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赣粤边游击区和湘鄂赣边游击区都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重要的游击区。在党的领导下，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虽然两块游击区的革命斗争特点各有差异，但是他们在中共党史、人民军队史、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1]p37赣粤边游击区及湘鄂赣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他们钳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持了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2]p404，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这两块游击区的革命史，总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和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不同点
(一)从地理位置看，两块游击区域范围不同。赣粤边游击区主要位于江西省南部与广东省北部交界处。它包括江西省信丰、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全南、定南和广东省的南雄、仁化等十多个县或其部分区域。中心区域在江西信丰、大余和广东南雄等三县交界的油山地区。由于红军“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3]p229。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还派人到上犹、崇义交界的湖南省资兴、汝城、桂东等县开展过游击活动，因此，资兴、汝城、桂东等三县部分区域也属于赣粤边游击地区的范围。湘鄂赣边游击区主要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和湖北省东南部，江西省西北部的连接地段。它包括湖南省的平江、浏阳的大部和湘阴、岳阳、临湘的一部;湖北省的阳新、大冶、通山、崇阳、通城和鄂城、咸宁、蒲圻一部;江西省的修水、铜鼓、万载的大部和萍乡、宜春、分宜、宜丰、上高、高安、奉新、武宁、瑞昌一部。其中心区域在湖南的平江、浏阳和江西的铜鼓、修水一带。这块游击区处在三条铁路(南浔、粤汉、株萍铁路)、一条大江(长江)、三个省会(武汉、长沙、南昌)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二)从承担的使命看，两个游击区领导人所担负的任务不一样。长征前后，党中央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下简称中央分局)、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当时的主要任务有两条：第一条是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第二条是“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的统治下去，以准备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反攻”[4]p3636，恢复中央苏区。在苏区留下了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1.6万余人，加上黨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他们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3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项英、陈毅转移到以江西信丰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区，直接领导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可见，项英、陈毅除了在赣粤边坚持浴血斗争外，还要承担领导和指导南方其他游击区的革命斗争的任务。由于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主要领导人长期在赣粤边活动，因此赣粤边游击区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和指挥中心。而先后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寿昌、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中共湘鄂赣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傅秋涛等湘鄂赣边主要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湘鄂赣边游击区坚持游击战争。
(三)从战略方针的转变看，两个游击区实现战略转变的时间不相同。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4月，是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35年5月到1937年7月，是粉碎国民党“清剿”，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巩固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37年7月至1938年2月，是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实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阶段。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是猛烈扩红、重开兴盛局面阶段。第二阶段，从1935年7月至1936年11月，是游击敌后、重振红军雄风阶段。第三阶段，从1936年12月至1938年2月，是和谈成功、重整队伍抗日阶段。总的来说，两块游击区都分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情况各不相同。1934年6、7月间，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而开始了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因此湘鄂赣边至少比赣粤边提早三个月进入艰苦的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和湘鄂赣边游击区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的前后时间也有差异。主要原因在于1935年2月项英、陈毅及时得到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及时地转变战略方针。同年春在江西于都上坪地区，项英、陈毅指挥留守苏区部队分九路突围。4月，项英、陈毅又在赣粤边大余长岭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二月指示”精神，实现了红军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1934年湘鄂赣苏区反“围剿”失败后，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和红十六师依然坚持搞正规军和大兵团作战，导致红军游击队遭受巨大损失。1936年3月27日，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的盖板洞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广泛组织群众性游击小组，开展游击战争，这才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正如傅秋涛后来回忆：“这种及时的转变，是关系着我们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转得过来就能生存，就能发展，转不过来或转过来了行动不积极，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我们被形势所逼，被动地转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4]p267
二、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和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相同点
(一)从历史渊源看，两者都由中央苏区及边缘游击区演变而来，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初期，赣粤边地区和湘鄂赣边地区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北伐战争时期，两个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和工农义勇军曾支援北伐军作战。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赣粤边之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等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为创建工农武装和建立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29年1月以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移到这里，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赣粤边地区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湘鄂赣边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湘鄂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后扩编为红三军团)，开辟了湘鄂赣边苏区。1930年秋，苏区成立了红十六军(后改编为红十六师)。在反对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中不断取得胜利。几年间，湘鄂赣苏区发展到20多个县，纵横数百里，人口近千万。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赣粤边地区及湘鄂赣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二)从付出代价看，两者都遭受了国民党军的严重摧残。在赣粤边游击区，1934年12月，余汉谋任国民党第六区绥靖司令官后，命令粤军第二师在尾追长征红军之后返回赣南。国民党军对赣粤边苏区进行前所未有的烧杀抢掠。在信丰苏区，“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尚有游击队、赤卫队坚持着，反动派遂趁机命令正规军、地方靖卫团、保安团和反动地主武装向根据地残酷进攻，施行惨无人性的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并强迫山区人民迁居平原，制造无人区。一些掉队零散的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人寰”[5]。在南康苏区，“当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反动派的军队和地主便大肆的进行烧杀。据不完全统计，被害的革命干部和根据地的人民有1826人，烧毁房屋1530幢，牵之耕牛406条，杀吃了大毛猪318头，抢走被帐1346床，其他零星财物不计其数，稻谷约2万7000多担，另外还抢走了光洋5359元”[6]。红军长征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赣粤边区的人民群众继续有力地支援留在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地主恶霸趾高气扬，嚣张地对贫雇农说：“你们红得一世?”贫雇农响亮回答：“你们白也白一生勿得(意思是也白不了一世)!”人民坚信：有共产党在，总有一天见红天。[7]p6
在湘鄂赣边游击区，1934年6、7月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侵占湘鄂赣苏区，“苏区受到敌人的蹂躏和摧残，分隔成为十一块，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横直二三十里，小块只几里宽。然而湘鄂赣工农群众及其领导者——共产党，在此坚决困难的奋斗中，表现了最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5]p55。国民党军对湘鄂赣苏区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浏阳县双洞乡大光洞龙塘，一次活埋99人，萤火洞一次活埋88人。据傅秋涛后来回忆：“反动派在临湘药姑大山一带，过去杀人以人头来计数，以人头来示众，以人头去报功，后来杀人如麻，就以耳朵来计数，以耳朵来示众，以耳朵去报功。有一次，仅仅割下的耳朵，就有两箩筐。”[5]p253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建筑、田园、竹林用火烧光或摧毁。例如，平江的辜家洞原有3700余人，500余栋房子，30多家商店，300多个纸棚，800多个纸槽，6所小学，国民党烧杀掳掠后，只剩下两间半房屋，人烟皆无，成了“孤家洞”。国民党军还实施堡垒政策，凡属战略要道、重点地区、高山隘口、大的集镇都构筑有堡垒作为支撑点，派兵驻守。例如，在铜鼓县的东南地带就有碉堡180座，其中：“军”字号碉堡126座，由国民党军驻守;“民”字号碉堡54座，由地主武装驻守。湘鄂赣苏区受到国民党军严重摧残。
(三)从历史地位看，两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者在中共党史、人民军队史、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下，赣粤边地区军民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受严峻的考验，战胜一切困难，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持续“清剿”，终于赢得胜利。193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了项英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报告后，于1937年12月13日作出《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认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4]p3721。毛泽东在高度评价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时，指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8]p393。湘鄂赣边游击区主要领导人如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等，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紧紧依靠边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带领红军游击队英勇顽强地同敌人同困难作斗争。1938年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听了傅秋涛关于湘鄂赣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中党和军事工作的报告以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对鄂豫皖、鄂豫边、湘鄂赣三区目前党的工作决议草案》中指出：“鄂豫皖、鄂豫边、湘鄂赣三区的同志在劳苦群众积极帮助之下，数年来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完成了党中央给予的任务。”[5]p247毛泽东在听了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汇报后，认为：“湘鄂赣坚持三年艰苦游击战争，在同党中央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能坚持斗争，为革命保卫了苏区，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很不错的。”[5]p364
面对国民党军队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壓，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心连心，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表现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在赣粤边游击区，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李乐天、蔡会文、曾纪财、方维夏、叶明魁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都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在湘鄂赣边游击区，陈寿昌、徐彦刚、严图阁、魏平、郭子明、林瑞笙、黎申庚等先后壮烈牺牲。在他们身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得到了生动诠释，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四)从历史意义看，两者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一是在政治上保持了革命红旗不倒。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和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9]p74。党领导赣粤边区和湘鄂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及保安团的残酷“清剿”，始终保存着一大片有战略意义的游击区域，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政治影响，特别是贯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坚定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和胜利信心。二是在军事上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创造了一套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初期，他们将几十万国民党军吸引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周围，并给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使得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在赣南、湘粤边和湘东设置的三道封锁线。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到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和革命群众的作用时，十分肯定地说：“他们打了一场后卫战，使主力能够突围远去，南京来不及动员足够部队来加以追逐和消灭于行军途中。”[10]p163随后，红军游击队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凭借简陋的武器多次粉碎了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清剿”，为坚持抗战树立了“最好的一个榜样，足以打破对于抗日战争缺乏信心的‘恐日病、‘唯武器论的失败主义，揭破汉奸亲日派的和平妥协的投降阴谋”[11]p446。三是在组织上保存了一块斗争阵地和一支革命武装，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和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赣粤边游击区和湘鄂赣边游击区保存了党的许多基层组织，保存了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忠于党、忠于革命、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军事将领。例如，赣粤边游击区的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刘建华、张日清、罗斌、康林、曾如清等，湘鄂赣边游击区的傅秋涛、谭启龙、钟期光、张藩、江渭清、秦化龙、林国胜、吴嘉民、阮贤榜、汪克明、李彬山、吴泳湘、张闯初、梁金华、熊应堂等。与此同时，赣粤边游击区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输送了1000余名优秀干部和战士。湘鄂赣边游击区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输送了一支1100余名优秀干部和战士。新四军离开赣粤边和湘鄂赣边开赴抗日前线时，留下了部分武装和人员坚持原地斗争，在广大地区撒下革命火种。赣粤边游击区留下了杨尚奎、刘建华、朱赞珍、李绪龙等，湘鄂赣游击区留下了以黄耀南为主任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留守处。他们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从历史经验看，两者都形成了弥足珍贵的斗争经验。赣粤边游击区和湘鄂赣边游击区都经历了极其复杂而残酷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有着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正如项英指出：“在极端困难与非常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依靠些什么条件去取得胜利呢?主要的是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我们能够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整个的斗争形势，适应各个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依靠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能够随机应变，以适应各个时期对方进攻的手段;依靠最忠实于革命和民众利益的坚强干部作骨干;依靠有高度政治觉悟以及有经常做政治工作的武装部队;最后而且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依靠廣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加，使武装与民众结成一片。”[11]p446-447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红军和游击队夺取胜利的根本关键;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红军和游击队胜利的源泉;实行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是红军和游击队胜利的重要因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红军和游击队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赣粤边游击区和湘鄂赣边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以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的模范行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革命精神。这些历史经验弥足珍贵，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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