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2天上午，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了日本侵略者“贼喊捉贼”的无耻谎言和卑鄙伎俩，痛斥日军的暴行。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于9月20日、22日、30日和10月12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民众书等，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本质，是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公开占领我国东北，是企图增加其在满蒙、华北的统治，来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同时，也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危亡、只顾内战争权，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忍让、妥协、投降、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国主张，提醒全国民众不要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也不要希望依赖国联和作战公约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而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自己武装起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武装民众的抗日主张，而且还根据实际斗争经验，提出了建立民众武装的组织形式??救国义勇军。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著文呼吁：“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了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国民党民主派的著名领袖宋庆龄于1931年12月19日发表了《宋庆龄宣言》，严厉谴责了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内战和不抵抗主义，号召正直的国民党人和真正的革命者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行径作坚决的斗争。事变发生时正在国外的另一位国民党民主派领袖何香凝女士也于10月3日发表了《告全国兵士民众书》，号召全国兵士民众勿为内战牺牲，而要奋起抗敌，“以造成我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光荣”。

　　除此之外，爱国人士、爱国将领李济深、冯玉祥、蒋光鼐、蔡廷锴、蔡元培、马相伯、沈钧儒、黄炎培等人也利用各种机会发表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言论。在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爱国人士的号召和影响下，各界民众的抗日救国斗争迅速展开。

　　北平、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人、学生纷纷组织起来，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日本的侵华罪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9月21日，从东北沦陷区流亡到北平的学生和在北平读书的东北籍学生3000多人成立了“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命”。23日北平各界在中山公园召开市民大会，抗议日军侵占东北，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上海，从9月24日开始，有10万大中学生举行罢课，并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他们还通电国民政府，要求其下决心抗日。数万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在日本纱厂的工人也随其后积极行动起来。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民众的抗日情绪也很高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军校学生也纷纷集会游行，并到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外交部等处请愿，要求制止日军暴行。23日上午，各界人士举行了20万人的市民大会，声讨日军侵占东北的暴行。各地都相继成立了各界民众的抗日救国会等反日爱国团体。28日，上海、南京两地学生共5000余人前往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愿，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学生们在盛怒之下捣毁了外交部，还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

　　1931年11月，当日军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时，国民党政府仍然按兵不动，于是学生和各界群众又掀起了第二次赴南京请愿高潮。11月5日，在北平的东北民众600余人，组成赴京请愿团，11日冒雨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虽被迫出面接见，但对代表团提出的收复东北失地等8项合理要求支吾搪塞。天津、南京等校提出的“出兵授马”等正当要求，也被蒋介石?一敷衍过去。

　　11月26日，北平、上海、无锡、常州、镇江、杭州等地的2万多名学生齐集南京，再次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出兵支援马抗日。蒋介石虽于27日接见了学生，但他玩弄手腕，口头上答应出兵，随后又指责学生“逾越常轨”，进行威胁。

　　被蒋介石阳奉阴违激怒的学生，把情愿活动转为示威。12月5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300余人游行至国民党政府教言门前时，突然遭到千余名军警的阻拦殴打，致使30余人受伤、180余人被捕。

　　为了声援北京大学的正义行动， 12月17、18两日，各地学生示威团共20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举行联合总示威，国民党当局再次出动军警镇压，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珍珠桥惨案”。

　　学生的请愿示威活动虽然被蒋介石当局镇压下去了，但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反蒋运动更加高涨。各界民众的抗日团体不断涌现，在全国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下，蒋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提出辞职书，宣告“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