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火焚毁前的长沙市容
文夕大火又称长沙大火，是长沙历史上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城人为性质的火灾，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
背景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1月8日，日本侵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长沙能否守住十分缺乏信心。蒋中正提出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认为即使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获得任何物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电报，在11月10日(一说12日)的会议中传达了蒋中正的思想，并组织纵火队伍。当城东南的天心阁放火时，即开始全城放火。
过程
1938年11月12日深夜(13日凌晨2时)，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失火(是故意纵火的信号或是无意失火，至今仍然是谜)。纵火队员以为是信号，便全城放火。大火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无数市民争相逃命，在长沙城的湘江渡口发生严重的事故。
3000多人在大火中丧生。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5.6万余栋。大火造成经济损失10多亿元，约占长沙总值的43%。政府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被烧毁工厂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除湘雅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均被烧毁。
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起火时他们带重要文件急忙撤离，于13日下午到湘潭。郭沫若当时也在长沙亲历了大火，《郭沫若传》中对情景进行了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被大火焚毁的长沙
事后
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1938年11月18日，为了平息民愤，蒋中正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去职。他们成为了事件的代罪羔羊。
1938年11月19日，长沙城的废墟上重新出现了菜市：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
日军在当时并未进攻长沙。
先锋厅的钟楼(中山纪念亭)有幸保存了下来。其他幸免的还有湘雅医院。
2005年7月，长沙市首个以纪念“文夕大火”的建筑———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建成。纪念墙位于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同年建成的还有长沙大火警示钟大型雕塑。
影响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少数几个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但这只是大摧毁的开始。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军发动了四次长沙会战，轰炸长沙100多次。国军在前三次会战都获得胜利并重创日军。在文夕大火中损毁严重的长沙成为了一片废墟。
当时《中央日报》的社论:“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史家陈寅恪亦有大量的书籍也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
长沙人对张治中之评语： 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张治中!
历史点评：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就这样在一场人为制造的大火中遭到了空前浩劫，地面建筑毁坏到几近于无。战后的官方统计表明，直接死于大火的市民有3000余人，全城街道、建筑90%以上被毁，经济损失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受害最严重的当属广大百姓，他们即使逃出火海，劫后余生，但从此失去家园，忍饥挨饿，流离失所，再也难觅栖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