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我党针对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政治动员口号。这些动员口号不仅体现了我党在抗战不同阶段的战略重点和策略选择，而且从口号变迁中能看出我党抗日战争中高超的斗争艺术。这对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政治动员工作，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改善与蒋关系，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这一阶段，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我党政治动员的主要目的“都是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而进行的，“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主要表现为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一)“抗日反蒋”阶段
这一阶段，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当时虽然中日民族矛盾已经开始凸现，但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我党正面临着第五次“反围剿”，以及此后在长征途中的围追堵截，国共双方之间的矛盾还处于剧烈斗争状态，“抗日”与“反蒋”是我党这一时期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为此，我党确立了“抗日反蒋”的动员目标及其相关的动员策略与方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各派国民党，打倒一切军阀”等政治口号。而此时，蒋介石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仍坚持反革命立场，对日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大力镇压，使日军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的战火又烧向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为此，我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进一步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实践证明，我党提出的政治口号有效地动员了全国各阶级阶层，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等一系列“抗日反蒋”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从而分化出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进步力量。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我党正是看到这一点，采取了各种措施动员进步力量来实现“抗日反蒋”的目标。应该说这一动员策略的选择完全符合抗战初期的实际情况。
(二)“逼蒋抗日”阶段
这一阶段，从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至1936年的西安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抗战进步力量开始上升，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党这一时期政治动员的主要目的是坚持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实现“逼蒋抗日”的战略目标。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的方针”，这些内容实质上己经表明了在抗战形势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我党与各阶级阶层的抗战力量，包括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也预示着我党政治动员的策略和目标已经开始转变。1936年5月5日，我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同时也表明我党正式放弃了“反蒋”的口号。
1936年9月1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因此，“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不仅表明我党敏锐把握了反对派阵营中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且表明我党认识到包括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有团结抗战的可能性。这一动员策略的变化，不仅团结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直接促成了西安事件的爆发以及和平解决。
(三)“联蒋抗日”阶段
这一阶段，从1936年的西安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尤其是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而在“联蒋抗日”政策的指导下，联合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联蒋抗日”的抗战政治动员氛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则是我党在这一时期政治动员的主要任务。
根据中国实际存在地方武装割据的特点，争取上层人物与势力走上抗日道路，不仅会壮大抗日力量，而且对促进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有重大作用。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党在发动群众共同抗日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动员工作。《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指出，“一切同胞们，一切爱国志士们，一切我国的军队，不分信仰，不分派别，团结抗日，一致救国。”“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迅速团结起来一致行动，才能挽救我们的祖国。”历史的发展表明，这对于成功实现“联蒋抗日”的战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我党还积极开展对两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反蒋军阀的政治动员工作，与东北军、西北军确立了团结抗日的合作关系，促成了西北地区局部抗日局面的形成，这对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实践证明，我党在“联蒋抗日”政策的指导下，联合反蒋军阀对于形成全国范围的抗日动员氛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所指出的，“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1937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坚持联蒋方针推动全国对日抗战问题给刘少奇的指示》中指出，“在这个阶段内我们必须坚持联蒋的方针，推动蒋介石逐渐走向南京政权的民主化，以准备全国性的对日抗战。我们不但不应该敷衍地方军阀的反蒋要求，而且应该向反蒋的地方军阀坚持的解释，只有同蒋介石南京政府共同合作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二、实现全面抗战阶段：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从“全民族实行抗战”到以“民主”“自由”为动员口号，持续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发展
这一阶段，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的武汉失守。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的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放在了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而我党在这一时期政治动员的主要任务则是如何保持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的精诚团结，实现全面抗战的政治动员目标。
(一)发表“全民族实行抗战”的宣言和口号，动员全民族抗战力量抵抗日本的进攻
七七事变后第二天，我党就向全国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号召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为进一步确定全面抗战的纲领及各项政策，1937年8月，我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团结广大人民，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等动员方针策略。洛川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相关规定，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抗战路线，为红军实行战略转变，作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重要准备。这也标志着自1931年以来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动员目标得以实现。
(二)以“民主”“自由”为动员口号，继续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发展
如果说卢沟桥事变之前我党的政治动员主要是为了争取和平与停止内战，那么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至武汉失守时期，我党政治动员的策略选择则是争取“民主”“自由”。洛川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与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
民主与自由问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
“民主”“自由”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系列文件中，包括“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改善人民的生活”等系列内容。如何通过政治动员来实现这个目标，正如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的，“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实践证明，我党提出的“民主”“自由”动员口号，对于全面抗战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三、坚持团结抗战阶段：协调党外党内关系，明确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政治动员口号
这一阶段，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我党始终执行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分裂、倒退政策进行坚决斗争，我党政治动员的主要目标围绕坚持团结抗战进行。但是党外的矛盾和紧张局势势必反映到党内来，这就使得解决党内思想上的分歧也应是我党政治动员的题中之义。
(一)从党外看，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提出了“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极力扶持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势力，推行所谓的“和平”运动，力图分裂国共合作，引诱蒋介石妥协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虽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尚未投降，但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逐渐执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再到1943年7月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这些都表明，蒋介石集团的政策重心，已由对外转向对内。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浪潮，1939年7月7日，我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三大政治口号既集中反映了中国时局的发展倾向，同时也简明扼要地表明了我党以及各抗日力量的政治要求，并迅速地成为了当时中国国内各阶级阶层反对卖国汉奸和投降主义倾向的动员口号，取得了积极的动员效果。重庆各界纷纷集会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投降主义倾向，并且提出要求实现战时各项民主政治权利。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一文鲜明指出，“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同时，该文还声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和亲日派的阴谋，并且提出停止挑衅、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废除一党专政等政治要求。我党的这些策略措施，有效地动员了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热情，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二)从党内看，适度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政治动员口号
面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我党不仅要动员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做好党内的政治动员，即加强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党员群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教育工作。
当时党内存在“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左”倾情绪者，把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错误地估计为新的马日事变，认为联合抗日没有希望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合作已经不可能，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了动摇。“右”倾情绪者，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革命本质认识不清，对反共高潮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更没有武装斗争的准备。认为斗争只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这两种错误思想的普遍滋长，如不及时进行教育、克服，将会妨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继续扩大和巩固及夺取最后的胜利。因此，对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党员群众进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教育工作势在必行。
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局势时指出，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仍未丧失。因此，“在这种形势下，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还是存在的”。“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为达到以斗争争取团结抗日的目的，他进而提出同顽固派进行斗争时必须遵循的有理、有利、有节的三项原则，具体包括“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等。
实践证明，适度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抗战以来特别是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总结。它是把无产阶级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它的贯彻执行，有效地团结争取了多数，孤立了少数，发展巩固了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阶段：区分不同区域，“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有针对性地提出“争生存、争民主”“占领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一切为了前线，为了战争最后胜利”的动员口号
这一阶段，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当时，苏联在欧洲战场上重创德军，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英美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进展顺利，日本帝国主义处境极为不利。在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出现明显好转的背景下，我党政治动员的主要目标确定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国内，各解放区的抗日战场上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解放区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区则发生了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毛泽东提出动员策略应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同时，在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等不同类型的区域，我党采取的政治动员又有所不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沦陷区、在解放区，这三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不能不使我们在实行时要有所区别。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
(一)在国统区，提出“争生存、争民主”等动员口号，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在国民党统治区，虽然国民党不断地发动反共事端，但由于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尚未被打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未彻底破裂。因此，我党仍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国统区，“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我党认为国统区的动员工作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然而，由于国民党继续其一党专政的统治方式，使得国统区物价高涨、失业严重，劳动人民的生活难以维持下去。广大工人要求保障工作、保障最低生活和反对特务压迫的斗争日益发展，甚至非产业工人亦起来罢工。为此，我党提出了“争生存、争民主”的动员口号，实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配合的策略方针。除少数反对军警特务压迫的斗争具有政治性质外，大部分还是属于改善待遇、保障职业等经济斗争。这些斗争客观上都属于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要求改组国民政府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经济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政治斗争。
实践证明，我党在国统区的动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不仅重庆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同时也鼓舞了其他国统区人民的斗争。西安、成都、昆明、贵阳等地工人，也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掀起了抗战后期国统区工人运动的高潮。
(二)在沦陷区，号召“占领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进一步做好城市工作
在沦陷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的敌人而斗争。”为此，1944年6月5日，《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党在沦陷区特别是在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1944年9月4日，《中央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组织必须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当地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
我党发出关于开展城市工作一系列指示，明确提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动员口号，并且采取了“瓦解敌伪组织”“准备武装起义”“占领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等动员策略与手段，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三)在解放区，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为了战争最后胜利”的口号，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聚力量
在广大解放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由于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因此政治动员的任务应是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为实现此目的，我党推出一切有利于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的方针政策，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为了战争最后胜利”的动员口号。解放区掀起规模巨大的生产突击运动，广泛采取群英大会、技术和生产大竞赛、建设革命家务等具体的动员方式、手段，产生巨大动员效应，取得显著成绩，使得边区“运动全面展开”“英雄大量产生”“七十二行，行行有英雄”，为解放区进行战略反攻夯实了物质基础。
通过对上述抗日战争时期四个阶段我党政治动员口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能够战胜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除了自身政治优势之外，从政治动员角度看，还与它能够准确地把握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某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因时、因地制宜地提出符合抗日战争各历史阶段的动员口号和目标，确定合适的动员策略和政策是分不开的。这既充分体现了我党在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中能正确判断形势紧抓主要矛盾和大局为重的战略视野、战略胸怀，也折射出我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两个大局能审时度势选择策略而具有积极有效掌控时局的战略筹划能力。这其中运筹帷幄、运用自如的斗争艺术，对于今天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政治动员工作仍然是可以汲取和借鉴的宝贵经验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