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治安将军
关于卢沟桥事变已有较多论述，但当时直接指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到底是谁?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说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也有说是副军长佟麟阁的，还有讲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加强营营长金振中的等，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真正搞清楚这一问题，本文作者通过资料的查找与甄别考证，认为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的冯治安在卢沟桥事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观点过去较少谈及，现将其理由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很多论述都谈到，卢沟桥事变时，坚守卢沟桥的是二十九军官兵，但究竟是二十九军哪一部，并没有交代清楚。实际的情况是：卢沟桥事变前，二十九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卫队旅，约10万人。为了加强对日军的防范，作了严密部署：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在天津廊坊至塘沽一线布防，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代主席、北平警备司令)，在北平南苑至保定布防，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河间至大名布防，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在察省全境布防。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作为二十九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主要负责南苑军训团。由此可知，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均属二十九军势力范围，而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则驻北平地区，拱卫古都安全。
因此说卢沟桥事变时，坚守卢沟桥的是二十九军官兵，从大的方面讲也没有错，但不够确切。
“若敌人挑衅，就坚决还击”
从中国军队兵力的部署情况看，冯治安的三十七师驻守北平。真正驻守卢沟桥的是三十七师一一跂旅(旅长何基沣)二一九团(驻防长辛店，宛平城内驻守的是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由于当时日军常到卢沟桥东、北区域以演练为名进行挑衅，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冯治安还曾到他负责的辖区卢沟桥视察，他在听取吉星文团长关于日军频繁活动的动向汇报后指示：“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7月7日，冯治安又在北平召集何基沣与吉星文等布置应变措施，他指出：“仍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不贸然开火，但若敌人挑衅，就坚决还击。”
下午，日军开至卢沟桥西北的龙王庙，抢筑工事，傍晚向东移动，尔后，日军称走失了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寻找，我守城官兵看到他们是在寻找借口，断然拒绝。冯治安闻报后果断下令：“务必固守，不准日军一兵一卒进入，不许放弃一尺一寸国土，彼若开枪，定予以迎头痛击。”
在此期间，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也向日军抗议，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也出面驳斥了日军的寻衅行为。
8日凌晨，蓄谋已久的日军迫不及待地炮轰宛平城，同时开始向卢沟桥北侧的平汉铁路桥进攻，战斗正式打响。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当即联名向南京报告并表示决心抵抗。同时，冯治安直接向部下下达死命令：“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土是军人的天职，寸土不让，不怕牺牲，卢沟桥就是尔等的坟墓!”
日军利用事先抢修的工事，首先袭击打死了我守铁路桥的申仲明排长，这激起了我守桥官兵的无比愤怒，他们不顾力量的悬殊，奋力冲入敌阵与敌肉搏，砍死敌人百余，我两排守桥官兵也全部壮烈牺牲，铁路桥失守。
8日夜，金振中营长趁着夜色的掩护，率百余名敢死队员从宛平缒城摸向铁路桥，挥刀杀入敌营，收复了铁路桥。金振中负伤在保定住院疗伤期间，得到国共两党及全国人民的热情慰问。金振中在争夺铁路桥的局部战斗中作为指挥官，并成为英雄，也是毫无疑问的。
宋哲元把军权交给冯治安
人们不禁会问，当时作为二十九军主帅的宋哲元军长在何处?这里需要略作交代：卢沟桥事变前，因日本阴谋制造“华北独立”，使华北成为“满洲国”第二，几经谋划，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政治“组织”，宋哲元任委员长，日本人担任最高顾问。这实际上是个临时的地方性机构，但管辖着平、津、冀、察的军、政、财大权，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愿与日军发生直接的冲突，是被迫吞下这枚苦果的。
宋哲元也是被迫接受这一职务的，从主观上讲他还是愿意抗日的，所以当他一面要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又要接受日本的“顾问”时，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他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内，利用雄厚的财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将二十九军扩充到10万人，装备也屡有更新，以待时机，再谋大计。当时日本加紧对华经济侵略，给宋哲元施加许多压力。宋哲元借口“回乡修祖坟”，于5月11日，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临行前他将军事交给冯治安，外交交给秦德纯。
作为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说一言九鼎，凡军中大事，当然是他说了算。他离开北平时，把军权交给冯治安，说明他对冯是信任和放心的。他把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安排在北平驻扎，充当“御林军”的角色，也绝不是随意的。他即使在平时有什么重大决策时，因刘汝明、赵登禹带兵在外，张自忠也因在天津独当一面，他多是征求秦德纯、冯治安的意见。
关于宋哲元对冯治安的充分器重，可在刘汝明去台后所著的《刘汝明回忆录》中有关《卢沟桥抗战与二十九军》一节的文字得到证实，文章中写道：“二十九军的副军长虽自绍文(秦德纯)任北平市长以后就换了佟捷三(麟阁)，可是军长的公事，多由仰之(冯治安)代看，所以仰之等于代理着军长。”
“顽固抗日派”
今井武夫是日本派遣军总部最重要的高级顾问，他参与策划了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的重大侵华阴谋活动，他在战后出版的《今井武夫回忆录》中也称冯治安“是冀察第二十九军头号实权者”。他说：“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将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的地位让给冯治安，冯率领号称二十九军精锐部队的第三十七师，在日本势力薄弱的保定，密谋策划，在北边构筑起一连串面向北方的碉堡，注视着日满和华北的政治、经济动向。所以当时有人认为：抗日的策划中心与其说是在北平、天津，不如说在保定。”最后，他总结说：冯治安“总是被日本视为最可怕的人物”。
另外，日本的驻华特务机关，曾将二十九军及冀察政权的首领们做了分类排队，有“亲日派”、“知日派”和“抗日派”三类。冯治安不但被划为“抗日派”，还单独加戴“顽固抗日派”的帽子。
宋哲元的暂时离去，使冯治安拥有了对三十七师的绝对指挥权。他正是戴着“顽固抗日派”的帽子，指挥了卢沟桥抗战的。所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由毛泽东亲拟的热情洋溢的通电中，才高度“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这是不争的事实。
1937年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该电开头曰：“本月七日夜十时，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通电中还说：“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
笔者认为，这封电报的内容也是中共中央对冯治安的确切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