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抗日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因此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话题。当下，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回顾和讨论中，不时听到一些史实混淆、存在偏见甚至谬误的说法，它会影响人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和经验总结，这里，仅就其中几个问题提出讨论。
将抗日战争延伸为14年是为了突出中共抗战的作用吗
过去普遍称“八年全面抗战”，2017年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后，14年抗战逐渐成为共识。但也有人对此有疑虑，甚至认为如此之改是为了突出中共抗战的作用。实际上，把中国抗日战争由8年延伸为14年，是还原历史原貌。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直至七七事变后才决策抗日。而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多次由民众也包括国民党正规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如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绥远抗战等，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救亡运动持续不断。即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国抗战”的过程，经历了由民众、政党和社会力量抗战到中央政府实行抗战的过程。因而也就出现了“抗战8年”和“抗日战争14年”两个概念。但有一点必须明确：6年的“局部抗战”和8年的“全国抗战”，都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二者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完整历史，中国的抗日战争历时14年。
实际上，国际上此种认识和表述也很多。如日本学者所主张的“十五年战争”说(他们把战争爆发之年记作第一年，以此计算，至战争结束之年即是第十五年)，他们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是“持续15年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都体现了其“十四年抗战”的研究视角和历史认识。美国学者戴维·M·戈登在《历史文献：中日战争，1931-1945》一文中，直接将中日战争界定在1931年至1945年。2015年4月，由法国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罗伯特·弗兰克教授、抵抗运动史专家阿丽亚·阿格兰教授联袂主编，集聚法、英、德、意、加、奥等国50余位学者撰写的《1937-1947：战争——世界》，明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也是将中国抗日战争计算为14年。总之，以14年抗战来反映中华民族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斗争，是对史实的还原，是对抗日先烈的尊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而没有夹杂其他因素。
蒋介石和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无关吗
近年随着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明确承认“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于是蒋介石与不抵抗主义无关，甚至蒋介石为张学良“背锅”的说法开始流行。考诸史实，此说不确。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但其所以下此令，却是和蒋介石密切相关。
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与之约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因此当1931年7月日本当局操控朝鲜移民制造万宝山事件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和进逼，张学良两次密电蒋介石：“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吾人自应早为之计。”而蒋介石的答复是，东北“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向张学良强调：“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同时，蒋介石7月23日公开宣示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8月4日要求国民党中央对民众反对日本暴行的运动“应取慎重态度，免为日方借口”的电报，9月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的密令，都应该深刻影响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策。
简言之，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此时的对日方略和张学良服从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因此，虽然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没有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但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却是对蒋介石相关指示的实施。所谓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攘外必先安内”有其合理性吗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对东北的侵占和向关内的大规模侵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应对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近年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有延缓中日战争、为中国争取抗日准备时间的一面，因此有其合理性。然而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入侵外敌不断妥协退让、对内严酷镇压，严重背离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其结果，一是，签订《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日本大规模侵略的阴谋得逞，民族危机加深，丧权辱国，误国误民(实际也误己)。二是，其集中力量“剿共”和剪除其他异己，不仅不能“安内”，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所需的民族凝聚力。三是，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6年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证明“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最终蒋介石在日本侵略和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压力之下，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中共合作，在“攘外”条件下共御外侮方才实现了国内的团结。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破产。四是，“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实行，形成了日本当局“轻侮中国的观念”，膨胀了其侵略野心。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对华一击”论的泛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与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对日妥协退让、日本侵略阴谋逐一得逞密切相关。不能否认国民党在这期间也做了一些抗日准备，但它与严重损害全国抗日局面形成的负面作用相比，微不足道，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合理性是荒谬的。
敌后战场战略作用认识清楚了吗
不时有一种议论，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小打小闹，大仗是国民党打的，言下之意是忽略甚至否定中共抗日游击战对全国抗战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
虽然中共抗日游击战因其战术特点，不如大战役那样引人瞩目，但在全国抗战中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它以非常有效的方式打击敌人，保持和壮大自己;它通过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它开辟和形成地域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消耗和消灭数量庞大的日军，有力形成对正面战场的战略配合;它的普遍实施和持续不断，给予日军支撑战争的“以战养战”战略沉重的打击。
绝不能因其规模小而忽视其发挥的巨大战略作用。比如八路军在华北的大规模游击战，迫使日军集中重兵防堵。1940年日本军方报告称：“日军在华北有九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那里。”“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据统计，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这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虽然战时军队流动性很大，战略意图也很复杂，这些统计中也可能存在误差，但相持阶段之后，经常有超过半数的侵华日军被牵制和消耗在敌后战场，是确定无疑的。特别是，敌后抗日游击战非常活跃，日军称：“中共游击战和地下工作非常巧妙”，日军被迫打“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中止的战争”。由于遭受敌后军民的频繁打击和巨大威胁，日军就频繁动用重兵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比如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中，出动主力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1941年和1942年的“扫荡”更甚，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7次，总计使用兵力达83.9万余人;1943和1944年的“扫荡”，千人以上者177次，使用兵力66万多人，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2次，使用兵力29.7万余人。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敌后军民在与日军的不断斗争中，在承受了巨大的危险、牺牲和损失的同时，给日本侵略军造成重大的伤亡，使其消耗巨大，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共抗日游击战和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和巨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一些国民党将领战绩描述有惑众之嫌
中国的抗日战场由国民党进行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组成，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和抗日将士的抗日行动，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但近年在论及国民党抗战时，杜撰、夸大国民党将领战绩的现象时有所闻。
如关于张灵甫抗战的功绩，有著述说：在淞沪会战的罗店、嘉定战场，时任第51师305团长的张灵甫，“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实际上该团没有参加作战，其师长王耀武在当时就说得很清楚：“惟305团无枪，派往前线构筑工事”。又说南京保卫战中张灵甫带着三口棺材与敌死拼，激战受伤而固守雨花台，继而使“第305团成为南京中华门前的一道坚强屏障。”但在南京保卫战的部署中，该团隶属的第74军根本不在雨花台：“第74军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之线”。在南京城门的战斗中，张灵甫305团和302团“扼守赛公桥至关帝庙以东之线”,并没有参加中华门附近的战斗，等等。
夸大孙立人战绩的说法也很多，如“孙立人率第三十八师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靠自己一支部队消灭了数十倍于自己的日军”;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孙立人带领自己的38师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长以及以下3.3万余人，击伤日军7.5万余人”。“两次入缅甸作战，歼敌五万有余。”所谓“孙立人活埋1200日军俘虏”更是流传，甚至有的电视台予以播放，但却是虚构的。因为中国驻印军全部捕获的日俘，也不够1200人。传播者称“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但1943-1945年间的《纽约时报》，均无孙立人杀俘之事。战后日本防卫厅编写的《缅甸作战》、生田惇的《日本陆军史》、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均无记载。这些现象，集中说明一点，此事没有发生过。
另如关于薛岳的战绩：其指挥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使得日军伤亡十万余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伤亡五万余人，万家岭战役中，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日军106师遭受灭顶之灾。还如戴安澜1941年率部在缅甸冬瓜保卫战中，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日军，击毙日军五千余人，等等，都是夸大之词。如果当时中国军队有如此的战斗力，那么缘何全国抗战非常艰难、持续8年之久?这些不实之说，严重败坏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有惑众之嫌。
一些国际援助是无私的吗
近年，关于“飞虎队”的传颂很多，还有美国“租借法”无私援助中国的说法。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应该肯定和感谢。但超出史实的说法，却会产生误解。
全国抗战期间，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来自德国、苏联和美国的都有，其情况也很复杂。而它们的援助，都有其国家战略意图。就美国而言，在1940年9月日本与德意签订同盟条约之前，美国虽然在道义上曾有过支持中国的表示，但基本上是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并不断把废钢铁与石油卖给日本，从中日战争中获得商业利益。只是因为日本与德意同盟危害它的国家战略，特别是1941年7月日军进驻越南南部，威胁到它在太平洋的战略安全，于是从中立立场转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3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法案，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组建。其美国战略利益的目标非常明确，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支持和维护中国战场以“拖住日本人”。租借法的指向是“对于美国防务至关重要”并且“能给美国人带来好处”的国家。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需要向飞虎队的美国队员支付高额佣金，如飞行员月薪600美元(当时在美国的工资约是210美元),中队长750美元,地勤人员不低于250美元,外加每月30美元津贴、差旅费和每年30天带薪休假,免费住宿;击毁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元。“租借法”是战时军火贸易法，获得美国物资是要付费的(国民政府亦然)。说明这些事实，是想澄清一个问题，所谓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是不存在的。我们在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同时，对相关史实必须具体分析，恰如其分地评价。
如何认识抗日“雷剧”现象
这些年，对抗日“雷剧”的批评不断，但“雷剧”现象仍存在或变相存在。不少作品把日军描述得呆笨、弱智，不堪一击，而抗日将士(人员)智勇无敌，化腐朽为神奇，总能使强大的敌人灰飞烟灭。为什么屡屡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源于对抗日战争艰巨性、复杂性认识的缺乏。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简单化，把抗日先烈们浴血奋战夺取的胜利，描述成唾手可得，背离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形势，忽略日本帝国主义是强大而凶恶敌人的基本史实，是对历史的歪曲，而且是对浴血捍卫家国的先烈们的不敬，是对他们冒险犯难、英勇拼搏的亵渎。
道理非常清楚：打倒傻子绝不值得夸耀，只有战胜强敌才是英雄。任何作品，都不宜背离历史背景，不能背离逻辑。假如如有的作品描述的那样，日军那么好打，那为什么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十四年的艰苦奋斗?背离历史，也就无法让人从历史中获得教育和启迪。
[作者李东朗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