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提要】
口述访谈是传统历史学者赖以记述历史并进行历史叙述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强调客观中立的现代历史学研究中，由于受访者记忆的不确定性以及主观性，口述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受到广泛质疑，历史研究者倾向于在档案资料中找寻问题的答案。
根据口述历史相关理论对抗日老战士进行广泛访谈，不但能够彰显口述资料的学术价值，还能从军事社会史角度拓展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领域，展现抗日战争中中下层官兵的日常生活以及战争体验。同时，从抗日老战士口述访谈中获取的资料，能从多维度进行历史对话，并能让当代人对抗日战争中的士兵及其生活有所理解。
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此思想指导下，以张连红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启动。自2016年夏至今，项目组访谈国共抗日老战士约1400人，获取了丰富的口述资料。历史学界对口述资料使用较为谨慎，有论者指出口述资料“可以呈现很多档案记载所缺少的细致记述和个人感想”，但“回忆者有意无意间会误导研究结果，不利于我们了解客观历史的原貌，由此看来口述史料也有弊端。”口述资料较强的主观性的确会导致上述问题的产生，那么抗日老战士的口述资料究竟有怎样的学术价值，又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01、抗日老战士口述资料在口述史学中的学术价值
从口述史学角度来说，抗日老战士口述资料具备相当的学术价值。就历史研究者个人的体验而言，过去的研究对象大都是档案、书信等文字资料，面对活生生的历史参与者的机会并不多见。然而，人类早期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其实就是口述。希罗多德关于希波战争的论著，许多资料是通过访问而收集到的直接描述。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更是遍访名川大山，探寻耄老遗民，获取了大量口述资料。
口述资料不仅是对档案资料的补充，还能解释某些档案资料无法解决的问题。以第四次长沙会战前后的薛岳与赵子立的关系为例，薛岳回忆“时赵子立代参谋长，自乱防守原定部署，且犯敌前易策受制于人之军事大忌”，致使长沙失守。赵子立则回忆，“第一次长沙战役后薛岳突将长官部副官处长赵复汉降职，赵子立因与赵复汉感情甚好，不满此事，向薛岳辞职，未准。第二次长沙战役，因在作战中意见不合，战后二次辞职，又未准。”到第九战区原参谋长吴逸志被撤职，“薛岳保赵子立任参谋长”。第四次长沙会战期间，“赵与薛决裂的痕迹更加明朗化了”。长沙失守后，赵子立被押送重庆接受军法总监部审理，最终幸免一死。
然而，保举赵子立的是薛岳，为何在第四次长沙会战的时候，薛岳几乎想置赵子立于死地呢?口述资料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赵子立的外甥，原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石永固在访谈时提及：“赵子立与薛岳的关系其实并不那么融洽，他俩之间曾有这样一段不愉快：1944年4月，长沙前线吃紧，大量军政家属需要后撤，赵子立家属并未撤走，而薛岳的家属唯独留了一个他很宠爱的八九岁的小丫头。”小丫头先撤退，未等赵子立家属赶来便乘船离开。“后到的赵家家属无船可坐，几番周折有惊无险地撤出前线。”二人的矛盾自此埋下。有了亲历者的讲述，薛岳与赵子立产生矛盾的背后原因方能浮出水面，而这些在档案中没有记载。
口述资料不但能记述档案中缺失的内容，也可以印证相关档案资料的记载。例如，在八路军医疗卫生方面，有资料记载，“游击根据地的医院在医疗上存在很多困难，既缺乏医疗设备，又缺乏药品器材”。口述资料中，也有非常相似的记载。时任八路军686团卫生员凤甲寅回忆，“我们的医疗条件很困难，消炎就用普通的红汞、碘酒，也有一些吃的药，如阿司匹林等。”老战士口述与档案资料记载高度吻合，既能说明口述访谈所获取的资料达到预期效果，同时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口述资料的价值所在。
口述资料还能将亲历者自己个人的体验与感受展现出来，这是传统档案资料所缺失的部分。以抗战时期参军原因而言，每个个体所叙述的都具有独特性。以原远征军老战士唐泽其为例，“原本抽中的是我二哥。我二哥因为刚结婚不久不肯去当兵，没有办法，只有让我顶上去。”唐泽其被迫参军，当时在八路军蓟县四分区的周玉清则直言不讳，“那时候为什么参军?维持生活，那时候都是为了混饭吃。”通过访谈学者了解到抗战时期参军的原因，除了大家熟悉的“抓壮丁”、抗击日寇外，还有传统人际关系中血缘关系的影响等。每一个个体都有独特的记忆，也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口述史理论在实践中的体现。
02、抗日老战士口述资料在抗战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
张连红教授认为抗战老战士口述历史调查是“抗战史研究领域中一大崭新的风景线”。为了避免口述资料陷入自说自话当中，同时增加口述资料潜在的真实度，口述访谈项目在设计访谈问题时偏重战场之外的军人生活。一方面，这种设计符合现在新军事史即军事社会史研究的大潮。另一方面，真正经历过军人生活的老战士对战时军人生活都有话可说，因为这是他们每天都经历的内容。
目前学界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军粮征集以及征兵，抗战战场主要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似乎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简单的日常生活是维系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理解抗战时期战场外的诸多因素、全面看待抗日战争有相当之裨益。军人的日常生活在档案文献中有所体现，不过相关资料散落各处，体量明显不足。与老战士的战争记忆不同，日常生活的记忆资料蓄意夸大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这是与老战士日常息息相关的回忆，很难为他们所遗忘的。故而，选择这个切入点，运用老战士口述资料进行研究，在资料的真实性方面是有所保证的，也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鲜活的一手资料。
抗战时期军人的日常生活可以体现口述资料对于抗战史研究的学术价值。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陆军平时给予条例主副食给予定量，规定每人每日给大米22市两或面粉26市两，副食费由军政部按照所属地区酌定。其后经过多次修订，主食增至日给大米25市两或面粉26市两。据老战士邬汉忠回忆，“那时在军校伙食是一天两顿，都是馒头。到部队每天两顿饭，一般是馍馍。早上八点半到十点，下午两点晚饭。菜有时是辣椒汤，有时是盐水汤。我们那时候都饿习惯了。”对比国民党军尚能维持供应，敌后的抗日武装生活更为艰苦。据汶山区小队的邵淦溪回忆，“我们那个地方没有大米，每天三餐，以吃面食为主。菜就一般的青菜。”
至于抗战前后军队中的人际关系而言，口述资料也有很多鲜活的例证。以郝伯村为例，他当年之所以报考军校，除了抗日情绪高涨外，还因为他父亲读私塾时的同学在军校教授地形学。郝伯村从陆大毕业后，“大概10个人分到陆军总部，到总司令家里去召集，顾总司令对我说让我明天跟着他到郑州去，他选了我，我想是与省有关系，我江北人，他总是要培养同乡啊，我想主要是这个原因。”顾祝同在郝伯村的任用以及晋升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究其原因，苏北大同乡的“地缘”因素应该非常重要。
从上述几个口述资料与抗战史研究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口述资料可以补充档案背后的细节，从而丰富抗战史研究;另一方面，口述资料也能够为抗战军事社会史的研究提供史料，开拓抗战史研究新的领域。
03、抗日老战士口述资料的现实意义
抗日老战士口述资料在口述史以及抗战史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当前新时期中国社会也有现实意义。一段时间以来，“抗日神剧”充斥屏幕。在这些影片中，战争似乎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片中主角仿佛“闲庭信步”，日军于“谈笑间灰飞烟灭”。这样的“神剧”越多，社会对战争就越缺乏敬畏之心，无法认知战争带来的苦难，也不能意识到抗日战争的艰辛与不易。
在许多抗日老战士的口述中，都有在战争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原宪兵老战士于百英回忆，“俺们的队伍，走得早都活命了，走得晚的都淹死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广为人知，从普通一兵角度讲述南京保卫战以及死里逃生的经历，能够让读者有设身处地的现场感，这种细节更能强化对抗日战争的认识。
有战争就有伤亡，鲜活的生命消失，战友鲜血淋漓地躺在身边，这样的经历与感受最能展现战争的残酷。新四军老战士季爱民回忆他第二次参加战斗的经历，“敌人大概两百多人，我们只有七八十个人。在这次打仗中我可以说踩着战友的尸体，踏着烈士的鲜血英勇冲锋在前。”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军军医的李连仲回忆，“仗打起来之后，伤亡很大，我每天除了抢救伤员还要转运伤员。每天我都要带百十个轻伤员。”死亡、负伤、鲜血、痛苦，这才是抗日战争的常态，老战士们经过六七十年，这些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这些经历常人无法想象，但老战士们依然满怀报国热情，对能够亲自与侵略者作战充满自豪之情。访谈抗日老战士获得的口述资料，不但在探寻抗战的真相，同时也在传播当年全民族抗战的意义。学者们每次访谈结束的时候，都会问老战士您后不后悔当年参军抗战。老战士们大都回答，“那是打鬼子，不后悔!”“如果再有敌人侵略，我只要能扛得动枪，还要和他们打!”还有什么能比从战争亲历者口中所得到的铿锵有力的回答更能体现全民族抗战史实及价值的呢?
老战士口述资料从每一个个体出发，说出他们的经历、苦难、艰辛，让现今社会能够理解战争的真实状况。老战士口述资料，不但展现出中共抗日力量在敌后艰难战斗实况，也能表现出广大国民党官兵坚持抗战，最终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史实。一方面，口述资料能够澄清视听，叙述历史真相。另一方面，可以从抗日老战士口述资料中回顾国共双方老战士当年在民族大义之下共同合作抗战的事实，加深理解，消除分歧，开启从历史到现实的合作之路。
04、结语
经过数年的访谈，学者们从老兵处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深入理解之前老兵口述访谈中存在的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摸索出一套适应抗日老战士口述的处理方法。绝大部分老战士的口述与现有档案资料能够相互印证，许多细节仍然鲜活地保存在老人们的记忆之中。虽然老人也有个别年代记忆错误，这应当归于岁月流逝的结果，以此来否定口述价值自然是不应当的。即使面对内容不那么靠谱甚至是有很多谬误的老战士回忆，参与采访的学者们通过对既有资料的研判，大体能够分析出这些老战士错误叙述可能存在的原因，并大体可以厘清这些口述中合理的部分，为今后全面分析老战士口述资料提供合理的路径与样本。
抗日战争胜利迄今已七十多年，抗日战争研究应该也走向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新领域。从新军事史层面，运用军事社会学理论知识，利用现有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老战士口述资料，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人的战地生活，可以丰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全面看待抗日战争的历史。如此，不但可以利用先贤师长们多年搜集、访谈的相关资料，使之不至于散落，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同时也能跟上历史学发展的脚步，有多层次对话的基础。
（作者：臧叶蕾、徐紫璇、叶铭，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