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起草过数以百计致新四军的文电，其中1938年和1940年的两个《五四指示》尤为重要，它对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发展方向、作战方针、内外关系、斗争策略做出了具体深刻的阐述，从战略高度解决了新四军向什么方向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两个重大问题。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这是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创建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最早的纲领性指示，史称“第一个《五四指示》”。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向中央东南局及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发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叶飞上将生前对此有十分深切的体会，他认为：“两个《五四指示》不仅对当时，而且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指引新四军发展壮大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篇章。”今年是第二个《五四指示》发出80周年，重温这一光辉文献，对我们进一步加深了解新四军的发展历史，总结统一战线经验教训，加强人民军队的思想建设，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五四指示》的历史背景
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其大本营制定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便确定在华部队向持久战略态势转移，以确保占领地区，确保主要交通线。当时，从武汉到长江下游，整个平汉铁路以东地区，大江南北的大中城市和水陆交通要道均为日军占领。日本为确保后方安全，迅速在华中增兵。1939年9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在华日军的军政行动，其在华中的兵力迅速超过华北驻军。而汪伪在南京“定都”后，积极网罗汉奸散兵扩大补充数十万伪军，配合日军“治安肃正”，为虎作伥。
华中地处苏浙鄂豫赣皖6省，自然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又较发达，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国民党统治的命脉所在。武汉失守前后，国民党军队有汤恩伯、顾祝同、韩德勤、李宗仁等部约50万兵力和地方保安团队流布在华中各地，此外还有大量趁乱而起、戕害百姓、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
中共在华中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为新四军。1938年4月在皖南岩寺集中整编时，仅有4个支队10300人。不久，陈毅、傅秋涛，张鼎丞、粟裕分别率第一、二支队挺进江南，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协助国民党军队坚守皖南沿江阵地，参谋长张云逸到皖北指挥第四支队挺进皖东。新四军迎敌而上，奋战敌后，不断以小胜积大胜，初步取得立足之地，但因饷弹两缺且分散各地，并被限制活动区域，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之中，极易被各个击破，处境并不乐观。
1938年秋冬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然而，全会精神在东南局和新四军并没有得到及时准确的贯彻。项英在致陈毅的信中曾明示：“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 陈毅后来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项英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毫无根据地提出天目山的计划，浙江计划，黄山计划”，“提出所谓具有中国伟大战略前途的坚持江南计划，企图在华北、华中鼎足而三”。
1939年1月和10月，国民党先后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1940年1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充分反映其动摇国共合作、磨刀霍霍的真实心态。在华北磨擦被八路军粉碎之后，国共磨擦的重心开始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制造了平江惨案、鄂东惨案、镇江惨案、竹沟惨案、太和惨案等一系列围攻新四军后方留守处和工作人员的流血惨案。
1939年11月至12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和项英提出“创造苏北根据地”，在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新四军“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个方面发展”。项英接电后认为刘少奇的部署没有从江南江北的全局出发，他于12月22日致电刘少奇并中央，指出对新四军的工作“不能作‘左’的布置”。次日，项英又致电中央强调皖南特殊：“在将来任何情况下，是以独立开展南方局面，以与北方配合，这在政治上策略上均应如此。”1940年1月19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和东南局，重申六中全会确定的“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指出“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主张从江南再调1个到2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1940年初以后，华中局势日趋严峻。中共中央军委多次发出关于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认为“我军抗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并正确地预见：“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
1940年2月至3月，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协同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调集重兵挑起皖东磨擦，企图东西夹击消灭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皖东新四军在刘少奇和张云逸的部署下，先是西向击李，然后东向击韩，同时抽调从苏南北上之陶勇苏皖支队和叶飞挺进纵队驰援皖东，先后取得定远自卫战和半塔保卫战的胜利。皖东磨擦被粉碎后，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国民党军令部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为配合这一方案的实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一再对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严令其将在江北的部队调回江南，意图阻断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的联系。
如何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要求，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在刊登《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即第二个《五四指示》)的题注中指出：“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项英屈从于顾祝同的压力，在1940年4月16日至22日一周之内向延安发去6电，坚决要求将已在江北的叶飞、张道庸(即陶勇)两部调回江南，并对中央的指示进行驳斥。然而项英的意见遭到党中央和中原局的否决。党中央指出：“蒋、顾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以求隔断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刘少奇指出：顾祝同的电令“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毛泽东用十分严峻的口气答复项英：“在与顾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与叶、张两团南调，现在和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这些部队的南调，不会对江南部队有帮助，而只会使江北部队更孤立更困难。”并及时采取组织措施：“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当依照中央的电令。”“新四军问题由恩来与重庆直接谈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针对东南局和新四军存在的问题，亲自起草并于1940年5月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第二个《五四指示》。
第二个《五四指示》的主要精神内涵
第二个《五四指示》是党中央致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2400余字的长电，择其要者，主要精神有以下几点：
在发展问题上“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指示一开始就针对“江南特殊论”提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新四军在敌后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正确理解发展抗日力量和克服投降危险的关系。指示批判了“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的错误观点，指出：“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我们的任务，是坚持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要敢于同顽固派斗争。指示强调：“在国民党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毛泽东特地用陈独秀作例子告诫说：“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指示具体交代了反顽斗争的原则：“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
指示还对敢于同反共顽固派斗争的江北新四军各部和南下八路军作出充分的肯定：“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2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
第二个《五四指示》在最后特地强调，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然而，对于中央的批评教育，项英不是认真接受，检查改正，而是强烈抵制，撂挑子，于5月9日、12日、29日三次请求辞职，认为“中央指示并未明显指出根据何种事实”，(说他“当然不能继续领导，也无法领导”，)并且拒绝传达《五四指示》。最后，由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他在皖南作了传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在第二个《五四指示》的题注中指出，这一指示下达后，项英“对于国民党的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1941年1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9000余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第二个《五四指示》产生的积极效果
首先，推动了新四军苏南指挥部的北上。在接第二个《五四指示》后，陈毅信心倍增，在苏南指挥部驻地迅速召开团、营以上干部会议贯彻传达，并于5月19日报告中央说：指示收到后，立即“召集团县以上负责会议传达，全场振奋，指出过去由于国民党的限制未能充分发展自己，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陈毅还“请中央即电项英东移，宜饬大行李及重要资材东进，不要再迟缓，要根本放弃挺进皖东南的下策。”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肯定了“陈毅同志对苏南的新布置都是对的”。当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毅、粟裕率江南主力渡江北上，与叶飞、陶勇两部会合后，于7月下旬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担当起开辟苏北的重任。
其次，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0月初，韩德勤调集3万重兵，对苏北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驻军发动进攻。在《五四指示》精神指引下，陈毅、粟裕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全部参战部队5000兵力奋起自卫，在南下八路军黄克诚部策应下，歼韩军1.1万人，取得黄桥自卫战的胜利。在“红旗十月满天飞”的金秋时节，南下八路军与苏北新四军在东台狮子口胜利会师。黄桥自卫战的结果，使苏北国共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北的政治领导地位。新四军掌握了政治上和战场上的主动权，完成了党中央关于和八路军共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成为苏北敌后抗战的主要力量，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经过中原局深入细致的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在华中各根据地得到了认真的贯彻。皖东、皖东北、苏北、豫鄂边、豫皖苏边等根据地的地方党和新四军、八路军各部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审时度势，派出大批干部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迅速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坚决勇敢地粉粹日伪军的“扫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根据地，成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使华中敌后抗战呈现出一派崭新的局面。11月中旬，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以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此举对配合全国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发展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以及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新军部的成立，均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