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早在清中叶时，由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复苏，位于川东地区的重庆，在商业上就有了很大发展。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地区贸易的增加，重庆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市场网络节点。另据道光25年的一次不完全统计，重庆仅下河各帮拥有的船只就超过748只。发达的船运可以将长江上游各地的货物聚集到重庆，然后通过重庆的码头转运至长江中游。1898年一位英国外交官在对四川商业贸易进行调查后，对重庆的市场中心地位予以了归纳，他认为附属于重庆的主要市场有：（1）遂宁县，该县供应潼州府及保宁府；（2）省会成都；（3）嘉定府；（4）溆浦；（5）泸州；（6）万县。
1912年重庆的对外贸易额约是2687万海关两，1936年时达到史上最高的近9136万海关两。据国民政府实业部1935年所作的有关中国长江流域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统计，清末时重庆进出口贸易额在全国贸易总额中的比例排第四位，到1920年代后则仅次于上海、汉口，位列第三。中共早期的地方军事工作者薛绍铭在战前游历西南地区时就曾指出：“重庆不惟为川省第一商埠，且为黔、滇、陕、甘等省货物之集散地，每年贸易总额，平均约七千余万关平两，其进出口货物主要为棉纱、疋头、煤油等，出口货物主要为生丝、山货、药材等。” 同一时期中国银行对重庆经济状况的分析报告中也认为：“不特全川之进出口贸易，几全以此处为转运之枢纽，即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附近川镜之各地，其进出口货，亦悉由此地转运。俨若外洋与中国之对于上海焉。”
抗战爆发后经济大迁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随后，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大片国土面临沦陷的危险，大量工矿企业、金融团体、交通运输组织、商业机构等纷纷筹划内迁。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于1937年8月开始组织实施工矿企业内迁；国民政府经济部于1938年7月31日由武汉迁渝，在川盐银行内办公。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30万吨内迁物资和3万多难民滞留宜昌。紧急关头，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的民生公司全力投入抢运，在40天内，完成了大部分的积压物资和全部人员的内迁工作。这一壮举，被赞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经济内迁是随战争的推进而逐步展开的。以工业内迁为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8月开始至当年11月止，主要是向汉口迁移上海及沿海地区的工业；第二阶段是从1937年11月至当年10月，因为武汉面临失守，大量工厂西迁至宜昌；第三阶段是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6月，工业由宜昌经川江航运过三峡入川，其中大部分布局在了重庆。自抗战爆发至1940年底，内迁工厂639家，分布在四川的有254家，在重庆的就有243家。大量工业厂矿的内迁，对大后方的工业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蒋介石在1943年4月30日全国工业建设计划会议期间就称，工业内迁是“抗战中间最难得的一件事。”
除工业外，金融、商业等经济机构纷纷内迁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1938年底，四联总处由汉口迁至重庆。在四联总处的指导、监督下，抗战期间重庆金融得到迅猛发展。随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银行迁渝，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商业方面亦是如此，由于大量商业资本内迁，重庆的商业获得较大发展。抗战前夕，重庆的商业资本总额不过千万元，到1941年已经增长为12583万元，1942年更是猛增为49535万元。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艾智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