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翔[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共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是指中共中央和华南党组织根据政治、军事、社会环境，自1936年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至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期间进行的武装力量的创设和根据地的选址及推进。这一战略布局深受日军侵略态势和国共关系的影响，集中反映中共对军事力量创建、敌我友力量对比、根据地选址的认知水准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受政治军事状况和多年革命经验的影响，中共在创立武装力量和选择根据地时，经常形成倚重边远山区腹地的思维惯性。但随着抗战的持续深入，除了山地之外，平原、铁路沿线、沿海地带、城市及其郊区等也成为中共抗战的广阔舞台。中国地理环境具有陆海兼备的特点，中共长期在内陆边远的山区腹地从事革命活动，主要依靠对边远山区的控制，在弱势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相对忽视对海洋和沿海地带的关注。1938年5月厦门失守后，毛泽东呼吁要转换武装斗争和根据地选址的视角，“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1940年4月，毛泽东嘱咐广东党组织负责人张文彬要注意“下水”，再次强调要在沿海沦陷区域打击敌人。在惠阳近海地带长大、有着海外生活经历的曾生，在战争中意识到海洋对于抗日战略布局的重要价值，“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区域不大，西面是日伪军，北面是顽军，东面和南面是大海。当日伪顽军进行‘扫荡’、进攻时，我军的回旋余地很小。我当过海员，对大海比较了解。1941年冬，我从大岭山区回到惠宝边时，就曾考虑要把大海利用起来，把它作为一个灵活机动的战场，扩大我军的回旋余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东江游击队按照中央指示并结合自身对海洋和城市的认知，派员入港开展城市和海洋游击战。关于中共在华北、华中抗日的战略布局与实施，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对中共在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则关注不多。本文拟利用多种史料，梳理1936年华南党组织重建直至日军攻占香港、东江游击队派员挺进香港前后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更好地分析“上山”和“下水”对中共华南抗日战略布局的重大影响，加深对中共华南抗战准备、国共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一、统一战线与中共在华南的战略转机
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都承认，“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统一战线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为中共改造民众武装准备了契机，但同时也为国民党收束中共、整治南方红军游击队提供了适当理由。在华南，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与发展与国共两党关系密切相关。在国民党的高压打击下，琼崖和桂西红军自1933年后进入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1934年，香港和广州等地党组织遭到破坏，省级领导机关停止活动。1935年夏，东江根据地丧失。主力红军长征后，福建一带的红军依托面积不大的山地，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国民党的军事打压，使得中共在华南的生存极为不易。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说明，统一战线是留守红军迎来转机、进行抗日战略布局的关键因素。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两广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催生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中共在华南起死回生、布局民族抗战锻造了核心领导力量。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两广当局派代表至天津与北方局联系。此时，统一战线已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刘少奇派粤北梅州人薛尚实南下向两广实力派传达合作意向，并令薛尚实相机在南方建立党组织。经北方局同意，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于1936年9月在香港组建。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借着统一战线的东风，两广、闽西南、云贵等地的党组织很快得以重建。由此，中共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有了领导者和执行者。因国共力量悬殊，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要有所建树，就不得不同国民党改善关系。按照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导各级特委建立统一战线。1937年3月5日，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函告闽粤边区特委，把“打倒蒋介石”“打倒余汉谋”的口号，改为“要求蒋介石督师抗日”“拥护余汉谋抗日主张”，并指示“进行向粤军开门的方法……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移到那里去……纠正到壮丁队中去仅仅是训练几个干部回来，不利用公开合法运动来创造我们的基础观念”。这表明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渴望和闽粤地方实力派结成统一战线，借助公开合法的救亡活动，从壮丁队中创建自己武装力量的基础。虽有“创造我们”之心，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既无成熟的党组织可资凭借，更没有现成的军队加以借重，缺乏战略布局的推进者。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是北方局积极担当的结果，但北方局对南方工作的开拓，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同和支持。中央反而要求北方局专注华北工作，“华南我们已开始建立关系。你们派往华南工作的同志在那里很难工作，请你写信去把他调回，送到我处来。你处现在应该避免多头的领导，而着力于华北工作的建立与开展”。中共中央和华南虽已建立联系，但中共此时的工作重心在华北，短时间内对华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造成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权限不清，影响华南战略布局的规划与推进。组建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目的是服务华南抗战，因而摸清日军入侵动向、与南方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成为抗日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留驻香港，或因珠三角并无红军游击队而一时没有注意到东江下游地区。这一度引起广州市委的不解，“华南工作，无疑应以广东作中心，省港近在咫尺，但南方工作委员会对我们非常疏隔”。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广州市委的认识和态度，反衬出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特别注重与既有武装力量建立联系。1937年3月28日，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给中央的自查报告可以看作是对广州市委不理解的回应，“工作重心没有放在最受敌人威胁的地区去——南海、汕头，特别是闽南、福州，组织上的动员还不能有机的配合”。报告表明，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紧紧围绕日军入侵动向特别是闽南和粤东沿海城市展开工作布局。推进工作布局和战略实施，没有武装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首先寄希望于留守华南的红军游击队，“闽西区……经大埔党曾发生一次关系……现仍有×千人，一切文件、信报经闽粤边传达”，古大存部在潮饶的角落里，没有发生正式关系”，“建立云贵边、云桂边、闽西、闽北、韩江上游各赤区的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已有关系的立刻传达、执行新决定”。这表明留守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张鼎丞部和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已经有了初次接触，但双方并未建立组织和军事上的隶属关系。在粤东大埔一带隐蔽的古大存部，仅余十几位同志，与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张鼎丞部均未能取得联系。因此，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不知道古部任何消息。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还希望和云贵边、云桂边、闽北、韩江上游的红军游击队建立组织关系，以便统筹规划战略布局。此外，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还计划借助统一战线，变华南一带的民众武装为党的武装，“加紧义勇军及一切民众武装的组织工作，特别着重向闽粤边、闽南的壮丁队、民团开展，使之与红军、游击队配合”。这份报告使用了广义上的“华南”概念，范围包括除台湾之外的云、贵、桂、闽、粤五省。无论是和张鼎丞部的联系，还是对改造民众武装的预期，都能看出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特别注重向闽粤边、闽南布局。由此说明，在七七事变前，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战略规划的主要方向是苏维埃时期闽粤交界的内陆山地，即中央苏区活动区域。此处既是“最受敌人威胁的地区”，又有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作为依托力量。要推进上述战略规划的实施，没有国民党的支持也是无法想象的。但国民党军队对闽粤边、闽西、闽北、云桂边红军的持续进攻，直接阻碍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战略布局的规划与施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面抗战尚未开始时，国民党政府一面摸底留守红军的实力，一面仍企图消灭南方中共武装力量，“向闽粤边、闽西、(闽)北、云桂边的红军游击队继续进攻”。对于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面临的困难，中共中央虽有相应的帮扶之策，但闽粤桂地方实力派并未因统一战线而对中共军事活动大开方便之门。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曾经做过广西军队兵运工作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偕云广英前往香港等地，联络两广和福建军政当局。但广东、广西毕竟是20年代国共由合作到分裂的要地，福建曾是中央红军活动的核心省份，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对中共均有防备之意。他们既要利用中共，给中共一定政治活动空间，又要避免中共挖自己墙脚。在这种复杂心态的作用下，几起几落的广西军事实力派和福建当局对中共有组织成建制的军事活动倍加警惕，且进行严厉的打击与取缔。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虽因统一战线争得了一点空间，但在军事上很难突破闽桂两省地方实力派的戒备之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出台统一战线的若干原则和行动准则，以便各地党组织既有令可依，又能向国民党展示深入合作的诚意，为下一步战略布局做好铺垫。
二、中共中央关于战略布局的原则指示
1937年上半年，红军力量相当有限，不依靠统一战线，不改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众武装，就很难壮大自己，打开抗日新局面。基于此，6月6日，张闻天在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从目标、原则、方法、意义等方面论述了统一战线的紧迫问题：其一，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统一战线，“新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其二，国共之间既要合作，又要在斗争中求发展，不能有投降意识，“民族统一战线并不取消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斗争，相反的，它是在斗争中生长与巩固的”，“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但同时不要放松尾巴主义，投降主义”;其三，方法上要注意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互动，“必须使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适当地配合起来”;其四，绝对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使统一战线过早破裂，是我党所不能容忍的错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民众武装改造一事，张闻天提出利用一切合法名义武装民众扩充军事力量以及争取领导权的具体方案，“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时，我们应充分地利用这种合法的可能，培植与扩大我们的力量，争取我们的领导”。关于军事活动区域，为避免过分刺激国民党，张闻天特别强调，要在抗战已经爆发的地区进行军事布局，着力武装群众，打开中共游击战争的新天地，“在抗日战争已经发生的地区，可以超过地方政权所容许的范围，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大规模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实行民众的抗战与游击战争”。8月12日，面对七七事变后华北大片区域很快沦陷的现实，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指导地位”，“在日寇占领区域及其侧后方，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游击小组，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这些要求是对白区工作会议精神的进一步细化，指明了武装力量的创建、根据地选址等战略布局的大原则和大方向，民众武装、沦陷区域由此成为中共进行军事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突破口和战略要地。同时，中共中央继续强调不能有投降意识，不能忽视在统一抗日的大原则下，在斗争中求生存、发展和胜利的技巧，“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局势，张闻天在白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军事活动原则以及中央8月12日的指示，给各地党组织的抗日战略布局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原则和方案，成为各地也包括华南党组织开展军事活动的重要指针。此时日军还没有进入偏处西南的云南、贵州，虽然广西和福建已遭到日军炮火的摧残，但地方实力派依然严厉打击和收束红军游击队等中共军事力量，中共改造闽桂两省的民众武装已经不可能。在华南，给中共留出军事活动空间的只有广东一地。华南党组织负责人张文彬看到了广东的有利因素，“广东接近南洋……华侨的数量特多，他们的爱国情绪特别普遍深入……又因为过去香港的政治上比较自由，西南的特殊环境便利。因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比较很早就在省港汕等地传播……七七后我党的刊物著作即能在省港大大贩卖……《新华日报》分馆建立也较早……对八路军的募捐，在广州有三四千元(均由一元几元一毛几仙集成)，在香港有四五万元……毛、朱的像片在许多学校中公开地悬挂着”。与对中共戒备甚深的广西和福建相比，“广东工作有较顺利的客观环境，统治阶级对于我党及抗日救亡工作采取比较开明与前进的态度”。虽然张文彬看到了香港、广东在中共华南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意识到充分利用港澳同胞和南洋华侨在靠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地带布局军事活动的独特价值。中共在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既要提防国民党对南方红军的“一律肃清”以及“瓦解与消灭”，又不得不借助统一战线改造旧武装为我所用。此时华南虽然还没有“日寇占领区域”，但“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并“取得其中的指导地位”的要义，同样具有指导价值。9月1日，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向中央报告：“动员同志加紧民众武装及军事宣传，应把这项工作提到党生活的第一位。利用同志各种社会关系，与军官、兵士建立密切的联系，推动其工作，组织各种抗救团体。”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认识到应借着时局的东风，进入国民党地方军政部门，培训干部，组建民众自卫武装，以图将来。不过，他们虽有军事建设之心，并想“把这项工作提到党生活的第一位”，但军事干部几乎为零的现实状况，使得武装工作的进展十分困难。为更好地准备华南抗战，中共中央9月派张文彬至华南，整顿和加强以广东为主的南方党组织及其军事力量。中央认为，南方八省游击队、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自始即“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因漳浦事件的前车之鉴，中央强调“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尽管中共中央怀疑国民党“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却仍然计划“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无论是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3月拟定的军事活动地带，还是中共中央10月1日专门发给张云逸和张文彬等的南方游击区工作方针及其军事规划，都突出以闽粤边作为战略布局的中心区域。10月15日，毛泽东、张闻天还指示博古、叶剑英交涉漳浦事件，同时要求“张鼎丞、何鸣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战，不移往他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还是中共中央，全面抗战初期都深受苏维埃时期掌控边远山区思维的影响，在进行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时，特别看重对闽粤边交界山地的掌控。苏维埃时期中共以土地革命为号召，能够控制比较广阔的山区腹地。但是，全民族抗战兴起后，中共的武装力量必须服从全国抗日的总调度。争夺闽粤边山地的想法，还要看国民党的意愿和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而此时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城市、平原等多被日军占据，国民党不得不高度依赖山区腹地以支撑长期抗战。在国共双方都极为看重掌控山地的时局中，中共闽粤边原地抗日的战略布局就成了难以实现的构想。
三、闽粤边等山区腹地原地布局遇挫
为配合中共中央关于闽粤边原地战略布局的落实，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于1937年10月改组为南方工作委员会。这是中共中央依托南方游击队，准备着力经营华南的重要信号。从10月1日发给张云逸、张文彬、博古、叶剑英的电报人名排序看，中共中央对协调华南整党、整军工作的张云逸、张文彬寄予厚望。特别是张文彬，中央希望他不要无条件集中部队，以致动摇南方战略支点。10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专门致电张文彬：“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正因有中共中央的领导，新任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张文彬派云广英秘密抵达江西大庾，与坚持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处境十分困难的陈毅、杨尚奎部接上了关系。对国民党而言，让叶挺留在闽粤边或闽浙边，或者让项英、陈毅等部继续留在赣粤边，以及让南方其他红军游击队留在原地而不开赴抗日前线，都是给中共保留了红军及其根据地这一南方战略支点。对此，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虽然此时国共已经开始二次合作，但蒋介石一直高度关注华南一带有声望的本地出生的中共军队领导人，丝毫没有掉以轻心，特别担心他们卷土重来。叶挺虽然脱离了组织关系，但和周恩来及华南党组织仍有来往，影响力犹存，且声明完全接受中共的领导。古大存尽管没有了军队，一时未和华南党组织取得联系，但同样是蛰伏华南的重量级人物，“在粤东盘踞多年，妇人孺子，无不知之”。在蒋介石眼里，既不能在华南给这两个人任何机会，也不能让红军游击队过多地留在南方游击区域，一定要调虎离山，寻机歼灭。在此情形下，加之国共实力悬殊，中共中央保持南方战略支点、控制若干山地的计划不得不步步退缩。蒋介石接纳中共的重要目的，就是借统一战线、以抗日的名义迫使中共军事力量和日军正面较量，“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统一战线自始至终就有一个以谁为主、如何统一、国共力量不断变动的难解之题。对中共而言，如何把握统一战线的“度”，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抗战，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恰在此时，王明于1937年11月29日飞抵延安。12月12日、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统战工作和南部党的工作(长江局)交由王明负责。王明虽然是统一战线的倡议者，但对南方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根据地选址等战略布局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国共谈判中，中共中央先主张南方各地游击队“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并坚持此原则，反对全部集中的国民党要求”，之后改提“各地游击队大体上按集中三分之二，保留三分之一的原则”，不能无条件地完全集中。12月，长江局决定“各地区的游击部队应迅速集中，不必留三分之一的部队在后方，今天的政治形势转变，应拿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上去”。事实证明，保留必要的自卫武装是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关键。正如刘少奇所言：“在收编游击队时，编得过多，没有保留必要的地方武装及非党的外围武装。”长江局“应拿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上去”的决定，与中央10月初不要无条件集中的指示有明显的冲突。长江局决定的贯彻，进一步减损原本就规模不大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力量，使其无法发挥战略支点的作用，严重制约了中共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特别是1938年上半年闽粤边、赣粤边等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与开往抗日前线，以及华南军事活动的重要领导人张云逸北调新四军，使得华南国共力量对比更加有利于国民党，中共在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基本丧失了主动性和回旋空间。中共在闽粤两省的军事活动无法相互策应，过去的地盘也处于孤立境地，群众基础大量流失。比如，“新四军二支队出发后闽西形势的特点：(一)我们的武装开走后，力量小了，国民党在军事上占着绝大优势。(二)日寇未进入闽西，不是沦陷区，而是国民党统治区。(三)二支队走后，闽西是孤立的。(四)闽西群众反复受到摧残，山乡被杀得可说是差不多了;大乡村虽掩护我，但群众情绪不很高”。闽粤边和赣粤边等地红军的改编与开往抗日前线、闽西并未沦陷、国民党对群众的杀戮等，大大遏制了华南党组织的战略布局，也决定了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权限必将受到压缩，即从华南多省向广东一省收缩。就此而论，此时的统一战线使南方留守红军有了国民革命军的合法称号，但也使国民党在华南大大捆住了中共战略布局的手脚。这既是国共实力对比的客观产物，也与长江局对国民党政策的主观推波助澜密切相关。另外，1938年上半年闽粤边等地从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行政管理区域中划出，实则是中共中央华南战略布局大步后退的结果。按照中央部署，闽粤边特委、厦门工委、闽中工委和潮梅党组织转归闽粤赣边省委领导。这是中央对闽粤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后的应对之策，“保存这些支点，又答复国民党的某些要求，以利团结抗日”。它既否定了1937年3月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拟定的在“闽西、闽北、韩江上游各赤区”开展军事活动的计划，也宣告中共中央通过南方工作委员会在闽粤边、赣粤边等多省交壤的山区腹地原地壮大队伍、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布局被迫搁浅。由此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都意识到山区腹地对民族抗战的重要价值;其二，在华南一带，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虽然有利于国民党约束中共武装力量的发展，但国民党也需要借助中共政治力量发动民众起来抗日。日军对广东的步步进逼，迫使广东地方势力进一步改善和华南党组织的关系，支持民众抗日自卫活动。中共中央1937年8月12日关于“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的原则指示，在广东有了用武之地。内外时局的交迫，使得中共在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日益向广东聚焦。而华南重镇广东，既有连绵的山地，也有多面的海域。与此同时，日军要南进东南亚，广东也是重要的战略支撑点。随着形势的变化，山区腹地固然是弱势的中方长期抗战的必争之地，但辽阔的沿海区域同样也是国共两党坚持长期抗战不能不面对的新问题。对于力量弱小的中共而言，从只倚重山地的传统思维向山地和沿海地带并重的新战略转变非常困难。王明重城市、重国民党的若干指示，忽视广东的实际状况，也给中共在广东的抗日战略布局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四、长江局的指示及其对广东战略布局的影响
1937年12月12日，金门沦陷，潮汕地区的局势随之紧张。为应对日军南进，广东省出台《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区统帅委员会办事处组织大纲》。国民党开放广东民众自卫团运动，为中共在华南的武装建设奠定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在今年三、四月曾根据余汉谋关于号召人民武装的四个保证条件，适应抗战需要，在各县发动了很广大的建立自卫团的运动周。各县党并以建立自卫团为其经常中心工作……相当发动了群众加入自卫团，并从这当中取得一部分自卫团的领导地位(如中队长、大队政治指导员或教官等)。”尽管军事工作有了一些成绩，但“目前为止，自卫团武装中我们的工作仍是最薄弱的一环”。这表明华南党组织的武装建设从开始就按照中央指示，由统一战线和合法途径入手，准备从民众武装打开突破口，但武装建设仍是最为薄弱的工作环节。1937年12月，南方工作委员会预判粤北将遭到日军大规模进占，希望中共中央推进华南的战略布局。“估计在南京失陷后，就将是开始大规模进占华南领土(首先是闽省与潮汕，特别是粤北)”，“南方工作范围如此大，环境如此复杂……而这里很少老干部，新干部一下子又很难独立一面工作，请中央调派几个干部来，至少一个能到广西省委，一个到广东省委，一个能做南方军委工作的，其余能做中层干部及组织干部的亦极需要”。请求中央调派资深的军事干部负责南方军委，说明张文彬此时已有加快南方军事工作的初步构想。有经验的干部太少，尤其懂军事的干部更少，这既不利于中共华南抗战的准备，也使战略布局很难集多家之言。中共在华南的军事活动虽然非常薄弱，但毕竟已经起步。此时，王明负责的长江局在战略指导上出现较大的偏差，比如轻视游击战争、看重武汉和广州等大城市、统一战线过于借重国民党、忽视独立自主地创建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等，对包括南方工作委员会和闽西南特委在内的华南地区造成很大影响。1938年6月，闽西南特委负责人方方专门开会落实长江局重运动战而轻游击战、重国民党而轻独立自主创建军队的决议。直到1940年5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指示前，南方工作委员会一直忽视独立自主创建武装力量，张文彬因此被古大存称为“统战迷”。这使得中共在华南的战略空间处于不断的退缩中。1938年4月，南方工作委员会再次变更为中共广东省委，仍由张文彬任书记，尹林平任省委常委兼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长江局“改变原有游击区的形式，成立省委”的用意，是“更适宜于当前条件下使我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及大平原地区发展，对于原有边区工作主要是巩固”。遵循这一指示精神，广东省委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广州等中心城市，如同长江局把工作重心放在武汉一样。王明既没有根据地工作经验，更没有军事指挥经历，且长期驻在莫斯科，对大城市和平原有更多的亲近感，对苏联红军的阵地战情有独钟。他强调改变游击区形式，侧重城市及平原，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已经被抽走游击队的“原有边区”的工作还能巩固起来。一个没有武装部队作为依托的政治力量，在蒋介石一再密令消灭红军游击队的残酷现实中，又拿什么巩固自己?王明的思维方式，和中共多年形成的凭借山地、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法、在游击战和运动战中创建根据地的惯常思维，可谓差距甚大。长江局的决定，实则把中共中央以沦陷区域为活动中心、广泛发动民众、在沦陷区域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抛在了一边，既选错了中心活动区域，又把统一战线中的非军事活动置于重要位置，而组建队伍、在合适地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则被放在相当次要的位置。按照长江局的工作思路，广东省委可以进行武装工作，但前提是服从国民党、辅助国民党，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为活动中心。张文彬指出：“一般说党在建立省委(4月)以前，对于武装中的工作是忽视的……在建立省委的扩大会上遵照长江局的指示，专门讨论了武装工作问题，决定各地党以建立自卫团中的工作与组织为中心任务，而且转变一切武装部队中的工作路线，在民众武装中仍相当采用一般武装部队中工作方针，这才把武装中的工作开展起来。”他把武装工作的成绩归结于长江局的指导，并对省军委及其负责人作出点评，“省委已有武装部的建立，但干部很弱，负责的是个农民出身的红军干部，目前只专管部队中组织，地方武装未管，对于统一战线的工作，在这干部是很勉强的。各县委武装部多未建立好，或是由各县委书记兼任。”显然，中共在广东各县的组织工作仍不够成熟，很多县没有专职负责武装工作的领导。缺乏有军事工作经验的负责人，非常不利于中共在基层储备抗战力量，也不利于党组织准确统计基层到底有多少可以切实掌握的武装力量。没有基层准确可靠的统计数字，很容易让省委领导错估形势，尤其是错估自身可依靠的军事力量。而省委领导人一旦高估自身的军力，自然就会造成战略布局脱离实际。几乎在长江局指示以武汉等大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同时，5月13日、19日，厦门、徐州两个重要城市相继失守。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其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思想日趋成熟，与王明以城市为中心、统一战线以非军事活动为主的思路有着很大差异。对于华南抗战，中共中央5月下旬发出关于开展福建沿海游击战争、在沿海地带建立根据地等一系列指示，鼓励集中在大城市的人才大批到沿海沿江和内地乡村工作。这既是对长江局以城市为工作重心的矫正，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在沿海地带开展游击战争、与日军争夺沿海区域的突出例证，更是中共游击战思想日益成熟与完善的体现。但长江局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适时转变工作重心，反而继续督促广东省委和闽西南特委认清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劣，再次强调统一战线要以国民党为中心，战略上要重点保卫武汉等大城市。而广东省委则继续以广州为活动中心，加快武装力量建设和根据地选址的进度。日军此时还没有入侵华南，广东省委无法准确预测省内哪些地方较早陷落、哪些地方可作为未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张文彬和尹林平在草拟武装斗争区域时，只能从既往经验出发，“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选择有一定纵深地带且有革命历史的山区，特别是与苏维埃时期东江革命根据地有关联的山地。综合多种因素，两人很快选中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战略活动区域。或因处于海边，水网密布，有广九线穿越，又靠近广州，紧邻香港，陆地战略纵深有限，虽然东莞、宝安、惠阳一带的军事活动有了起色，但都没有成为两人的心仪之地。相反，按照他们的设想，东宝惠只是作为武装工作的起点和力量储备所。他们的战略规划，一个偏重桂山、罗浮山，一个偏重五岭。
五、夭折的山地计划与沿海游击队的壮大
虽然闽粤边原地布局计划未能落实，但多少还有一点实施过程，而桂山、罗浮山和五岭计划则纯属纸上谈兵。这既说明国民党对中共军事活动的严格限制，也说明广东党组织掌握山区腹地的战略布局不合时宜，几乎没有落地施展的空间。1938年，日军入侵华南的迹象更加明显。广东省委军委“决定在罗浮山和桂山建立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并加紧相关军事工作。8月，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提高军事活动，实现党内军事化的口号，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而民众自卫团的工作又是最中心的工作。”这一决定抓住军事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同时又把民众武装作为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为即将到来的对敌军事斗争奠定了政策根基。但是，政策的落实不仅要看日本、国民党的军队分布，还要看中共自身的力量大小。在省委的督促下，尹林平等召开广州外围县军事工作会议，通报以罗浮山、桂山为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该计划的实施主要依托民众武装，因而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至关重要。如果完全听从国民党的安排，这种民众武装的建设就无法对中共未来的战略布局起到应有的作用。当时，中共在广东没有自己的军队，仍处于“积极参加各种自卫团队”的状态。8月，东莞县委、惠阳县委利用统战关系，分别派一批党员进入县常备壮丁队、沿海青年自卫武装干部训练班。省委来电要求他们“紧紧地掌握武装，在日军登陆时把武装队伍集中起来开到河源县的桂山。广东省委准备以罗浮山和桂山为中心，领导广东东部的抗日力量展开游击战”。广东省委的指示没有立足现实，也没有意识到沿江沿海同样能够进行游击战，而是从山区腹地武装斗争的固有经验出发。省委布局桂山、罗浮山的指示下达后，壮丁队人心浮动，“许多地方同志都没有坚持在地方上工作的决心……东莞打算往紫金，他们说这是省委对他们这样传达的”。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后，一时并未深入到桂山和罗浮山一带，省委在这里布局的抗战计划由此失去了可能性。在没有自己武装力量的背景下，广东省委对华南抗战的看法带有较强的盲目乐观性，“民众武装，在外县有相当的成绩……其他如东莞、博罗、惠阳等县，均有相当普遍的组织”，但“到八月组织联会才督促几个中心县委开始建立武装部，可是这种干部仍太成问题，至于实际领导游击战争的干部尚未开始准备，这是以后应特别注意的”。由此更能感受到广东省委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华南抗战的艰难。虽然广东省委对军事工作也有自省，但总体上是充满信心的。“以整个广东民枪四十万以上，已组织的自卫团十万以上来说，我们这样的组织数目是很薄弱的，而且多只有几个中级干部，依靠统一战线工作掌握，尚未能做到下层组织基础的建立与巩固扩大，各级党尚未能实际上以自卫团为中心工作，这是很大的弱点。然而只要党能极大注意，多输送好的干部进去掌握及组织，隐蔽得好是有办法的。”张文彬虽然了解军事干部严重不足、下层党组织缺少群众基础、过于依赖统一战线，但仍然认为只要增加干部人数尤其是自卫团干部，并注意隐蔽，中共华南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创建等战略布局是大有可为的。张文彬的想法和中共此时对军事工作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1938年9月中旬至11月上旬，中共中央先后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尤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醒全党把工作核心转移到武装斗争、把游击战作为重中之重、注重统一战线中的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侧重在农村的斗争。会后，王明注重城市、忽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方针遭到了中央的否定。张文彬在参加六中全会期间，一面请求中央选派军事干部，一面提议“将中共赣南特别委员会划归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以便在粤北一旦沦陷时，广东省委统一指挥五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和张文彬都预判日军侵略华南的路线是从粤北入手，粤北将快速沦陷。为此，广东省委把根据地选在了闽粤赣数省交界的五岭地区。五岭计划比桂山、罗浮山计划更加不切实际，既缺乏实施计划的组织力量和军事力量，还预判该地区必将成为沦陷区域。这个设想严重背离了敌我友三方的现实力量。一是高估日军的战斗力。张文彬认为，在日军打击下，粤北、赣南、闽南将会沦陷，闽粤赣山区成为中共战略布局的广阔舞台。二是低估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武汉会战时期，虽然粤军大部投入武汉方面的战斗且有疲态，但一旦返粤整编，依靠广东的财政实力，战斗力很快就会得到恢复。三是高估自身实力。此时中共在粤北和粤东一带党员人数甚少，更缺乏足够的军事建设，“紫金县只有二三个党员，惠阳县是有个别党员……还有五华县、龙川县、和平县等都也是只有个别党员，此外其他很多地区都是空白点”。除琼崖冯白驹部，中共在华南其他地方既无成建制的武装力量，也失去了稳固的根据地。因此，中共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必须依托统一战线但又不能受其制约，要运用各种灵活方式，从无到有创建新的武装部队。自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起，合法利用和改造国民党的民团、自卫团就成为创建武装力量的主要途径。而合法地通过国民党的民众武装建立自己的军队，其中的不确定性太大。在未遇到挫折时，似乎凡是有党员参加的民众武装，都是中共所能掌握的队伍。和8月相比，到日军10月登陆前夕，“最严重的问题自然不是在有无计划和分区，而是在于真实掌握地方武装的组织基础，和实际领导游击战争干部的培养与安插，但还没有应有的注意和实际工作。全省保安团中自台山保安队支部破坏后，我们已毫无工作，更是一大弱点”。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不能只依靠民众武装的数量，而是要真正地掌握地方武装。如果不能建立一支中共领导的强大武装力量，抗日战略布局就会成为无根之萍。因为只能走公开合法之路，故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根据地选址等战略问题，就取决于日方军事占领与否以及国共关系的好坏。早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张文彬就感受到国共关系的变化，“武汉危急，其中央为加强对广东的力量，逐渐走上控制的前途。近来广东党的力量发展，民运勃兴，大轰炸后到八一三献金与《新华日报》分馆座谈会中我们力量的相当暴露，这些使当局相当受到威吓，感到需要限制”。这说明以城市为中心、过多的抛头露面、注重民众运动等统一战线中的非军事活动，反而被国民党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把柄。除了对中共民众运动加以限制，国民党更是严厉打击中共的军事活动，并未因统一战线而对中共网开一面，“广东当局防止我党的活动仍是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而日益加强的……又经常由党部、军队、政府里发出防共活动的通告，又在军校中公开禁止党的机关报刊物，军队中有拘捕党员事”。尽管如此，张文彬仍然相信“因为整个抗战的严重群众运动发展的需要，整个当局是更向好的方向转。又因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故许多并未实现”。虽然看到了国共磨擦，但广东省委相信只要统一战线以国民党为中心，广东局势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在这种认知下，省委于日军登陆大亚湾前夕对华南战略布局作出规划。张文彬说：“在广东估计将来形势应作两种准备，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下组织非公开由我领导的地方民众武装与游击队，这是主要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必须准备将来独立在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这应使古大存部巩固扩大成为新四军的合法大队，将来游击战争即以此为中心扩大。同时准备现在隐蔽的独立领导的武装，准备到直接游击战争时再来公开加入新四军，公开取得党的公开领导，但这一方针还应是次要的。”该规划遵循了中共中央对南方抗战的一贯指示。其一，把公开合法地利用国民党政权的民众武装并将其改造为中共掌握的战斗部队放在第一位。其二，或因中共中央要求“必须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规军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并帮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争逐渐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去”，张文彬对早已不成建制的古大存部抱有不合实际的幻想，甚至计划把古部发展为新四军，待时机合适，其他隐蔽的华南武装加入这支想象中的新四军，并以此为基础壮大中共华南武装力量。张文彬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战略计划，就以想象中的古部这支合法的新四军为中心加以拓展。国民党对中共在华南创建武装力量戒备甚深，尤其是对苏维埃时期的红军第11军军长古大存，国民党政府和广东当局更是处处精心防备。1938年春夏，在古大存去武汉找周恩来时，长江局把古部剩余的十多人交给闽西南特委书记方方。方方按照长江局的指示解散了这支武装，遣散回家的同志多被国民党杀害。等到日军在华南沿海登陆的信号越来越强时，古大存决定先回粤东大埔扩充队伍，再回长江局治病。可惜其行踪被国民党发现，在大埔创建抗日武装的计划夭折。张文彬拟定五岭计划时，尚不知古部近况如此糟糕，就在他打算把古部“巩固扩大成为新四军的合法大队”后不久，广东省委收到国民党通缉古大存密令的情报。至此，以五岭地区作为华南抗日中心区域的设想尚在计划之中，就遭到国民党无情的摧残与破坏。与此相反，东宝惠一带的中共组织，多是本地出生的干部，又临近香港，有南洋华侨作为凭借，有陆地和海域双重的便利，人力物力财力的筹集比较方便，民众武装的创建一直比较顺利。1937年12月，廖承志、潘汉年、张云逸、云广英等人分别在香港和广州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广州办事处，为中共在东江下游区域的军事活动找到了可能的突入点。同时，香港海员工会“抓紧有关系的同乡会，组织返乡服务团，计现在能为我们切实领导的，有惠阳青年回乡服务团及潮州回乡服务团，各有二万余人，现在积极训练中”。回乡服务团具有显著的地方色彩，有保家卫国的政治要求，便于激励民众守土抗敌。1938年1月，国民党东莞县政府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东莞中共组织派党员到该会任职，广州市委还派王作尧加强东莞军事工作。东莞县委借助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举办自卫团军事训练班和国民军事训练班，培养军事骨干。在宝安县，1938年初，党组织争取到国民党和地方绅士的支持，在民间征集枪支，组织自卫队等民众抗日武装。在惠阳，回乡服务团发动青年建立抗日自卫队和游击小组。越来越多的本地民众和东江籍华侨投身抗战，这从东亚、东南亚相互作用的地理格局中，快速地显露出东江下游沿海的惠阳、东莞、宝安政治军事局面的深刻变动，即从陆地边缘向地区抗战中心演进的可能性。这一战略布局的可能性，在日军1938年10月登陆大亚湾之后变成了现实。1940年4月毛泽东明确要求“下水”后，华南党组织注意“山”和“水”的密切结合，迎来了战略布局和实施的良机。4月29日，毛泽东批评并叮嘱张文彬：“没有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一个缺点。今后……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现在应上山还是下水呢?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5月8日，中央书记处指示东江游击队：“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曾王两部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这一指示实际上否决了五岭计划，明令东江游击队返回东宝惠。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东江游击队派人挺进香港，组建城市游击队和海上游击队，把城市和海洋作为抗击侵略者的广阔天地，东江游击队和东江抗日根据地由此不断发展壮大。
六、结 语
古今中外，战略布局都是事关成败的重要问题。大革命时期，中共不懂得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看重对广州、长沙、武汉、南昌、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掌控。1927年三大起义后，在敌强我弱和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中共很快将军事斗争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特别是数省交界的边远山区。传统党史在书写这段历史时，主要从敌我力量对比着手，将其概括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经典理论。这对理解苏维埃时期中共在一个不太大的天地里，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高度随机应变的斗争能力有非常重要的帮助。苏维埃时期只有国共双方，国民党占据城市、平原、交通要道，中共只能在边远山区腹地寻找生机。抗战一起，战争成为敌我友三方之事。日军占据了东部和中部的许多城市、平原、交通要道，国民党被压缩至东部和中部的山区腹地。中共如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就会遭受政治和道德上的双重压力，故中共一再强调要在沦陷区域、在抗日中求生存。随着国土大量沦丧，极富军事斗争经验的中共迎来转机，军事斗争的舞台不断扩大，不再限于数省或数县交壤的边远山地。在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的实践中，中共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很快走出单一的山地，在若干平原、交通沿线、城市附近站稳了脚跟。关于山地战的战略价值，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军队的民族精神在山地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山地是真正适于民众武装活动的区域，但民众武装必须经常受到正规军小部队的支援。他并未把山地战定位为唯一的选项，“人们也不应该过高估计山地对附近地区的影响，不应该在任意场合都把这种山地看成是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以及把占领山地看成是主要的问题”。中共在华北、华中的战略展开，验证了上述军事学理论，为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多种选项。在游击战争、根据地创建等抗日战略布局中，中共的军事斗争理论日益成熟。除了继续看重内陆山地并把山地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之外，在1938年5月厦门失陷后，中共很快意识到华南沿海地带的战略机遇。这一认识的转变是中共战略理论的重大突破，即把山地和沿海沦陷地带有机结合，共同服务于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创建。不幸的是，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中，恰恰遇到食洋不化、被统一战线捆住手脚的王明。同时，中共在华南的组织力量和军事力量均处于绝对劣势，对日军登陆华南的判断也不够准确。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清醒地认识自身力量，不高估自己、低估对手，既依靠统一战线又不过分受制于统一战线，提前做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选址等战略规划，更显得殊为难得。但是，无论是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还是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在华南抗战爆发前拟定的战略布局都过于宏大，甚至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其实，在日军1938年10月登陆大亚湾前，中共依靠统一战线已在沿海的东莞、宝安、惠州等地开展较有成效的军事活动。倘能立足长远，日后未必不能迎来发展的佳机。正如毛泽东所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从后来东江纵队的发展历程来看，东宝惠一带恰恰成为中共华南全局战略最重要的局部构件，“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可惜，华南地区的领导人未能很好地处理局部和全局的依存关系，一直预判日军是从粤北入侵，由北及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判断，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恰恰是受苏维埃时期在山地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的旧识影响，虽然身处沿海的华南，但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视线依旧停留在山区腹地。通过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可以看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共主要依托山地进行战略展开，形成注重山区腹地的思维惯性。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最早意识到在沿海地带进行抗日布局的可能性。多种原因交织，直至日军登陆大亚湾前后，华南党组织都没有把沿海地带作为游击战争的备选项，直到处处受挫后才意识到沿江沿海的惠阳、东莞、宝安的价值所在，逐步把战略布局聚焦到东宝惠一带。从陆地的角度看，东宝惠处于陆地边缘，战略纵深非常有限;而从海洋的角度看，靠近香港、人力物力财力和东南亚可以相互呼应的惠阳、东莞、宝安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陆地和海洋在此得到充分结合，一国陆地的边缘地带也可以成为东南亚区域抗战的重镇。后来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通过积极争夺海洋，扩大了游击区域。东江纵队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将纵队司令部设在海边大鹏半岛土洋村，更是充分说明了山区腹地和沿海地带，对于中共抗战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