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区域教育复杂化格局形成的综合动因
抗战前我国区域教育固然不是以公立为主的单一格局，因为从古代以来就有私立学校的存在与延续，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的批量来华又新增了教会学校。但在中国教育史上区域教育格局最为复杂的时期，莫过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由于日本的入侵，严重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生态环境，引发了中国政治、军事与文化等方面前所未有的变故，受其影响区域教育格局趋于复杂化。就学校教育而言，除了原有的私立教育、教会教育之外，以山西为例，又出现了日伪在沦陷区的奴化教育、阎锡山退守中的晋西教育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教育，由于各种教育的主办主体不同，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各不相同，同时三种教育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与博弈，因此，当时的教育呈现出复杂、混乱与多变的特点。这种复杂与多变的教育格局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的，究其原因有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多种因素。但最为关键的还是政治动因，著者试图运用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关于权力与权威的相关理论、约翰·纳什(John Nash)的非合作博弈理论、格若赫姆·罗珀(Graham Romp)的动态博弈和重复博弈理论，来分析抗战时期山西三种教育呈现的内在政治动因。三种教育的主办者均是为了在广大民众中获取自己的权力，只是日本侵略者运用的手段是强制性权威，阎锡山使用的是诱导性权威，而共产党采用的是合法性权威，因此革命根据地教育注定是要最终取胜的。另外，还要从地形地貌的多样化、民国早期的教育基础、日本入侵华北的动机、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阎锡山的“洪炉训练”、共产党倡导全民族抗战等方面，分析抗战时期山西复杂化教育格局形成的生态环境与综合动因。
抗战前山西的生态环境及文教状况
固然导致抗战时期区域教育格局复杂化的主要原因是各种政权机构与军事集团之间的交锋、冲突与博弈，将教育作为其“权力隐藏”和“政治动员”的关键所在，因而各种利益团体“将自身的特殊的符号力量增强到那些权力关系之上”[1]。然而，一种复杂局面的出现，并不仅仅是政治与军事诱因的结果，而往往是多因之果。细究抗战时期山西教育格局复杂化的各种原因，不难发现，其复杂且封闭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为抗战时期各种力量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空间，同时也为各种教育的多年并存提供了可能性与机会。
一、抗战期间山西的生态环境
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高夫说过，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山脉、高原和平原，是浩瀚的大海和海边的城市以及城市间的航运，是在水一方的岛屿，是气候和统计数字，是航行在地中海上的大船和小船，是人口的增长。这些因素是“摆布人类命运的力量”，对人类的命运起着“引导、阻碍、遏制、推动和促进作用”。[4]可见，山西的地形地貌复杂，四周群山环绕与大河相隔，不同的地理区域之间相对交通不便，信息难通，这样就形成彼此隔离、相互阻隔的众多盆地、谷地、山区。这种地形为抗战时期在山西形成三种政治与军事力量提供了天然的地理屏障，也为战时山西教育形成复杂化格局创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由于天然的众多山脉将山西分割成大小不一的数十个盆地，世世代代的山西人就在各自的活动领地生息繁衍，而日本的入侵打破了这里的民众稳定与宁静的生活，使得沦陷区民众陷入了被奴役与蹂躏的境地。山西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南有中条山，北有恒山，在吕梁山西、中条山南均以黄河分别与陕西、河南分界，境内围绕桑干河、滹沱河、汾河、漳河、浍河等，形成了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晋中盆地、晋南盆地和上党谷地，在这些平川地区历史上形成了大同、忻州、太原、榆次、临汾、运城、长治等主要城市。这些城市交通便利、经济活跃、教育相对发达，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日本侵晋先后占领这些城市，并由城市向周围各县平川地区蔓延。日伪政权多建立在这些城市和平川地区，并在这些地方开办了用以实施奴化教育的各类学校。
因太行和吕梁两大山系，形成了分踞山西东西两侧的两大山区，正是这些山区为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建立晋察冀、晋绥及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为这些地方有崇山峻岭作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正如李公朴先生于1940年所描写的：“太行山是晋察冀的保姆，它纵贯于晋察冀边区。晋察冀囊括察南、晋东北及河北的大部，他虽然是被日本法西斯蒂所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大铁路干线和沧石线所包围。但现在他已冲破了平汉到达津浦路左右与东海相接，在北方已跨过了古老的长城，打通了直达辽吉黑热的道路与东北抗日联军携手。……晋察冀就象是一条神龙匍匐于太行山之巅，一当反攻阶段到来的时候，他将一爪抓住大同，一脚捺住天津，后面的一个爪控制住太原，弯出头颈咬住山海关，另一个爪扫荡津浦和平汉。”[5]由李公朴先生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之所以选择这些山区创建根据地的原因与意义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就是利用山西及其周围相邻省份山区的天然屏障功能，发动群众创立了几块抗日根据地，依靠根据地自然屏障功能，一方面，积极开展抗击日本侵略活动，给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与日伪奴化教育展开交锋与博弈，在根据地广泛开展反奴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吕梁山区纵贯山西西部与西南部，由北向南跨越吕梁地区和临汾地区的西南部，这里西面与南面是咆哮的黄河，区域内层峦叠嶂，起伏不平，地形十分复杂，有易守难攻之优势。正如美国的唐纳德·G.季林所说：“在西部和西南部，汹涌澎湃的黄河同样构成了阻碍入侵者的有效屏障。”[9]的军事与政治外交目的。而且在晋西山区稍一稳定，便开始兴办各类教育。一方面，因为他一贯热衷于兴教设学，20年代他一度因大力施行义务教育而名扬海内外，另一方面，发展晋西教育也是为了与日伪奴化教育、共产党的根据地教育进行博弈与较量，并宣传其施政策略，以扩大其在山西民众中的影响。
正是这种复杂且相对封闭的地形，为抗战时期三种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并存与争战客观上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三种力量分别发展自己的教育提供了可能，同时还为三种教育的并存、交锋、冲突与博弈创造了自然条件。可见，抗战时期区域教育复杂化格局的形成，与区域内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有密切关系。
二、抗战前山西教育状况
清末以来，山西的经济在全国排名可以说每况愈下，教育却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1902年李提摩太创办山西大学堂，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3所大学之一。经过几任热衷于兴办教育巡抚的努力，民国成立之前，“山西已拥有2所大学和1所政法专门学校，4所师范学校，13所中学，98所高级小学，1948所初级小学，更重要的是，有180名女孩在2所女子学校里受教育”[12]。其他各类教育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可以说抗战前的山西教育已经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一)基础良好的义务教育
阎锡山从1918年开始施行义务教育，到1924年全省已入学的学龄儿童总数达1056115人，受义务教育儿童数占学龄儿童总数1461842人的百分比高达72.2%，男童受义务教育人数占男学龄儿童总数的比例更是高达90%多，[15]。
到抗战前的1936年，全国共有初等教育机构320080个，在校学生18364956人，年总经费数为119725603元。山西省于1936年共有初等教育机构24177所，在校学生数为936456人，教职员34034人，总经费数为4171737元。1937年上半年，初等教育机构数为26651所，比上年增加10.2%;在校学生数为952422人，比上年增加1.7%;教职员人数为58234人，比上年增加71.1%;总经费数4742582元，比上年增加13.7%。[16]若将晋奉鲁三省作一比较(详见表1-1)，
表1-1 1936年晋奉鲁三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人口仅为山东1/3的山西省，小学校数为山东的57%，入学儿童数为山东的一半;而山西的小学校数是辽宁的2.6倍，在校生数是辽宁的1.56倍，教职员人数是辽宁的2倍。说明抗战前山西初等教育发展在全国仍居前列。
由表1-2可见，处于大后方且在抗战前初等教育远不如山西的四川与陕西两省，四川省小学校数和入学儿童数1942年比1937年分别增加了81.21%和95.08%，陕西省小学校数和入学儿童数1942年比1937年分别增加了11.88%和63.83%;而抗战前本来基础较好的山西初等教育，在日本侵略者的破坏之下，小学校数和入学儿童数1942年比沦陷前的1937年分别减少了91.24%和77.08%。尤其是陕西省1937年的初等学校数和入学儿童数分别仅为山西省的43.98%和50.83%，而到1942年初等学校数和入学儿童数却增加为山西省的5.62倍和3.63倍。可见，抗战期间，日伪对山西教育的惨重破坏。
表1-2 1937年和1942年晋川秦三省小学校数与入学儿童数比较表
(二)多元发展的中等教育
民国时期山西中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到1930年，全省中学校数就增至51所，在全国排第12位，学生数为9399人，居全国第14位。[20]
(三)风格独特的师范教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阎锡山将师资问题作为国民教育中两大难题之一，十分重视师范教育的发展。据统计，1930年山西共有7所省立师范学校：省立第一至第六师范学校和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6所：省立第一至第六女子师范学校。据1922—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全国26个省区共有师范学校275所，其中男校208所，女校67所，共计在校学生38277人，男生31553人，女生6724人;山西省共有13所师范学校，居全国第八位，其中男校8所，女校5所，居全国第四位，在校生总数为3442人，居全国第二位，男生2629人，居全国第二位，女生813人，居全国第一位。[21]
山西师范教育体系，不仅学校种类齐全，而且富有特色。既有全国普遍设立的省立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特别师范科、简易师范科等，又有阎锡山自己创造的一些史无前例的师资培养形式，如国民师范学校、师范讲习所、模范示教等。这些独特的师范教育形式，引起了国内外教育界的关注和好评。陶行知评价道：“将来实行义务教育，自必从推广师范学校入手。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的办法，很可参考。”[22]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是阎锡山倡导创办的一所专门为国民学校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从1919年开办到1936年停办，18年为山西各县教育培养了近2万名合格师资。该校在全国尚属首例，投入经费充足，建筑规模宏大，聘任名师，实行独特的管理体制，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为国民教育培育了大批师资。
此外，阎锡山首倡一种山西独有的师资培育方式——模范示教，1918年，阎锡山就提出了模范示教的师资培育模式。即每学区设模范示教员若干人，每人负责10多所学校;其职责为对各校进行代授和示范各科，以规范的教学方式来影响和带动那些没有经过正规师范教育的农村教员，并指导各校教员进行规范教学，定期与各校教员集中研讨教学方法之改进。[23]
(四)起步较早的高等教育
民国初年，按照教育部改学堂为大学校或专门学校的要求，当时山西的高校有：山西大学校、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山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西公立商业专门学校。1918年全国26个省中共有公立专门学校47所，平均每省只有1.8所，而山西有3所，居全国前列。其中农业专门学校的在校生数、办学质量、办学规模与经费投入等均居全国前三名。[26]
特别是山西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原名山西大学堂，创建于1902年，是由传教士李提摩太和山西巡抚岑春煊共同创办的，是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与融合的产物。[29]1934年比前一年增加1.6倍(详见表1-3)。
表1-3 1931—1934年山西大学岁入经费总额及国省库款额增减表
由表1-3可见，除1932年度外，历年经费均有所增加，但1934年度则稍减。两项史料来源不同，其记载亦互异，且数字相差颇大。但1927年，其经费仅15万元。至1934年度已达34万元，故其经费是逐年增加的。1931年公布的《全国地方大学经费概况》，显示山西大学岁出经费235994元，岁入248294元，居全国第六位。[30]
而且民国时期山西高等教育已经形成具有特色的管理体系和办学经验：第一，健全机构，规范管理。到30年代各校均在校长之下设有秘书处、训育处、事务处、图书馆、出版部、注册部、体育部及各教学院系。制定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规范学校管理。在办学方面，山西大学校长王录勋就提出了“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治校方针，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果。第二，规划专业，优化教学。1934年山西省根据教育部督导的指导意见，将山西省立法学院、教育学院并入山西大学，由以前的3个学院，增为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5个院。法学院中又增设经济学系，教育学院(在原省立教育学院授课)设中国文学系、历史系、教育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采矿学系、冶金学系、电气工程学系，这些专业一直设置到1937年。第三，招纳名师，明定职责。山西大学十分注重罗致国内外名师，抗战前先后从国外聘请的外籍教师有数十人;聘请的国内教授，或是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或是国外著名大学留学归国者，或是国内名校毕业者。后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首席大法官、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1904—1973)曾于1929—1931年任法学院教授并主讲国际法学。还颁布了许多教师聘任与管理方面的规章。第四，社团林立，活动纷呈。民国时期山西高校的社团活动较为活跃，成立了数十个社团。影响较大的有山西大学的新共和学会、瑞华地质调查会、中外语文学会、英语实习社、社会科学研究会、山西青年暑假健身团，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政法月刊社、政治学会、经济学会、国学研究会，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夜光”文学社等。
(五)务求实效的职业教育
据中华职业教育社调查，1921年全国职业学校共有842所，包括甲、乙种农工商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和慈善性质的职业学校。其中山西60所，在全国排第4位。据中华职业教育社调查统计，1925年全国职业教育机关共有1666所，其中山西151所，由1921年的全国第4名跃居第2名。
第一，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较快发展。1931年全国共有省立农工商专门学校8所，而山西省就有3所，即山西省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西省公立专门工业学校和山西省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占总数的37%，居全国首位。[33]为民国时期山西经济发展培育了一大批一线技术人员，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六)广泛开展的社会教育
抗战前山西省共设立的社会教育机构有博物馆、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公众阅报处、巡回文库、通俗教育讲演所、巡回宣讲团、公众补助学校、半日学校、简易识字学塾、通俗教育会等。30年代又成立了民众教育馆、党化教育图书馆等。社会教育机构主要分为四大类：学校式社会教育机构、流动式社会教育机构、场馆式社会教育机构和社团式社会教育机构。学校式社会教育机构包括：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露天学校、简易识字学校等;流动式社会教育机构主要有：通俗教育讲演所、巡行讲演团、通俗教育会、平民问字处、巡回文库等;场馆式社会教育机构主要有：图书馆、博物馆、书报阅览处、体育场、国术馆、民众娱乐所、电影院、剧院以及洗心社等;社团式社会教育机构有洗心社、自省堂、通俗教育研究会、“青年团”、学生讲演团等。1936年，全国35个省、区、市中共有社会教育机关158038个，学生3867158人，教职员208145人，经费为16275610元;其中山西的社会教育机关为7554个，居全国第八位，学生为183323人，居全国第八位，教职员为8852人，居全国第八位，经费为191811元，居全国第十位。[35]
民国时期山西的社会教育活动形式多样，主要有识字运动、官方宣讲、师生讲演、标语公告、散发印刷品、健康教育、体育活动、歌谣戏曲、游艺活动等。民国时期山西的社会教育与施政紧密结合，本着开启民智、促进“新政”、净化风气的宗旨，将政策宣传、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内容融为一体，形成综合性社会教育内容。如讲演“六政三事”，配合政策施行;宣传整理村范，劝导民众从善;颁发《人民须知》《村长副须知》和《家庭须知》，分层实施教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实施社会教育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说服”型，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充分利用文告形式进行社会教育。其二，广泛调动各界人士开展宣讲活动。阎锡山动员知事、区长、宣讲员、村长副、街长副、教员、学生、商人、绅士结成团体，深入民间进行广泛宣讲。其三，特别注重凭热情去感化民众。倡导各级官员和各类讲演者要满怀热情，凭借自己的真情去感化民众。
表1-4 1937年晋鲁秦社会教育情况比较表
由表1-4可知，抗战前山西省的社会教育机构数分别是陕西省与山东省的1.1倍和4.4倍，受教育民众数分别是山东和陕西的1.6倍和5倍，从事社会教育的教职员数是山东和陕西的1.5倍和3.9倍。在年支出经费不多的情况下，成功地开展了全省的社会教育活动，并收到了良好的实施效果，使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可见，抗战前山西的社会教育已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由上可见，民国建立之后到抗战前，山西各类教育均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并取得了较好的办学效果，特别是义务教育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普及程度居全国首位。社会教育也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些为当时维护阎锡山的统治、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从1918年至1937年这20年是民国时期山西新式教育得到较为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日本的入侵打破了相对宁静的社会秩序，严重破坏了山西原有教育的结构，使全省教育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教育格局呈现出前所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