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一直是个学术热点。对于这场伟大战争的研究，在它尚在进行之时就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成果丰硕，人才辈出。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历史学界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抗战史研究密不可分。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倡导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发展历史，为人们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南。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史料(证据)多种多样，表现的面向也很复杂，历史学家必须借助一定的理论分析工具，才能达成自己的结论。而学术史证明，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所有史料进行认真甄别和分析，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从而总结过往、指导未来。
唯物史观是个理论体系，具体内容很多。用来指导具体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有两条，即实事求是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科学是门实证的学问，必须有坚实的事实为依据。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汲取了人类优秀文明与科学方法的精华，它与历史学中的实证方法有许多相通之处，更强调史实基础的重要性。
对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长期有着两种对立的解释：有人指出，抗战是国民政府领导其军队打赢的，更有甚者，诬称中共军队“游而不击”;更多的学者强调，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取得的胜利。这种学术争论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也影响到国际上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作用的评价。显然，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没有做到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思想解放，交流增多打开了眼界，学者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依据大量新公开的史料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逐渐对抗战胜利原因有了清晰而明确的共识——就中国战场而言，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各党派各团体、各抗日武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海外侨胞，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前方将士还是后方民众，都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就中国战场与世界战场的关系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主战场，持续时间最长，牺牲巨大。抗日战争大量消灭与牵制日军兵力，有力配合了亚太战场上盟军的作战。同时，中国的抗战得到同盟国家的援助，更有白求恩、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等国际友人，献出宝贵的生命。
中国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实事求是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许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前来我国参加纪念活动。同时，国家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获得奖章代表人员的构成，正与史学界研究对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各种力量相吻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学术界也在不断努力，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有力推动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抗日战争研究的不断深入。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拓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还需要在具体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唯物史观是基本的指导理论，对现今历史研究领域不断涌现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学者们对此必须有所回应与吸收。在此，仅以数据库建设与大数据处理为例，谈谈抗日战争史研究如何创新。
近现代史料众多，浩若烟海，且遍布海内外各地，学者个人仅凭传统搜集史料的方法，难以穷尽所有资料。近20年来，大数据的运用在历史学界兴起，建立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已成趋势，这对历史学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般而言，史料本身都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公布什么样的史料，甚至公布的顺序(包括时间与空间)却有主观性，甚至会直接引导研究者的思路与结论。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谁建立了资料完备、使用方便的大型史料数据库，谁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该领域研究的话语权。
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1999年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建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型史料数据库，将保存在日本国家公文书馆、外交史料馆和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档案文件数字化，通过互联网向读者开放。它包括了自明治维新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多年间日本与亚洲邻国相关的重要资料，吸引了大量使用者，尤其是日本之外的研究者。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史料是日本单方面的官方文件，不但史料本身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侵略者的立场)，公布史料的选择也受主客观环境的影响。如果不对此有所回应，建立相应的大型史料数据库，大规模地公布中国方面抗日的资料，则近代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极易被带偏。为顺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举档案学界、图书馆学界与历史学界之力，整合与公布抗日战争史料，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特别资助“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简称“抗战数据平台”)的创建，该平台致力于汇集所有和抗日战争及近代中日关系有关的文献数据，借助开放便捷的互联网技术，向全球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民众提供服务，承诺永久开放，所有文献均可免费检索与阅览。截至2018年底，该平台收录1949年以前的各类文献达1300万页以上，囊括档案、图书、期刊、报纸、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目前，“抗战数据平台”的内容还在不断丰富，使用者也越来越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加强海内外各类抗战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在研究方法上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就一定能收获更多的成果、取得更大的进步。
(作者：陈红民，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