人,返回乐陵途中被“伪满洲自治联军挺进师”刘佩臣部伪军骗到毛圈村扣押,囚禁几十天,遭受了非人折磨。抗日民主政府多次交涉无果,“第31游击支队”派出白连长打入敌人内部营救,被刘佩臣发觉枪杀。
初秋,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进冀鲁边区,头一仗便是攻打驻毛圈刘佩臣伪军,半小时全歼敌人,活捉100多人,缴获枪支120多条,刘佩臣逃跑,解救出王金策等人和40多名抗日干部民众。
经历生死,王金策意志倍坚。他对郑志英说:“没有技术人员办不起兵工厂,咱老家那一带小炉匠多,我回去招人。”此后王金策从王壕、大郭家等村招来近百人。
王振汉原是南皮县秦村铁厂工人,他对郑志英说:“一闹鬼子,铁厂停产了,我去跟厂主说说,把机器、工具折价卖给咱们,他若不卖,借给也行,将来还机器或付款。”
正在这时,八路军打下宁津城,缴获敌人一批枪支,其中许多枪支敌人在投降前破坏,部队领导通知修械所从速修理。于是,郑志英、王振汉立即前往秦村铁厂联系机器,八路军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派张连长带着100多名战士前往。
郑志英同厂主刚谈妥,可能有人向驻吴桥县枣王庄的“国民党河北省民军第二路”张国基顽军送信,他们派来6个士兵阻挡,硬说铁厂机器早已借妥了,已归他们所有,不准拉走。郑志英质问说:“你们跟谁说定了?厂主就在这儿,他怎么不知道?若是你们早说定了,厂主还能给‘一个姑娘找两个婆家’?”
顽军士兵语塞。
张连长手握匣子枪,朝战士们一挥手:“装车!”战士们齐声响应:“装车!谁敢阻拦连他捎上!”
顽军士兵一看这阵势,慌忙从后街溜走了。
机器、工具装了三大车,此时太阳西斜。秦庄离张国基的驻军很近,大家顾不上一天没吃饭,迅速离开,半夜时分走到宁津县境内的坊子街,这才松了一口气。此时人困马乏,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众人吃点东西、喝口水,有人提出在此过夜天亮再走。张连长断然说:“不行,再累也不能中途住宿,以防万一,天明必须赶到县城。”
拂晓时分,张国基的人马追到坊子街,扑空而回。
在宁津歇了一天,郑志英他们奔赴乐陵县杨安镇,立即整理机房,安装机器。这天,挺纵司令员肖华来到修械所,看了机器、厂房高兴地说:“我们就要有自己的兵工厂了。没有枪,没有炮,不但让敌人给我们造,我们还要自己造。今天,我送来一位指导员和你们一起战斗。”说着,他把杨晋介绍给大家。后来,杨晋提升教导员,肖华又派来杨云章接任。杨云章同杨晋一样,与工人同吃同住同薪水(每月一元零花钱),每天菜金五分钱,还比工人低二分钱。杨云章给工人讲政治,讲军事,组织习功练武,他又成为最关心兵工的带头人。
300多人的兵工厂成立了,挺纵司令部从当时的友军“曹五旅”部“借来”曹立贤技术师担任厂长,“曹五旅”还支援了技术员和翻砂工具。1939年冬,兵工厂迁到黄夹镇,从此开始制造手榴弹、地雷,打造刺刀、二水子弹,修制迫击炮、平射炮。
日寇残酷剿杀冀鲁边区根据地。1942年春天,兵工厂化整为零,跟随部队转战。他们在各县设立原料供应、弹药转运站,挖地窖、地道储藏物资,组织人员夜间肩挑人抬,车推驴驮,将枪械弹药送到部队。
1943年6月30日,邢仁甫指使手下杀害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等8名干部战士,叛变投敌。秋天,邢仁甫派跟随他的潘自强,和在邢叛变后局势动乱吓得精神有毛病的李白毛(因青年白发得其绰号)找到兵工厂。潘自强劝王金策说:“跟着老上级邢司令走吧,上盐山县海边重建根据地,边区的主力部队不久都会向邢司令靠拢。”
潘自强说着拿出邢仁甫写给王金策的信:“……今念及老同志共同开办兵工厂之功,望快回头,带领全厂兵工机械往盐山海上安家,别在内地受洋罪了。现在你们兵工无论如何出力,上级也不会高看的。如来盐山,一定给予高官厚禄,如不来,将来必有大祸临头,那时悔之晚矣。”
王金策看信后气愤地冷笑一声说:“你们上了邢仁甫的当了,他杀害革命同志,分裂革命队伍,好端端的队伍让他给破坏了,真是罪大恶极。我劝你俩赶快回头,跟着边区党委走,跟着刘贤权(代)司令员走,要不然,你们真的大祸临头了。”
潘自强、李白毛二人听了目瞪口呆,傻里傻气、癫癫狂狂地各自跑回老家去了。据说,后来二人都患精神病而死。
1944年春的一天,振华县十里庙村青年交通员孟传训得知驻乐陵的兵工厂等料开工,心里非常着急。这时,烈属邢万英嫂子告诉他:“听保长说,双碓据点来了大批鬼子汉奸,可能又要扫荡、抓人,你赶快想法把料运过去。”
当天晚上,孟传训查看行动路线,他正要从房庄跨过洪沟时被一群日伪军抓住,从身上搜出了小手枪。
鬼子把孟传训带到程庄,逼问八路军住处、人名、活动地点和存放军械物资的地方,孟传训闭口不言。鬼子软硬兼施地说:“只要你承认一点,就饶了你,说一句话就给你松绑。再不说话,死了死了的!”孟传训两眼怒视着敌人还是一言不发。鬼子气得暴跳如雷,对孟传训吊打、压杠子、灌辣椒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可他始终瞪着眼,咬着牙,一声不吭。第二天,孟传训英勇就义。十里庙离双碓据点仅三华里,住着抗日工作人员,藏着一大批军用物资,孟传训用他的生命保护了同志们和这些物资。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冀鲁边区兵工厂修复各种枪支约计万余支,制造手榴弹、手雷、枪榴弹、地雷、刺刀几十万枚(柄),还有大量二水子弹。特别是他们修制的迫击炮、自造的大型平射炮,射程轰炸威力很大。1945年八路军攻打泊镇据点,鬼子的工事特别牢固,射击不顶用,手榴弹、手雷靠不上,半天打不开。兵工们把平射炮抬上去,震天动地“轰”的一声响,一下子把岗楼掀了个底朝天,顿时火光四起,战士们趁机冲杀,收复了泊镇。
抗战胜利后,兵工厂大批干部调往各地执行新任务,300多名兵工留在乐陵城西南杜刘尹村建立兵工厂,300多名兵工跟随山东军区转到沾化县大、小牟家另设新厂。
敌后医院——多救一个战士就多一份杀敌力量
“这原野曾流遍了英雄的血,多少战士为祖国作了光荣的牺牲,和敌人一同倒卧在战场上……”《勇士骨》的歌声,是单光涛看鬲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王道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党委委员)给他的信时,在脑海里蓦地响起的。
王道和信中言辞恳切:“……时值抗日战争艰难之际,我抗日军民天天流血,伤病员急需救治,如果你能出山,则伤病员幸甚……”
单光涛对送信人鬲津县抗日民主政府行政科长高汉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沧州地委书记)说:“你转告王县长,我坚决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坚决为抗日救国出力,志愿竭尽全力为伤员服务,多救治一个战士,就多一份杀敌的力量。”
单光涛原来在张学良部下做卫生工作,西安事变后回到家乡宁津县大单村开办私人诊所,他经常给八路军伤员治病,因此与王道和很熟。单光涛接受王道和的邀请,1940年秋季的一天上午,他来到鬲津县(1940年由宁津、南皮、东光、乐陵4县各划出一部分组成,1946年撤销)抗日民主政府驻地,人未进屋声音先到:“王县长,我向你报到来了。”
王道和正跟伪顽分子送其绰号的“曹城隍”(一区区长曹茂先)、“姜阎王”(四区区长姜思民)、“徐小鬼”(三区区长徐金锋)、“郝绵羊”(二区区长郝建寅)4位区长议事,4位区长都是对敌冷酷无情,视民如己父母,待兵亲如兄弟的主儿,他们见是单光涛来了分外高兴,呼啦围上来:“哎呀,可把你给盼来了。热烈欢迎你加入抗日队伍,坚决支持你建立伤员医院,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什么给什么。”
王道和站在一旁笑着说:“单大夫你都听到了吧?他们替我表态了。”
单光涛被这热烈的场面所振奋,双手合抱拱手作揖,慷慨激昂地说:“鄙人不慧,有志抗日,愿与各位共同抗日报国。”
王道和早已筹划于心,他趁机说:“我宣布:鬲津县后方医院成立。由单光涛大夫任院长,县大队战士肖玉楼给你当勤务员,李栋任事务员,其他人员由你定。”
单光涛说:“我动员了私人诊所的单维山来当医生,三区财粮干事张阜如(建国后曾任宁津县卫生防疫站站长)同志曾经从师学医,请把他调来任护理班长,再选招二三十名愿意学医、有文化的青少年,边干边学当卫生员和护理员。”
“好!”王道和干脆地答应:“我再派张维山担当医院的侦查员,负责敌情侦查。”后来又派阎成担任医院的管理员,负责伤员的食宿及其他供应工作。
后方医院每天收治伤员20多人,多时30多人,其中有抗日民众,有县大队和区中队战士,有八路军大部队指战员。轻伤员在门诊治疗,重伤员住院治疗。所谓住院,都是住在村民家里,选择住房较多的农户,动员出一间屋做病房,一户住一个伤员,医护人员按时巡回检查治疗。医院不发被褥,每到一村,医护人员拿着“借物记”到村民家去借被褥,给自己和伤员用。每个伤员安排两名青壮年民工负责守护,备有一块门板,两根绳子,一条扁担,一旦有敌情,立即由民工抬起伤员转移。由于准备充分,伤员们得到及时治疗免受损失。
医院跟在队伍后面打游击,与敌人“捉迷藏”,经常出没于官庄、夜珠高、太平辛、张大庄和冯庄一带。长官、大孙、黑龙村等据点的日伪军,把医院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多次设法摧毁医院,逮捕单光涛,都没有得逞。敌人得知单光涛是大单村人,又去逮捕他的家人。单光涛对此早有防备,先行一步把家属搬到孙营盘等村一住两年。
伤员多数是“铳创”——枪伤、炸伤,手术是取弹头和弹片,间有截肢手术。开始,大小手术靠单光涛一人,连麻醉、止血、缝合等都由他做,工作量大,而且相对延长了治疗时间。单光涛选拔一批医务人员缺什么补什么,立足系统学习,着眼急用先学,边学边干,边干边学,言传身教加临床实践,使单维山、吕十田(单瑶泉)、张阜如等人很快掌握了一项手术医技,并独立进行常规治疗和急救措施。
日伪军严密封锁,医院药品奇缺。他们依靠敌工站和多方关系到天津、沧州、泊镇等地购买,用重金厚利打动一些常去敌占区的商人贩卖给医院一部分。用量多且体积大的药品,目标大,易暴露,转运困难,只好土法上马自制。他们把棉花、土布先用漂白粉脱脂,再用净水脱漂,然后用蒸汽消毒,自己制造药棉、纱布、绷带等。用猪板油炼化代替凡士林,配制各种软膏和油纱条。伤员换下来的三角巾等,洗了再洗,用了再用。在十分困难的时候,出于稳定伤员情绪,甚至用红颜色浸染纱布条(前提必须是无菌操作),顶替红汞纱布条。
一年夏天,一区队送来一位大腿受伤的战士,因医院频繁转移,伤员五天后才转到医院,这期间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伤口化脓大量生蛆,伤情严重。单光涛很心疼,对张阜如说:“不但要保住他这条腿,一定把他的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
单光涛第一次给这位战士清理伤口、上药用了两个多钟头,然后找来一架蚊帐挂上阻挡苍蝇。第二天换药时,蚊帐上趴满了绿蝇。打开伤口一看,上面是满满的蛆虫,活像个“葵花盘子”。咋办?生拨,伤口会很疼痛,且难以拨净。单光涛想了个办法,他把麻醉药涂在蛆虫尾巴上,蛆虫立刻变成白色死亡,很容易取下来,伤口也不疼。然后对伤口严密包扎,多层敷料覆盖,及时换药排脓。经过精心医治和护理,伤员痊愈重返战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年75岁的单光涛回忆在后方医院的经历,他深情地说:“在我们医院治疗的伤员很少死亡,不是我们医术有多高,是医护人员视伤员如兄弟。当时,每次医院转移都是伤员走在前头,医护人员走在后头,我这个院长走在最后头,有时被敌人追得喘不过气来。每到一个新驻地,医护人员不顾自己劳累,忍饥挨渴,先去查看伤员。不论是否转移,由我带头,全体医护人员每七天每人端一盆水,亲自为伤员洗脚,形成了制度。伤员们也把医护人员看作亲人,相互间感情十分融洽,医患配合默契,相互鼓励共同战胜伤病。”
1944年,抗日战争转入反攻,环境好转,医院不再频繁转移。单光涛从后方走上前线战场,在一次战地救护中负伤,又回到医院。
日本鬼子投降,后方医院改编为军区医疗一所,单光涛任所长,李宗谦任政治指导员,驻乐陵县郑家庙(后驻高文亭村),隶属渤海军区一军分区卫生处,是五个医疗所之一。医疗一所医护人员从建院初期的3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可容纳200多名伤病员。解放战争中,单光涛一人一天做过7台截肢手术,他采用硫酸镁加微量石炭酸静脉推注,配合特别护理,鼻饲供热和营养灌肠等方法,治疗伤员术后破伤风,创造了治愈率高达67%的疗效。不久,医疗一所精简随军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