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中国末代皇帝。
溥仪资料图
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很多与他相关的人都出了回忆录，如溥仪的第四任妻子李淑贤写的《我的丈夫溥仪》、他的侄子毓憺写的《真实的皇帝溥仪：来自宫内的证言》……
溥仪自己也写了《我的前半生》，将一位末代皇帝的“坎坷之路”一一记录，还原了大量的历史真相。
然而，溥仪一人所说的“真相”是否属实?
事实上，并不见得。
2009年9月，一本新书——《溥仪的另一种真相》，围绕一份在日本发现的《绝密会见录》，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溥仪登上历史的舞台。
一米多高的绝密文件
《绝密会见录》的由来，还要追溯到伪满洲国。
“满洲国”——这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利用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绝密会见录》记载的内容，是从1932年“满洲国”建立初到1938年抗战第二年，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下“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日本方面的要人、名人会见时谈话内容，堪称伪满洲国最高机密。
此份绝密档案，为日本人林出贤次郎所记录。
林出贤次郎，时任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书记官，并兼职“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翻译，深得溥仪的信任。
1938年，林出贤次郎与日本军部产生矛盾，被辞退回家。他把《绝密会见录》副本偷带回日本，并视为珍宝，秘藏数十年。
直到1970年，林出贤次郎去世，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在自家仓库中发现这批文件。
据《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作者、日本NHK电视制片人中田整一讲述：“文件共有十来册，堆起来足有一米多高，用白色的和纸做封面，并经过一番精心的装订，从装裱上可以看出收藏者对这份文件的珍视程度。”
此后，中田整一整理出书，并由他的学生喜入影雪介绍翻译至中国。
《绝密会见录》共计496回，涉及的日本人有200余名。其中，会谈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人物，便是日本关东军的四任司令，依次是：武藤信义、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
“它所记录的会谈内容，涉及许多方面——‘满洲国’的人事组阁、关东军和‘皇帝’关系、溥仪访日、帝位继承、各种流言丑闻等。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溥仪真实的一面。”
替罪的“满洲国总理”
1925年，溥仪被北洋军阀冯玉祥赶出皇宫，暂住天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了让占领东三省“合法化”，为继续侵略建立强力后盾，同时也为缓解国内经济危机，决定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满洲国”。
为了“平息当地民众”，日本关东军将溥仪抬出镇住场面，而溥仪在天津也惦记着“复辟大计”。双方一拍即合，溥仪前往东北，加入“满洲国”。
双方互相利用的谈话，在《绝密会见录》和《我的前半生》都有提到。
1932年3月9日，“满洲国”建立，不过溥仪感到受到了欺骗，因为“国家”政体为“共和国”，并不是溥仪期望的“帝制”。
让溥仪更感到委屈的是1932年3月6日，他在东北汤岗子温泉，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签署了决定“满洲国”命运的密约。
在这份密约里，规定“满洲国”国防、治安、交通、人事任命等都由关东军负责。这也可以清楚看出，溥仪虽然号称“满洲国执政”，却只是这个“国家”的傀儡。
不过，在《我的前半生》里，溥仪丝毫没提到签署这份密约，甚至连所写的逗留天数，都比实际要少一天。
更离奇的是，在书中，溥仪将责任全推给了追随他的“满洲国总理”郑孝胥。
自传里有一段精彩对话，时间为1932年8月18日，郑孝胥拿着密约文件请求溥仪批准——
我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
“这是谁叫签订的?”
“这都是板垣在旅顺谈好的条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头也早说过。”
“板垣跟谁说过?我就没听他说过。就算他说过，你签字之先也要告诉我呀!”
……
溥仪写这段对话时，郑孝胥早就去世。
电源·电线·电动机
1934年3月，溥仪如愿以偿，由于日本方面的允许，他在新京举行“皇帝即位大典”，他的称呼，也由“执政”变为“皇帝”。
1935年4月，溥仪出访日本。在航行的军舰上，心情愉快的溥仪写下诗句：海平似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10年后，东京审判，溥仪将写诗的“罪行”栽到了“御用挂”(相当于联络官员)吉冈安直中佐身上——访日所说的话、所作的诗都是吉冈的指示。
不仅如此，在《我的前半生》里，吉冈被溥仪描述成“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而他只是“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关东军则是“强大的电源”，甚至到最后，溥仪还受到吉冈的侮辱——“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
“御用挂”吉冈，是日本陆军的尖子人物，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他与溥仪在天津时认识，经常与溥仪打网球。而溥仪的弟弟溥杰也在此时结识吉冈，溥杰在日本留学时，受到吉冈一家的照顾，关系很好。
不过之后，吉冈被溥仪兄弟俩指为“日本帝国主义派来监督我们的钉子，我们为此受尽折磨”。
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回来后设立“建国神庙”，这被人认为是最大的失策，因为庙里供奉的，是日本皇帝的祖神——天照大神。每月1日、15日，溥仪会率“满洲国”大小官员前去参拜，这成为当时的一种闹剧。
建立“建国神庙”、参拜天照大神，在自传中被溥仪认为是吉冈授意。
事实上，早在1935年，“建国神庙”就在会谈中被提及。
在《绝密会见录》里，记录着溥仪与当时关东军司令南次郎的会谈，南次郎提出建立神庙，溥仪说：“我则以日本天皇陛下之心为我心……”
但最后， 溥仪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吉冈。
那时的吉冈，早在1947年死于苏联一监狱医院。
“帝位继承”密约
在《绝密会见录》记载的1936年的一次会谈里，日本关东军司令曾催促过溥仪，尽快诞生皇子，如果是皇后的原因，那就再次选妃。
毕竟，对于实行“帝制”的“满洲国”而言，“帝位继承”是最重要的课题。
溥仪却还是无能为力。他先后娶过四位妻子，但无一子嗣。于是，他的弟弟溥杰的婚事，被日本关东军当成了大事。
在自传里，溥仪说他清楚地知道，“日本人想要笼络溥杰，想要一个日本血统的孩子，必要时取我而代之。”
溥仪告诫弟弟，不要娶日本女人，他会帮他在中国找一个好妻子，溥杰恭敬答应。
但最后，兄弟俩还是屈从，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溥杰娶了一位日本妻子。
不过关于“帝位继承”，在1937年的《绝密会见录》里，记载一份由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签署，令人震惊的秘密“备忘录”。
按照备忘录，如果溥仪确认不可能有男孩，经日本关东军司令同意后，“满洲国”的“皇位继承人”将由日本天皇选定，溥仪要做的，是向国内外宣传这一“英明决定”。
而在溥仪的自传里，只写了1937年由“国务院”通过的“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关于密约一事，溥仪只字未提。
根据“帝位继承法”，如果溥仪没有男孩，则由弟弟溥杰或溥杰生的男孩继承皇位。
但事实上，“帝位继承法”规定必须由“帝族”才可以继承，而日本关东军早就决定不把溥杰作为“帝族”——那意味着，溥仪根本就没有具有继承权的兄弟。
“帝族”的限制，让备忘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而也更能证明，“满洲国”只是日本的一个傀儡政权。
1964年，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出版，林出贤次郎于次年以《林出日记》的形式，摘选了一部分《绝密会见录》内容，刊登在日本一份杂志上。但林出并没透露太多秘密，所发内容大多无关痛痒，甚至连《绝密会见录》的存在，也没对外公布。
溥仪在《绝密会见录》中，屡次称赞林出能严守秘密。的确，林出直到最后都保守着“满洲国”的秘密。
1965年，溥仪为配合自传出版，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对于‘满洲国’时代身边的日本人，是否有仍然怀念的?”溥仪干脆回答：“他们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没有一人值得我怀念。”
林出贤次郎在电视转播中看到了这一幕。在“满洲国”一起工作的同事曾写信问林出贤次郎对记者招待会的感想。林出回信，从溥仪在东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言说起，表示了对“皇帝”的同情，充满了人情味。
1967年，溥仪去世，终年61岁。7年后，林出贤次郎去世，终年88岁。
延伸阅读 |《绝密会见录》的由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弊原喜重郎表明了不扩大事变的方针，遭到了军部的反对，军部强行扩大了事变，外务省和军部有了矛盾。“满洲国”建立后，外务省对军部的独断专行有危机意识却束手无策，只是让“驻满洲国大使馆”的绝密情报以半公信的形式，避开军方，送往外务省。
《绝密会见录》可以说是绝密的公文，是日本外务省最高领导持续发送的、有关关东军司令官等人与溥仪等人绝密会谈内容的公文。这样的重要记录，为什么会埋藏在林出家的仓库中数十年?对此，林出贤次郎的儿子林出贤三猜测：“父亲一直受‘皇帝陛下’的宠爱，他怕给‘皇帝’带来麻烦。在父亲生前，这份文件不要说是外人，就连家人都不曾看见过。估计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从中国回日本时，父亲把它混在家具中带了回来。如果被军部发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贤三说：“这一份是留在‘满洲国’的副本，正本是发送给外务省的，想必留在外务省。”
中田整一通过调查得知，留在外务省的正本，战后“因战败的原因”而“丢失”。
1938年林出离开“满洲国皇宫”之后，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等人还有什么密谋，大概永无重见天日的可能了。
(来源：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