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民众动员作为其中的关键链条，始终被置于重要地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如果抗日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作政治动员要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纲领，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同时要注重动员的具体方式，要依靠口说、传单布告、报纸书册、戏曲电影等多种形式，“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并“靠它取得胜利”。传统民歌，作为源于人民、贴近民众生活的文艺形式，对于政治动员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当前，学界的一些相关研究，主要从文化史或音乐史的角度对革命歌曲的产生及文化价值进行考察，而对革命歌曲尤其是民歌的政治动员价值，以及政治动员这一革命实践对传统民歌内容和形式的再造等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解放日报》等报刊资料及其他相关历史文献为支撑，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乡村通过对传统民歌的改造与运用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的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为理解民众何以支持革命、中共何以取得革命胜利提供参考。
一、对传统民歌进行改造与运用的认识和讨论
乡村民众的动员是中共政治动员中的重要内容，其中存在着革命与传统、娱乐与教化、个人与社会的彼此纠缠、相互交织。对根植于乡村的传统民歌进行改造与运用，是中共革命动员史上亮丽而独特的一道风景。
(一)关于民歌的教化功能。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政治动员实践中，认识到传统民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并尝试运用这一形式，将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融入乡村民众的文化娱乐之中，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动员民众。关于这一点，中共的各类新闻报道及文件材料中，存在着大量鲜活的佐证。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共产党着眼于革命大局，针对当时的音乐脱离现实和基层民众的缺点，领导发起了“新音乐运动”。参与运动的音乐家主张新音乐要成为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的武器，要坚持现实主义和大众化的创作方向，开始对民间音乐进行自觉地改造和发展。比如，吕骥在《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中指出，中国音乐应当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更担负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底使命”。绿永也提出：“不但要看到音乐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更可见革命与音乐是不可分离的”，他呼吁音乐工作者“时刻留心大众进步与要求”，对民间歌曲深入研究，“随时随地去表现大众要求我们反映的内容”。郗天风在讨论新音乐运动发展与民族音乐形式的运用时认为，对于音乐工作者而言，“为动员民众发挥其最大力量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利用民间的民歌小调”，并提出“搜集民间的歌曲，歌剧舞曲，尽可能多多利用”的建议。徐懋庸在总结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时说，“他们到处采集当地的谣曲和舞蹈形式，配以新的内容，改编演出，很受欢迎”，肯定了传统民歌在乡村民众动员中的价值。这些材料说明，中共基于自身的革命理念，已经发现和意识到传统民歌的革命教化功能，并尝试通过对传统民歌形式和内容的再创造，为抗战和革命工作服务。
(二)关于民歌的民族形式。1942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贺绿汀、联抗等人，在延安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认识与利用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联抗认为，创造民族形式必然要“接受民歌的遗产”，但是“应该是有目的，有计划，有取舍的接受，它不需要民歌中一些淫荡、粗野的成分，它不需要民歌中伤感呻吟的成分”。由此可见，在对待传统民歌的认识上，当时许多音乐工作者是较为理性和辩证的，在肯定其积极价值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其所存在的问题。贺绿汀强调，创造民族形式的根本目的是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他曾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更需要民间歌谣形式，利用民歌，创造为民众所喜欢的新民歌，我们的目的是在动员民众、教育民众。”绿永提出了民族形式创造的基本路径，即“深入到大众中”，“成为新的劳动的呼号……使它真正成为大众正确解放的力量”。贺绿汀、绿永的主张阐明了认识、利用和改造民歌的根本目的，即启发乡村民众的民族意识，动员群众参加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由此可见，当时一些先进的文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于传统民歌的认识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辩证性，既注重掌握、运用传统民歌资源作为乡村动员的重要手段，又充分认识到要对其进行批判地继承，赋予传统民歌这一民族形式以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
(三)关于民歌创作的内容和方向。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确立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文艺界随后掀起学习《讲话》的热潮并以其指导工作。延安民族音乐的转向也可以在当时很多官方文件及音乐工作者的文章中得到充分印证。延安文艺座谈会甫一结束，边区音协就召开会议，指出今后的工作重点是“争取团结、组织、教育并提高民族音乐工作者”，“使他们在新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其才能与力量，以服务于抗战”。1943年2月，边区音协主要负责人召开会议，提出“在创作上应充分利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民间形式”。时任鲁艺音乐系教员的麦新呼吁音乐工作者要转变以干部为主的创演面向，应当“到工农兵中间去生活，去改造自己，去汲取创作题材，写他们所喜听乐唱的作品;到工农兵中间去演奏，去提高他们的音乐水平”。音乐工作者夏白主张“要扑向人民的怀抱，要扑向那些古老幽邃的村庄和最静穆僻孤的边野，去与勤劳忠厚的生产部队结合”。通过对《讲话》的学习与讨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方针在音乐界得到认同，改造、利用传统民歌的目的也不再局限于动员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参军、入党、生产、建设、拥军等逐渐成为民歌创作的新主题。
二、民歌改造的主要方式
随着民众动员实践的深入，中共已经意识到传统民歌的民众动员功能，但是传统民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演方式上都与其即将承担的民众动员使命相去甚远。冼星海指出：“除一小部分外，差不多充满了封建的意识，缺少斗争鼓动的力量。”由此可见，能否有效剔除传统民歌中的封建迷信、消极低俗等糟粕，将其替换为革命与生产的新鲜主题，成为改造、运用传统民歌的关键。
(一)“旧瓶装新酒”：以传统民歌形式承载全新革命内容。中共对传统民歌的改造首先是从利用旧形式开始的，主要是在基本保持原有曲调与韵律的基础上，剔除了传统民歌中的糟粕，进行重新填词，植入了诸如革命、参军、入党、生产以及歌颂领袖等反映革命斗争的内容，这一方式被称为“旧瓶装新酒”。如晋东南根据地曾广泛改编传统民歌进行民众动员，他们“将民间歌谣小曲改制”，以“提高民众对音乐的爱好及政治认识”。革命民歌《东方红》就是传统民歌改造的典范，其曲调源于陕西民歌《骑白马》。《骑白马》以表现民间俚俗的男女之情为内容，民间歌手李有源依原曲进行重新填词，将其改编为《移民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后又经过贺绿汀、刘炽等人加工整理，最终形成了红色歌曲《东方红》。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的张寒晖在陇东采集了民歌《推炒面》，这首民歌曲调悠扬，易于传唱，但歌词传递的价值取向较为俚俗。张寒晖从大生产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将原有歌词进行了清理，替换为符合中共民众动员理念的新内容，改编创作了新民歌《边区十唱》。新民歌一改旧词中卿卿我我、你侬我侬的内容，再现了军民团结忙生产的劳动场景。时任延安平剧院副院长的柯仲平热情评价了张寒晖的创作，称他运用《推炒面》的曲调，“创作一篇军民合作歌，使得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又喜欢唱”，这种创造运用取材于人民，但又“为人民造出更新更健康的血肉来了”。由此可见，中共对传统民歌的改造，首先是剔除其中陈旧落后的元素，然后植入符合革命需要和中共政治理念的新元素，使其焕然一新。
(二)“脱胎换骨”：民歌创作的新方向。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改造传统民歌，尽管较为简便易行，但还只是发生在传统民歌原有肌理之上的修修补补，虽然在内容上实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表达，但在形式上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旧形式的束缚，甚至造成内容与形式的不匹配，让习惯了旧词曲的民众一时难以适应。延安人民剧社教员李劫夫曾说：“当时我写了好多歌曲，也曾把整个军民誓约的全部誓词一条条都编成歌词谱了曲……但写出来的歌曲却没有人去唱，并不是人民群众不喜欢这些内容，是他们认为‘这样我们去看标语就行了’。”显然，既要植入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又要兼顾群众娱乐的现实需要，仅仅依靠“旧瓶装新酒”的旧民歌改造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因此，从革命动员的现实需要出发，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新民歌就成为必然选择。新民歌是以生产、抗战、拥军优属等中共政治动员活动为叙事主题，采用传统民歌唱法与曲调的艺术形式。马可谱曲、贺敬之填词的《南泥湾》是一首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新民歌，也是新民歌创演的典范。20世纪 40年代，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动员民众参加这一运动，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南泥湾》正是文艺工作者描绘大生产运动火热场景和实际成效的新民歌。从填词看，歌曲设计了“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与“如今的南泥湾，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鲜明对照，与中共在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的政治需求紧密相连，描绘了一幅热情劳动、喜获丰收的生产场景，激发了民众参与大生产运动的热情。从谱曲看，《南泥湾》既吸收了北方民间歌舞的节奏，又融入了江南民歌细腻婉转的抒情风格，保持了浓郁的民歌艺术气息。新民歌正是通过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与革命叙事元素的融合创造，书写了军民团结、共同劳动、克服困难的现实图景，从而构建起民间艺术形式与中共政治动员主题紧密契合的有效渠道。
由此，中共对传统旧民歌的改造与新民歌的创作，理顺了利用旧形式与创造新文艺的关系问题，逐步形成既运用民族形式、兼顾民众娱乐需要，又能有效传递政治理念、实现民众动员的新民歌创作模式，激发了民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三、民歌改造后的实际动员效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们通过内容改造或全新创作，将传统民歌改造为符合革命需要的新民歌，不仅让传统民歌获得了新生命，而且改造后的民歌以其切合实际、贴近民众的特征，有力地推动了中共乡村政治动员各项工作。
(一)革命的民众：认同中共的政治理念并积极参与到新民歌的创作及传播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传统民歌经过改造，叙事主题发生了转变，激发了普通民众的热情，越来越多的乡村民众被动员起来，参与到革命民歌的表演、创作之中。乡村民众开始将生活的苦难经历、革命的政治诉求以及热切的生活向往融入到民歌演唱与创作中，并通过歌声与作品将这些内容广泛传播。此时的民歌不仅是民众的娱乐形式，更是承载着传播革命思想、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文艺武器。农民歌手李有源从普通的乡村生活中寻求民歌创作的鲜活素材，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创作改编了《移民歌》《交公粮》《打坝歌》等民歌。他在谈及民歌创作的目的时讲道：“我们编这些歌，是为了把工作作得更好，因为有些人还有些落后思想，不安心，想家，他们唱了这些歌，红红火火，就提起劲儿来了，想着南路的好处，就不想家了。”农民诗人孙万福创作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曲的中心主题是颂扬领袖毛泽东与群众的深厚情感。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周扬曾撰文介绍孙万福的创作时说：“他用太阳来比喻毛主席，又拿花和金子和空中连在一起，……这些譬喻的形象正是很好地传达了人民对于自己领袖的亲切的爱。”冀鲁豫边区的普通教员刘家堂，经常利用识字组或课堂等平台，教授民众唱革命民歌：“他先教给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学会，到家里就唱。很快自己的姊妹，也学会了，这样不久在街上流传起来。”由此可见，中共通过民歌再造，实现了民间文艺与政治教化的融合，推动了革命理念在乡村民众间的传播，提升了革命意识形态宣教工作的吸引力，使越来越多的乡村民众参与到新民歌的创作与演唱中来。
(二)革命的乡村：在传唱以革命和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歌中焕发出蓬勃生机。乡村民众成为新民歌的创作者、传播者后，他们创造性地将乡村传统民歌的曲调、特点、风格同革命、生产、战争等时代主题结合，使中共的革命理想与政治理念更加广泛深刻地融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许多村庄都组织了不同规模的农村歌咏队。仅据一组来自冀中区 1940年的统计数据观察，冀中根据地就组建了 850个以上的农村歌咏队。这些农村歌咏队在根据地各个村庄，表演、传唱革命民歌，掀起了一场场民歌演唱会，形成了新民歌的咏唱热潮。“每逢村庄集会，特别是区乡召开的各种节日的纪念大会上，歌声、口号声、笑声就会响彻云天，震荡山谷。有了新歌，大家就争相传唱，姊妹俩、伙伴俩一起唱，青壮年男子伴着枪和农具唱，姑娘、妯娌做着针线活唱。”农村歌咏队通过演唱反映根据地革命、生产等内容的新民歌，反映农民生活和斗争的现实，传播革命道理，构建革命形象，深得根据地民众的喜爱。如新民歌《翻身道情》曾在根据地广泛流传，深受群众欢迎。曾有人这样描述《翻身道情》的民众动员效果：“歌声一起，群众赞许地笑起来了。从此减租会就在边区到处演开了，而且常常作为真实的减租会的‘序曲’，有力地激发了农民的斗争积极性。”在观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纺棉花》后，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常务委员的萧三说：“由于演员大都口齿清楚，所唱的通俗的词也很好懂。特别是教纺棉法的 (妇唱了，随后邻妇也唱了的 )几句，我觉得可以教给所有纺线的人唱。”萧三的评价也从侧面印证了新民歌的群众动员效果。民主人士李公朴曾到华北根据地考察乡村建设，在谈到华北的乡村文艺时，他高度评价了根据地乡村文艺的发展进步：“救亡歌曲和抗日小调已代替了过去人们消闲，或工作中间口头所唱的一切腐词滥调。农村歌咏队普遍的在乡村里成立了，在人民大众的队伍也产生出他们的自己的歌咏指导者。”通过或走上街头、或抓住战斗生产的间隙进行教唱，新民歌开始由大舞台走向新生活，形成了“家家有歌手，处处是歌声”的动人场景。
事实证明，通过在抗日根据地的各个村落广泛传唱融入了革命元素的新民歌，革命、斗争、解放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念和参军、战争、生产等革命活动逐渐成为根据地群众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传统民歌在推动乡村革命动员方面的积极效果也在实践中得到确证。动员起来的乡村民众就不再是革命的旁观者，他们开始立足于革命立场，以已经内化的革命的思维方式和自然的情感，认同中共的革命理念、认识社会问题、理解革命行动，逐步形成参军光荣、入党先进与革命正确的具体认知，最终以实际行动参与或支持革命。
四、结语
中共对传统民歌教化功能的发掘，对传统民歌的改编、创造和运用，使得中共借助传统民歌这一内生于乡村社会的传统文艺形式，快速构建起一种有趣且有效的政治动员路径。改造后的新民歌，内容被更新为抗战、生产等宏大主题，但在创作手法与叙事风格上仍然保留了传统民歌的鲜活性。中共凭借对传统民歌的改造与运用，将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转化成民众喜闻乐见的歌声，使民众自觉参与到传统民歌的改造与新民歌的创演中，并在对中共形成政治认同后成为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者或赞同革命的支持者。传统的乡村社会藉此焕发出蓬勃的生气和活力，原本“一盘散沙”的民众也最终由万点涓滴汇聚成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
(本文系 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日本文献中中共抗战群众动员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8CDJ011)
作者：张屹，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