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势异常严峻的宜昌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已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迷信自身军事力量强大的日本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至7月底，北京、天津相继陷落。8月，日军进攻上海，3个月后上海被占领。12月攻进南京，35万人被屠杀。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长沙、广州被侵占。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华北、华中、华南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沦于敌手。
武汉失守前后，离武汉300公里的宜昌成了敌我双方注目的焦点，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显突出了。这是因为，宜昌是长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门户。
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向重庆搬迁。大批人员、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
而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开运;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汽车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而此时的宜昌情况十分危急，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因为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也集中在此。当时，&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面，等待转运。而仅有的一点适于行驶三峡上游湍急流水的航运能力，却由于恐慌引起的谈判而陷于停顿!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吵闹的人群，到处是交涉、请客，请客、交涉，而运输的阻塞却丝毫没有减轻&。[1]这种严峻的状况诚如卢作孚所描述那样：
&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万多从各地撤下来准备入川的人员，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商人和公务员，荟萃了中国各界的精英。何况当时的宜昌，还只是个不大的城市，城区才2平方公里，一下拥来这么多人，所有的房屋都已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只好露宿街头。由于人多船少，他们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还买不到船票。
而日本飞机不断飞来轰炸，日本军队又节节逼近，恐惧和不安，笼罩在人们心头。宜昌沿长江两岸都堆满了待运的机器设备，不少机器设备由于撤走时十分仓促，来不及装箱，都敞露在地上，任凭日晒雨淋。各单位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出宜昌。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卢作孚目睹的状况是：
“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我恰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
此时的宜昌，处于非常重要、又非常严峻、紧急的关头。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宜昌扼守着长江三峡，是长江的咽喉。从宜昌往上游，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直达重庆，且夜晚不能航行。因此，所有上行的大轮船，到了宜昌必须等候换载开川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穿过三峡前行。
二是当时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运载大型机器设备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
三是当时运输船只奇缺，特别是能够穿行三峡的除卢作孚的民生公司22艘轮船外，只有2艘中国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依当年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这么多物资要全部运抵重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
但是，面临的任务是必须在40天内将这些人和物全部运出宜昌。
二、卢作孚受命危难之中
谁能在此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呢?那就是卢作孚。
恐怕今天不少的年轻人，对卢作孚这个名字是陌生的。
第一，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自20世纪20年代起，抱着“实业救国”的目的，以一条70吨的小火轮起家，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经过20多年的惨淡经营，到解放前夕，民生实业公司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拥有140余艘大小轮船，9000多名职工，航线遍及长江及其支流，以及东南亚沿海，被誉为“中国船王”。他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不可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即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第二，卢作孚是我国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家和实干家。1927年2月他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峡防团务局局长起，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盗匪横行的乡场建成了一座中外瞩目的美丽小城。可以说，没有卢作孚，就没有北碚的今天。卢作孚是北碚的开拓者、奠基人。北碚是民国时期那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面广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在600多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1000多个乡村建设实验点中，极少获得巨大成就的一个。
第三，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努力于教育工作。他在沪州担任教育科长时，以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积极开展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后到成都创办四川通俗教育馆，积极开展民众教育。以后他在创办民生公司时，在北碚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中，都坚持开展正规教育和民众教育。诚如他1948年在《如何改革小学教育》的演讲中所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他在振兴教育、普及教育、改革教育等方面的超前思考和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第四，他是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号召民生公司全体员工无条件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他指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号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从抗战一开始，民生公司就投入到抢运人员和物资的战斗中去。“据不完全统计，民生公司在抗战前期(1937-1940年)，从上海、南京、芜湖、武汉和宜昌抢运入川的兵工器材和航空油弹器材，共计196000吨。”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抢运物资和人员的战斗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总共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无怪爱国将领冯玉祥称赞“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7]而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本不想当官，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敢于挺身而出挑重担。抗战初期，全国的交通运输极为紧张，人员物资撤退，战时物资调拨，军队调动等任务十分繁重。正在此时，卢作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主管水陆交通工作。而宜昌大撤退正是他主持水陆交通运输的一场辉煌战绩。
抗战中期，全国粮食紧缺，粮食的收购、转运、分配关系到抗战的成败。1940年7月，他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全国粮食管理局第一任局长，担负起全国军需民食的粮食任务。他的最突出政绩是，提出了运输粮食的“几何计划”，即将偏僻地区的余粮，先用人力运送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特定地点集中起来，然后再用汽车和船只，就近将粮食运到需用之处。他亲赴各地区视察和部署。不到半年时间，就解决了军需粮食和一些地区缺粮问题，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
可以说，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都是位尊权重的职务，都是关系抗战胜败的显要职务。必须是由有极高的使命感、责任感且清正廉洁的人来担任;必须由大智大勇的人来担任。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卢作孚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重担。
“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他高度使命感、责任感和大智大勇的体现。
三、指挥若定力挽狂澜
当卢作孚火速赶到宜昌时，这里正是人心惊恐，极度混乱之时。在这关键时刻，卢作孚处惊不乱，有条不紊运筹全局，当机立断，作出了力挽狂澜的决断。
他亲赴各轮船公司和码头视察，并登上轮船，检查各轮船的性能、运载量、运行状况，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他又来到各轮船公司，对那些争先恐后、相互责骂、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有礼貌且很坚决地说：“请大家回去，明天早晨我将在12码头和大家见面，宣布撤退安排!”并连夜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各轮船船长、引水、宜昌港的技术人员开会，制定出在40天内运完撤退人员和物资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他以国民政府联合运输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宣告，经过他实地考察和初步估算，以现有的运力完全可以在40天内完成转运任务。
但卢作孚强调：大家必须听从统一指挥。即所有公司、轮船、码头只听卢作孚调遣，各单位的人员物资的转运顺序一旦排定，必须坚决执行，服从指挥。至于什么单位的物资由什么轮船运输，何时登船，只听卢作孚一人安排，要严格听令，决不准自行其是!当他向所有需要运送人员物资的各单位负责人宣布他的转运计划和严格纪律，并保证在40天内运完壅塞在宜昌的全部人员物资时，全场爆发出一片欢腾，不少人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人们从卢作孚坚定自信的目光和言语中，看到了希望，人心稳定了，混乱局面改变了。
必须指出的是，面对宜昌如此混乱的局面，面对宜昌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对宜昌如此艰难的转运任务，卢作孚为什么还能如此胸有成竹，向大家夸下海口，保证在40天里将全部滞留的人员、物资运出宜昌呢?其中一个关键的法宝就是民生公司创造的著名川江枯水期间实行的“三段航行法”。
四、“三段航行法”显神威
什么是“三段航行法”?“三段航行法”就是民生公司创造的在长江枯水期间水位下降时保证轮船正常航行的办法。
长江上游每年从12月初到第2年的2月末，就进入枯水期。这个期间，长江水位大大下降，以致大一点的轮船都不能开进来，只能停航。但是停航，对于航运公司来说，就意味着轮船闲置、经营亏损、人员失业;对于市场来说，由于货运不畅，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怎么办?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创造出枯水期间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
“三段航行法”就是将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三段，每段根据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来调整马力、船型、速度合适的轮船分段航行运输。
这种航行虽然麻烦一点，运输成本高一点，但却保证了枯水期间长江上游的正常运输和航行。这是中国航运史上的一大创造，显示了卢作孚和民生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而此时，“三段航行法”又在宜昌大撤退中派上了用场，显示了神威。
在非枯水期，从宜昌到重庆，轮船上行需要4天，下行需要2天。也就是说，一般轮船往返宜昌、重庆一次需要6天。而当时壅塞在宜昌这么多人，这么多物资，如按照这样的速度，仅靠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等20多艘船，则需要一年时间才能运完。卢作孚当机立断，下令在40天非枯水期间也采用“三段航行法”，以保证40天内将人同物资全部运出宜昌。
卢作孚决定，除了最重要的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大型机器设备以及重要的军用物资可直接运往重庆外，其他的物资全部按“三段航行法”办理。有的物资运到万县就返回;有的运到奉节、巫山、巴东就返回;有的甚至只运到三峡峡口就卸下，当天返回。这样，航程缩短了一半或者一大半，从而赢得了宝贵的运力和时间。
关于在宜昌大撤退中实施“三段航行法”，卢作孚写道：
因为扬子江上游滩险太多，只能白昼航行，于是尽量利用夜晚装卸;因为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四日，下水至少需要两日，于是尽量缩短航程，最不容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其次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一只驳船。
这样，每天清晨都会有五六只装满人员、物资的轮船离开宜昌，每天下午又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当大家看到天天都有轮船开出开进，转运效率大大提高了，秩序也正常了。不管排前排后，40天内都可以离开宜昌，因而人心更平稳了。
为了抢时间，多装快跑，卢作孚要求码头、轮船、装卸人员紧密配合，一分一秒也不放过，那是一场多么激烈、紧张的战斗。卢作孚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办量。
经过四十天的苦战，在卢作孚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奇迹果然出现了，“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担任宜昌大撤退重任的“二十四只扬子江上游的中国轮船当中，只有两只不是民生公司的轮船，外国轮船亦有数只，但因中立关系，只运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东西。中国轮船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三十元到三十七元，其他公物只收四十元，民间器材只收六十余元到八十余元。而外国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三百元到四百元。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
民生公司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当日本侵略军踏进宜昌城时，这里已是一座空城。日军此时才如梦初醒。以后他们在作战略检讨中，一直认为占领武汉后没有立即拿下宜昌是一个重大失误。
五、宜昌大撤退的重大意义
平心而论，把宜昌大撤退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或“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并不贴切。这是因为宜昌大撤退发生在1938年10月，而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在1940年5月。也就是说，卢作孚运用“三段航行法”指挥的宜昌大撤退比英国首相邱吉尔制定的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早了一年半!先发生的历史事件却用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作比喻，似乎不太合适。但为什么要如此比喻呢?那就是因为两次大撤退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但其重大意义却是相似的。
敦刻尔克大撤退，使30多万英法联军安全撤到了英国，从而保存了英法两国军队的实力，为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没有这几十万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将会大大推迟，世界还会遭到更大的损失，付出更大的代价，世界历史也可能会改写。
而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也具有相似的重大意义。
首先，是大批人员安全转移。在撤退的3万多难民中，有不少是教师、工程师、医生、艺术家、公务员等后方急需的各类人才，无怪有人说，宜昌在一个时间里成了中国知识界精英高度集中的人才库。他们的安全撤离，逃脱虎口，成为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其次，大量战略物资器材设备被安全转运后方，保存了中国工业基础，为战时支援抗战和后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四川和重庆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众所周知，抗战以前，我国工业大都集中在沿海。抗战爆发后，沿海的工厂企业纷纷内迁，民生公司在整个抗战中，抢运了几百个工厂的机器设备入川，包括宜昌大撤退中的机器设备，它几乎是中国全部的航空工业、兵工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如兵工系统的，就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兵工署巩县分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等;航空、电讯系统的有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等;钢铁工业系统的有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等;能源系统的中福煤矿等，轻纺系统的有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
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中辉煌的一页历史，是卢作孚抗战中的杰出功绩，应该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