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出色工作而辉耀中国,永载史册。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新形势而建立的,其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战民主,争取抗战胜利。
在恶劣艰险的环境中,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南方局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道路。
今天,人们对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伟大坚守和斗争都耳熟能详,但对于南方局的由来,以及南方局为何设置在重庆,却很少有人知道。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时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南方局的决策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主导这个演变过程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同时周恩来关于华南形势及其敌后游击战略的认识也在一定时期起了作用。”8月13日午后,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刘志平讲述着南方局成立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项英最早提出设立南方局
“今天,人们都知道是周恩来和董必武等领导了南方局在重庆的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设立南方局,最早是由项英提出来的。”刘志平介绍,项英的这个设想,与武汉保卫战有着密切的联系。
1938年6月18日,侵华日军攻占荻港,武汉保卫战开始。
由于中日国力、军力的明显差距,武汉沦陷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存在。为此,7月1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书记项英致电长江局并中央,建议当武汉不守时,在长江以南设南方局,辖赣皖浙苏区、浙江、湖南、福建、广东等省,并建议长江局与东南分局合并为南方局。这是设立南方局的最早提议。
项英的建议,同半年多前成立的长江局密切相关。193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周恩来任书记。但因周恩来在西安、山西等地忙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不能到任,该委员会未能成立起来,仅董必武以中共代表身份到了武汉。
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及沪、豫、新四军)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将原中共中央苏区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
这种组织设置和人事安排,考虑了统战工作的实际需要,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领导,对应国民党中央当局,专做上层统战工作;长江局包括其下属的东南分局,则以项英为核心,领导除上层统战之外的南方一切工作,尤其是军事工作(主要由随后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负责)。
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12月23日下午,代表团与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认为两者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并,对外为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这一举措改变了中共中央决定中代表团、长江局的人员成分,加进了林伯渠,减弱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分局的权力。合并后,长江局将领导南方武装斗争的职责几乎完全移交给东南分局,自己全力去做推动国民党当局抗战的统战工作。
项英成立南方局的建议,除基于抗战形势的考虑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针对上述举措。1938年5月,东南分局的下属组织有:粤赣边特委、湘赣边特委、湘南特委、湘鄂赣特委、皖浙赣特(省)委、闽赣特委、闽东特委、浙江省委、赣南特委、赣东北特委、赣西南特委、南昌市委、赣北工委、赣东工委等。
“项英考虑,以东南分局为主体成立南方局,用以取代因武汉失守、战局剧变而失却依据、前途未卜的长江局,实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设立长江局决议的组织意图和政治意图,进而实行以新四军及其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战略。”刘志平分析。
对于项英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8月5日复电长江局并项英,认为项英的意见关系到长江局整个工作的布置,“请长江局首先讨论,再告中央决定”。长江局讨论的结果是:将长江局领导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在长江以北地区设中原局;在长江以南设南方局。这即是说,将长江局的辖区一分为三,领导机构、工作人员则一分为二。按照这个设想,中共中央的战略设想,将由南方局、东南局、中原局分别落实。
“南方局成立于桂林”一说的来历
1938年9月24日、28日晚,长江南面的富池口要塞和江北的田家镇要塞先后被日军攻占,武汉门户洞开,战局陡然紧张。
面对这样的局势,国民党当局各机关开始了第二轮大搬迁。受其影响的中共机构,首推代表团和长江局,因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它们必须与国民党中央当局同处一地,才便于工作。为此,早在2月间,长江局已派周怡率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到重庆,成立了八路军驻重庆联络通讯处,为武汉以长江局为代表的中共机构在必要时迁渝作准备。
那么,为何又会有南方局成立于桂林一说呢?
“这是因为,当时蒋介石对入川也疑虑重重。”刘志平介绍,重庆以及四川,是控制西南的要地。1935年,蒋介石借围追堵截红军之机,进驻重庆,于10月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
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以刘湘、刘文辉为代表的力图割据自重的四川地方实力派矛盾重重,国民党政府迁渝必使矛盾尖锐。尤其是汪精卫于1938年8月5日到重庆后,川中不利于蒋介石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蒋不得不防。正是鉴于这个原因,在国民党中央机关第二轮迁渝时,其军委会却移驻到湖南。这种复杂局势也影响到中共中央,使其对南方局的成立问题难于马上作出最终决策。
同时,中共中央也认为“川刘左右极落后,在各省中欲打破其割据思想而提高到抗日与民主阶段以川刘为最难”,因此,对南方局入川时间问题十分谨慎。
193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留在武汉的凯丰、董必武、叶剑英:武汉紧急,你们应依下列方针布置,“组织方面即依长江局原定之中原局、东南分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央代表团五个方向布置;南方局暂与中央代表团、办事处一起入湘,党报委员会即与重庆通讯处一起”;“在西安的人员准备入川,武汉人员仍以一部分到中原,一部分入湘,小部分留汉随周、叶行动”;“必武即入川,凯丰在恩来到后入川,剑英、克农、文杰暂留汉”;“周、项即去汉,博随周行”。
10月25日,蒋介石、周恩来先后离开武汉,前往湖南。周恩来在湘桂期间,除了做发展进步文化、开展文化统战的工作外,实际上主要关心的是三件事:部署华南敌后游击战,对国民党开展军事统战工作,为南方局寻找落脚点。
其中对于南方局的落脚点,通过长沙军事会议,周恩来已清楚国民党不会在湖南组织大规模抗战,且其机构很快将撤离长沙,原定设南方局于长沙的打算因而落空。这样,与湘粤皆近而地处华南抗敌前沿和枢纽却又相对安全的重要城市就只剩下桂林了。
11月初,周恩来、叶剑英决定派李克农、吴奚如等筹备组织桂林八办。再加上蒋介石于12月1日到了桂林,周恩来最终选定了桂林。11月下旬,桂林八办成立。12月3日,周恩来等经衡阳到达桂林。同期,从武汉、长沙撤退下来的人员和物资,也都集中到了桂林。
12月10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书记处和各地:“周、叶已抵桂,南方局暂设此。特此通知。”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少数学者认为南方局成立于桂林。
南方局公认成立于重庆
既然,1938年12月10日南方局已在桂林成立,那为何公认的南方局成立时间却是1939年1月,成立地点是重庆呢?
“这是因为,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于成立中央局的合法步骤(即程序),有了严格的规定。”刘志平介绍,这项规定的主要内容为,设立中央局应遵循以下4个步骤:提出动议;中央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政治局或书记处去具体执行,包括确定成员、书记、驻地、任务、辖区、发出成立通知等;中央局开会宣布决定、通知,进行分工,设置机构。这样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南方局的成立。
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迟迟没有发出关于成立南方局、东南局的通知,原因很简单:东南局没有任何变化,不需要通知;南方局虽已走过前两个步骤,但由于在战略及战略任务的认识上有分歧,其任务、驻地和辖区这些关键性因素都还是不定数。
正因如此,在政治局关于中原局、北方局的通知的末尾处标明发电方向时,皆写明“通知……恩来,重庆各台”,而不是“通知……南局……”,含蓄地表明在政治局看来,南方局尚未诞生。
1938年10月26日,武汉失守后,日汪勾结进一步加紧。加强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战工作,使其不投降,就进一步凸现出其重要性,设一中央局于重庆的需求激增。与此同时,在日本与汉奸拉拢、战线不再大变的“和平”背景下,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也陡然升级。在重庆设中央局,加强统战工作,遏制反共趋势,也显得刻不容缓。
1938年12月26日前后,周恩来在书记处电示的催促下,离开桂林,赶到重庆,立即开始以反妥协投降为主要内容的统战工作。
1939年1月5日,书记处会议决定,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建议改名为西南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13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对此,周恩来、博古、凯丰于7日致电书记处,认为在华南及西南各省成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又鉴于13位委员不常在一地,建议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13日,书记处复电同意。
16日,南方局致电书记处,报告南方局已遵照中央指示开过会,进行了组织分工:周恩来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博古负责组织部,凯丰负责宣传部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因青年工作缺人,请求中央派蒋南翔来;南方局设于重庆,桂林设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和香港……
原长江局的8名委员,除王明、项英、林伯渠外,5人留在南方局并担任常委。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上,南方局基本上沿袭了原长江局,但取消了军事部,增加了统战工作委员会,其下设军政组进行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设以董必武兼任组长的社会组进行社会统战工作。这个分工表明南方局由书记带头、有起码半数常委抓统战工作,机构设置即工作任务也以统战工作为主,“大”、“小”统战并举,不再是桂林时期设想的以军事工作为主;还表明如南方局人员一致认为的那样,重庆南方局继承了长江局,却不存在与桂林南方局的继承关系。
这即是说,南方局实际上被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