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这处特殊金融机构的筹组设立并非一帆风顺，它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当时，它被根据地军民亲切地称之为“抗日银行”。
那是1938年1月，八路军129师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入冀南平原，与杨秀峰部队会合，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建立了抗日县政府及救亡团体。2月，设立了军政委员会，筹备冀南的行政机关。8月，冀南行政机关经济委员会出台“抗日游击区经济建设大纲”，其中规定：“成立冀南银行并设立县区的兑换所和分所;发行冀南本位币。”按照大纲中的任务要求，邢台县抗日县长、中共党员胡震就根据地准备筹组银行的工作事宜，来到晋东南辽县129师师部，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听完汇报后，当即作出口头指示：“你们先尽可能地召集技术工人，筹购印刷机器、纸张、油墨和印版，我们正想发行自己的边区票子，就是缺乏这些条件，不过，目前筹备银行的工作还要保密。”
冀南银行刚开始筹备，便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破坏，蒋介石电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停止银行的筹组和冀南票的发行。国民党的层层阻挠，加之日军的扫荡，在冀南筹组银行的环境已十分恶劣。鉴于这种困难，八路军129师的邓小平等首长直接指示：筹建银行的工作由129师供给部徐林领导，银行由冀南向晋东南根据地转移。1938年冬，银行筹建组的同志们突破敌人的封锁，兵分三路，由河北南宫县出发，分别经馆陶、冠县、南乐、汤阴、林县等地，跨3省10余县穿过敌人占领的平汉铁路，向晋东南迂回。为保护印刷器材的安全，他们夜晚行军、白天隐蔽。这年年底，银行筹建组的同志们肩扛器材手拎行李，陆续到达晋东南根据地，驻扎在黎城西井镇周围的多个村落。
当时，邓小平直接指导银行总行、印刷厂等地址的选定，并多次听取徐林的汇报，了解银行的筹建、进展情况，在用人、资金等方面更是大力支持。八路军在西井镇专门成立了冀南财经学校，由杨秀峰兼任校长，冀南财经学校的经费大部分由129师支付。在用人上，129师还从抗日军政大学等调来一批做过、学过金融工作的骨干，到黎城积极筹组银行。这期间，129师的官兵还想方设法从敌占区的太原、邯郸等地买回大量的纸张、油墨、石版材料等。所有这些，为冀南银行的成立、抗日货币的发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银行成立后，虽然总行及印钞厂均在晋东南根据地，但名称仍叫“冀南银行”，印制发行的抗日货币上同样冠以了“冀南银行”。这样给人造成的错觉是银行应属河北南部，其实不然。这在货币经济的战略战术上也叫“声东击西”，最终目的是“遮人耳目”，避免、减少日伪对银行的袭击、破坏。
1943年7月，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就冀南银行发行的抗日货币“冀南票”作出了这样的论述：
“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我们不断地对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以及适时的利用物资，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
1948年底，冀南银行结束业务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时，共在晋冀鲁豫边区发行冀南票2012亿元。抗日银行与抗币“冀南票”，在整理根据地金融，调剂农村经济，排挤、打击和肃清日伪货币，扶持军队生产建设，繁荣市场、发展贸易和增强抗日力量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田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