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侵略者袭击轻易得手，十几万东北军浪落关内有家难归。南京政府解释“不抵抗”时，只推诿于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需要时间准备，要“先安内后攘外”。
“九一八”之后日本便侵占中国最富庶的东北之大半，掠夺近17亿银元，相当日本大半年的军费。东北的工矿、农牧业资源悉数资敌，日本迅速解决了经济危机，六年间国民产值翻了一倍多，双方强弱之比对中国更不利。一向欺善怕恶的东洋鬼子得寸进尺，又攻上海、华北，南京政府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但“交涉”仍是退让，这种屈辱退让的停止点，是在1936年的西安。东北军、西北军官兵根据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冲向了蒋介石在临潼的驻地华清池。逼迫他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并将蒋介石扣押在西安。
这件事如同惊雷震动全国，对蒋主张杀、放、关者皆有之。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赶去看望蒋介石，他们二人是昔日黄埔熟人经历十年厮杀后重新握手，从南京赶来的宋美龄也同张学良谈妥条件。蒋介石被“兵谏”者扣12天后，最终以答应停止内战获释，于12月25日被张学良以“请罪”姿态亲自送回南京。
西安事变看似偶然，其实又是历史的必然。此前，背着“不抵抗”黑锅的东北军积愤满腔，1932年淞沪抗战中成为英雄的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剿共”，1933年末与红军达成协定，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口号也是要“北上抗日”。当时中华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又始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呼吁和争取。国民党内的一些实力派也陆续响应这一号召，国共重新合作是全国共同抗战的基础，各党派也人民团体也加入到这个统一战线之中。
当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成为国内的共识，如同上世纪30年代由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中所唱的那样，就是“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当时他对着学生、市民教唱，到场弹压的警察们居然也跟着学唱了起来。显然，他们也有一颗中国心，也明白警棍应该“不打自己人”，应该团结抗日。
此时全国抗日浪潮不断高涨。1935年12月9日，北平上万大中学生迎着警察的高压水龙，身上结着冰仍呼喊团结抗日的口号，标志着全国知识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内战不能再打，抗战则势在必行。第二年的12月，正是在北平经历过“一二九”游行的学生在西安前往蒋介石驻地请愿遭卫队镇压，张学良流着眼泪终于最后下定了“兵谏”决心。
正是出于全国的压力，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并提出“守土抗战”时，全国各党各派都表示尊重他的领导，全面抗战之初也成为其一生中受到最多国人拥护的时期。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时期。东方睡狮一旦觉醒并动员起来，便如同当时《长城谣》中所唱的那样：“四万万同胞齐奋起，新的长城万里长”。这种团结御侮、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的民族精神，也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传给了为国家崛起而奋斗的后代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