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1885-1959)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家和军事家。
自20世纪30年代起，李济深就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就更频繁了。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积极支持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和其他的抗日斗争。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斗争，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举李济深为主席。福建人民政府制定了联共反蒋抗日的路线，并同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协定。
1935年，中国共产党派潘汉年、胡鄂公、宣侠父、胡兰畦等协助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胡鄂公任该同盟秘书长。中共继而通过李济深，联络了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推动了“两广事变”的发展。“两广事变”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云广英到广西拜会李宗仁、李济深，阐述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建议最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与蒋介石的争端，改“反蒋抗日”为“拥蒋抗日”。李宗仁当即表示完全赞成这一主张，李济深则以他本人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并派部下钱寿康携信随云广英秘赴苏区，面见毛泽东陈述他的意见：“很乐意同中共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济深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他通电呼吁“一致对外”，并写信给宋庆龄、何香凝等民主人士，请他们行动起来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号召，积极联络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力量，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支持抗日民主运动。
在这期间，李济深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有关人士通过书信沟通联络，有时一天就写多封信件。笔者近期从有关拍卖会、文物展上辑录到的以下19封信札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信札涉及“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国共合作抗日的珍贵素材。
一
“两广事变”前后李济深致胡鄂公、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信札”
“两广事变”是在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不积极抗日却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在李济深的推动下，桂系与中共建立了联系。
1、1936年2月21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欢迎胡鄂公到梧州拜访)
1936年2月21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识文：南湖老先生赐鉴：向承指导，纫感至深，前接确生函电，悉大驾南来惠教，适晚以他故离港，未及迎候，方以为歉也。胡兰畦女士来，接颂惠示，知拟枉驾敝里见教，至所欢迎，惟间关数千里，足见为革命之热诚，尤令晚惭悚而感奋耳。承教在迩，谨肃寸笺，以表下怀，敬候旅安。晚李济深谨肃，二月十一日。
说明：从信中可知，两人前此已经相识，而这一次胡鄂公到香港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恰好回老家广西梧州去了，是以胡鄂公通过胡兰畦告知李济深，他将到广西拜访李济深。
2、1936年3月17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告知联络白崇禧情况)
1936年3月17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识文：南湖先生道席：前后三教均拜悉，弟曾电邕白君，如赴粤，约其到舍一晤，未接其覆电也，南宁之行未定，长者能再来梧教益，至所愿也。专肃，敬颂道祺。晚济深上。三月十七日。寿堂先生均此敬候。
说明：这是李济深在梧州时致胡鄂公信札，告知已电约白崇禧，但尚未得到白崇禧响应。信中提到的粤和南宁，分别为陈济棠和李宗仁部队驻扎的地方，也是不久后“两广事变”的发起地。梧州料神村为李济深家乡，是联络陈济棠、李宗仁以及中共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地点。
3、1936年3月31日，李济深致孙殿英信札
(请钱寿康前往拜访)
1936年3月31日，李济深致孙殿英信札。
识文：殿英先生惠鉴：未领教益忽忽又一年矣，缅维兴居佳胜为颂。国难日深，国贼日肆，想先生匡济为怀，定多伟划也。钱先生寿康政治见解与经验为弟所敬佩者，特托前来请教一切。此间近况，顺托面陈。专肃，敬叩筹祺。弟李济深上。三月三十一日。
说明：孙殿英在1933年曾与日军作战，虽然失利，但仍因其作战勇敢赢得舆论称赞。后被剥夺兵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高等顾问等职。李济深想必是欣赏其之前的抗日表现，故托钱寿康前去联络没有实权的孙殿英。
4、1936年5月9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两广事变”前夜联俄联共)
1936年5月9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识文： 南湖先生道席：数奉教言，敬悉一切。宣君来，陶先生继至，出手示亦经拜悉。德公回桂，事前曾着人到舍，约会于梧州。先生所示各节均经谈及，国际方面云苏方已经由胡派人进行，而法方亦在进行中，国内武力亦在进行云云。谈至此，适陶知行先生来谈，故未详询其实现方法与步骤也。弟拟日间再去密电一询，催其究竟，想先生亦同意也。或者他尚须与白一商，故去电一并使白同商，或有较确实消息也。如何?后再详报，不尽缕缕，托由宣君面陈，专肃，敬叩道安。弟李济深上，五月九日。
说明：这是距离“两广事变”爆发尚有二十余天时，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信件表明早在事变之前，李济深、李宗仁(德公)等已经在寻求与各方合作，如苏联、法国等，准备反蒋行动，而中共则通过胡鄂公、宣侠父、陶行知等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进行反蒋抗日，推动事变的发展。信中的“宣君”和“陶先生”，分别指宣侠父和陶行知，均是著名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倾共的民主人士。
5、1936年6月2日，李济深致李宗仁、白崇禧信札
(为胡鄂公求取经费)
1936年6月2日，李济深致李宗仁、白崇禧信札。
识文：德公健兄仝勋鉴：胡南湖先生自京沪来，于各方政情有所报告，及今后进行办法，亦有所陈商。胡先生富于经验，广于交游，至可借重。惟彼久于革命，不事家人生产，于行旅往来之资，至望有以助之为祷。兹因胡先生来桂之便，顺致区区。专此，敬颂勋祺。弟深上。六月二日。
说明：这是1936年“两广事变”刚爆发时李济深写给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信札。其时，胡鄂公作为李济深的代表，前往拜访桂系领袖，希望达成联络各方、一致抗日的目的。但因胡鄂公“久于革命，不事家人生产”，故李济深代胡氏向李宗仁、白崇禧求取经费。胡鄂公的经济状况不佳，在同一批材料的其他信件中亦有所反映。
附胡鄂公为李济深起草致李宗仁、张任民信札草稿一页。可知李济深相当一部分信件、文稿当由胡鄂公所拟，进而由李济深誊录。在一定程度上，即可视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通过胡鄂公，将中共行动方针对李济深的影响。
6、1936年6月21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敦促两广各势力一致反蒋)
1936年6月21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识文：南湖先生道席：铁吾兄来，敬悉种种。陈总司令函已另书就，得便照致为祷。据宣兄谈，港方已向其部下作了不少工作，则彼或至以此意见为可异也。昨李任仁先生又奉白公意，向弟陈其联苏之切与决心，并盼此事急成，且如不能整个西南办，必欲单独先办，且欲晚为其负责。晚以为先生必已到粤，故书函交彼到粤谒先生，是则先生应从速赴粤晤彼为至要也。赴北之使，彼又不谈，或因弟无意于此，故不便再说，未可定也。日间或去电一询，亦无不可。近日阅报，似粤中有退缩妥协之倾向，是则大上蒋分散各个击破之毒计，到粤务与陈之左右譬陈利害而匡正之，至祷，至祷。又桂方已有走上革命之路之趋向。吾人务善为诱掖，真心爱护之，至为感祷，并盼转中共方面同志为要，余容后及，肃此，敬叩道安。晚深上。六月廿一日。
说明：这是“两广事变”爆发初期，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写此信时，粤桂两军已出动30万人马、100多架飞机、20多艘舰艇进行反蒋。为增加胜算，两广地方势力与原十九路军合作，同时亦寻求苏联和中共的支持。但是，在蒋介石的军事压迫下，广西、广东以及香港地方势力的步调和决心并不一致，如信中提到“粤中有退缩妥协之倾向”，有被分化、各个击破的危险。是以李济深希望通过胡鄂公，游说各方当道，共同反蒋。
7、1936年6月30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广东势力顿缓，白崇禧请与商议)
1936年6月30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识文：南湖先生赐鉴：李重毅先生来商连合战线事，健生先生之意甚决，粤方究如何?弟意如一时无望，吾人或先从一方进行，以应时机，如何?请与重毅先生一详商，进行准备一切，余俟面详，专肃，敬叩筹祺。晚李济深上，六月卅日。
说明：此为“两广事变”期间，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当时，虽然广西李宗仁、广东陈济棠共同起兵，但步调并不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势力更为团结和坚决，而在广东方面，许多人已经为蒋介石渗透，使得陈济棠举棋不定。尔后，广东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及数十架飞机叛投蒋介石，使得粤军实力大损，导致形势急转直下。为此，白崇禧(字健生)专门请其老师李任仁(字重毅)找胡鄂公商量对策。
8、1936年7月12日、7月22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资助革命经费)
1936年7月12日、7月22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识文：1. 南湖先生：大示敬悉，奉上桂币贰百元，请查收，专复，即叩旅祺。晚深上。七月十二日。
2. 南湖先生：昨夜外出回，得大教，如命在舍候各位先生临便是。桂币贰百元奉上为暂用，希察收，肃此，敬叩晨安。弟深，七月廿二早。
说明：这两通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与胡鄂公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相关。阅读胡鄂公同时期家书，可知胡氏当时的经济状况很糟糕，甚至连家人治病的钱都无法负担。但是，从事革命又需要到处奔走，所费甚多，经费的不足有时会延误胡氏的行程，导致胡鄂公只能向李济深等人寻求资助。另一方面，李济深信中亦提及“如命在舍候各位先生临便是”，可知，胡鄂公的统战行动是与一批同志共同参与的。
9、1936年9月23日，周恩来写给胡鄂公的信札
(指示胡鄂公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9月23日，周恩来致胡鄂公的信札。
识文： 南湖兄左右：不晤数载，甚以为念。现尊友寿康兄来，得悉近状，并审前年遭人陷构，幸应付得法，始脱于难，远道闻之，尤为欣慰。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年前弟等已发宣言，吁求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响应者已渐蔚成国论。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附陈审阅。兄为政界前辈，年来奔走，已着显效，尚望底此交游，力说各方当道，赞助弟等主张，迅停内战，早成合作，以共赴国难。他日抗战胜利，民族解放，我兄推挽之功，将不朽矣。专此，敬颂时祉不一。弟周恩来。九月廿三日，陕北。
说明：此信是1936年9月23日周恩来写给胡鄂公的长信，时间在“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之间，可视为中共领导人通过地下党及民主人士，促成全国各界力量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指示。
这封信虽不是李济深本人的信札，但事关“两广事变”中胡鄂公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早在写作此信前一年，中共曾指示潘汉年、胡鄂公、胡兰畦、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南下，首先联络“人民政府派”(李济深和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协助李济深等创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胡鄂公任该同盟秘书长。继而通过李济深，联络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推动了“两广事变”的发展。
信件开篇，周恩来提及钱寿康，即钱纳水。钱纳水为胡鄂公亲密战友，辛亥革命时期曾任北方革命军北京总司令，亦是“政界前辈”，此前在“两广事变”时曾受李宗仁、李济深委托，前往延安拜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周恩来写这封信的前一天即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亲笔致书李宗仁、李济深：“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敝方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9月23日，毛泽东又派人找到钱寿康，把第二封信交给了他，嘱其一并交给李济深再请李转给蔡廷锴等一批主张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信中写道：“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的仁人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容易达到的。”
周恩来信中的下一句是对胡鄂公之前情报工作的慰问。胡鄂公曾帮助陈赓组建北京特科，1932年出任中共情报部长，1933年因联络“福建事变”被捕，是“前年遭人陷构”，后被国民党张群救出，是“幸应付得法，始脱于难”。
中段为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总结，也可看作是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诠释。“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指“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步步紧逼的侵华活动。面对日本的优势武力，国内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单独战胜日本，是“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于是，周恩来写到中共发表的两个重要宣言，二者皆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行为。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全称《为抗战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年前弟等已发宣言”，明确提出信中所写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吁求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在次年即书信同时，又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联合蒋介石政权共同抗日，即“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周恩来还随信附上此函，请胡鄂公“审阅”。
这些举动意味着中共将蒋介石政权纳入到抗战合作对象之列，由之前的“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是中共的一次重大决策转变。
“兄为政界前辈，年来奔走，已着显效”，指的是胡鄂公在“两广事变”中的突出表现，而“两广事变”在本质上是“反蒋抗日”的。为了达到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愿望，周恩来希望胡鄂公能够再接再厉，“力说各方当道，赞助弟等主张，迅停内战，早成合作，以共赴国难”。并称胡的工作可谓“推挽之功，将不朽矣”。
写信后三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在中共的推动下事变和平解决，使得距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又近了一步。
10、1936年9月29日，李济深致胡鄂公、王公度等信札
(邀约相聚)
1936年9月29日，李济深致胡鄂公、王公度等信札。
识文：南湖、公度、微之三先生同鉴：弟约同数友回乡小住，先生等到梧，极盼能即屈驾来敝里一游也。专此，顺颂旅祺。弟深上，九月廿九日。
说明：这是“两广事变”结束后，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当时，李济深回家小住，邀请胡鄂公、王公度等人前去游览。其中，王公度为李宗仁、白崇禧颇为信任的部下，思想比较左倾。“两广事变”期间，在南宁召开的一个由李济深主持，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刘斐、蔡廷锴等人参加的会议上，王公度曾和胡鄂公主张在广西开府反蒋。后来，王公度遇害，亦与其和中共接触有关。
本文作者：李崴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
郑蔼娴系民革广东省委会宣传处干部
作者：李 崴 郑蔼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