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1945年8月10日，“立秋”第3天，闷热的天气开始凉爽下来。
傍晚8时，昆明宝善街、晓东街、南屏街上3家电影院已经客满。电影开场一半，银幕忽然黑了，半分钟后，突然打出几个醒目的幻灯字幕：“日寇已无条件投降！”
霎时，全场欢声雷动！
影院中互不相识的观众彼此握手祝贺，有的兴奋地把帽子扔向空中，人们争先恐后挤出大门，沿街奔跑狂呼：“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啦！”
此刻比重庆国际广播电台11日凌晨2时正式发布日本投降的官方消息早了数小时。
据说，最早获知这个消息的是在昆明的美国新闻处和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得到从旧金山传来未经官方证实的广播消息时，该社立即用电话通知各影院和各报馆。
这个夜晚，抗战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到市区的每一个角落，马市口国际照相馆楼上，四盏水银聚光灯照着街心亮如白昼，几条大街人头攒动，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游行队伍欢呼“胜利”，逃难而来的人们相拥痛哭：“我们可以回家了！”
昆明，云南省会城市，抗战八年，从西南边疆重镇走进中国全民族抗战历史舞台的中心，从西南大后方和战略基地演变为反法西斯太平洋战场和东方战场两大主战场战略结合部的中枢，在这里“分国忧创苦难辉煌”，其历经艰难困苦和建立丰伟功绩堪为世界瞩目的“抗战之城”、“英雄之城”，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背景中书写了近现代史上璀璨的一页。
1937年9月9日龙云的滇军誓师巫家坝，首批第六十军四万余官兵浩浩荡荡，步行一千多公里到达长沙集结，随即奔赴抗日前线台儿庄。1938年3月龙云麾下第六十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英勇的滇军战士前仆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一个人因胆小而退却，没有一个人因怕死而逃跑，取得大捷后滇军威震敌寇，享誉华夏，但四万余官兵仅剩两万。
抗战八年，龙云共向抗日前线派出滇军20多万，经历各种大战役20余个，他还动员和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共伤亡官兵10余万。
抗战八年，昆明市民热血沸腾举城出动，为军队出征壮行助威，为阵亡将士恸哭祭奠，为前线献血筹款筹衣粮，为抗日救国争取民主游行呐喊，已经不可历数。
1937年8月8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前往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当尽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这一番讲话正式表明云南军民绝不以地理隔绝而苟安，决心参加全国抗日战争，“以一隅而荷天下之重任”。
昆明无疑即刻成为带动大西南后方“将人力物力贡献国家”的中心，当时的《云南日报》为这座曾发起过护国运动的英雄城市呐喊助阵：“当继续护国的光荣前进，在战争中争人格，争国格，不负时代，不负民族。”
征兵参战，昆明市民踊跃报名。有报道记载：“在征调期间尚有自动请缨，踊跃入伍之举，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一句，以此致敌，何以不摧？”
捐款捐物，贫瘠的边疆城市多次一鸣惊人。昆明市 “七七献金”活动闻名全国，据昆明市抗日救亡团体不完全统计，1939年“七七献金”日收捐款1.6万元，1944年为600万余元，1945年为3000万元。东陆医院院长曲焕章一次捐给60军百宝丹3万瓶，被前线将士视为“救命丹”。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全国发起捐款购买飞机抗日起，云南以昆明为主共捐出飞机30架，名列全国第一；1944年，中国第一个血库在昆明建立，昆明广泛开展献血活动……
八年全面抗战时期，昆明是中国保持对外联系并获得外援主要的甚至一段时期以内还是唯一的门户城市，同时也是防御日军从中南半岛北犯中国的屏障和堡垒，为御敌于国门外、为保障中国战略物资通道安全，昆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也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北方大撤退和国际援华物资以及人员进入昆明，使得昆明获得短暂、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抗日烽火铸就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黄金时代。
昆明西市区眠山脚下竖立着巨大的滇缅公路纪念雕塑碑。从人民西路上行，远远就被这组群体雕塑吸引。浮雕摸上去粗糙冰凉，却承载着云南人民精忠报国的光荣和伟大。
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提出《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建议各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洋的铁路、公路抗日国际通道。
1937年12月滇缅公路开始修筑，期间云南每天出勤修筑公路人员不下数十万人，轮班昼夜赶修。
八年全面抗战，昆明始终是全国对外联系的门户城市，连接着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和中印公路4条陆、空运输线以及中印输油管道，这些分别是抗战不同时期维持全国对外联系的主要国际通道。据统计，1939年初到1941年底，通过滇缅公路共运到昆明的物资达22.15万余吨；从1942年5月到1945年8月，中美两国飞机飞越驼峰航线8万架次，从印度运到昆明的物资达70多万吨；1945年2月至8月，通过史迪威公路运进昆明物资8万多吨，汽车1万多辆；1945年2月至8月，通过中印输油管道向中国输送油料20余万吨。然后，这些抗战物资通过贵昆公路、川滇公路，从昆明向川藏、黔、桂运送，进而运向内地支持前线……
当中国与国际联系仅剩下滇缅、滇印这个通道之后，昆明的命运与中国抗战的命运息息相关，这唯一通道上的唯一大城市，便成为日本法西斯誓必摧毁的重要战略目标。在无法进行地面进攻的情况下，从1938年至1944年，日本陆海航空部队联合对昆明进行了长达6年之多的狂轰滥炸。据《云南防控实录》记载，昆明共发出警报232次，日机入侵昆明市上空142次，共投炸弹3043枚，死伤无辜同胞3530人，制造了“9·28惨案”、“交三桥惨案”，城市百孔千疮，弹坑累累……
然而，正是这些每天“跑警报”徘徊在生死线上的昆明人民，以惊人的毅力和极大的吃苦耐劳精神，完成了民族和国家赋予的重任。
美国新闻记者用细微敏锐的目光深入观察当时昆明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任何一座中国城市像昆明这样如此完整地暴露在西方观念之下”，生存于战火中的昆明民众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绝不向苦难低头的坚毅，令世界动容，也成为盟军判断东方大国抗战意志和命运的重要渠道。
昆明人民在沉默中创造近代史上的苦难辉煌。
据国民政府1940年《经济报告》统计，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战时工业生产企业在西南八大工业区名列第三，除了名声显著的中央机器厂以外，当时昆明有工业生产企业80家，形成了海口、马街、茨坝、安宁四大工业区，创造出中国第一根电线、第一架望远镜、第一辆组装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座电力炉等许多“中国第一”，生产出飞机、枪弹、炸药等大量军工产品，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此时，昆明与重庆、桂林称为抗战时期中国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等十余所院校先后迁昆，一时间文学、教育、艺术名流荟萃。
尤其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迁昆明，对昆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及社会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在此有力传播，冲击黑暗政治和旧文化习俗，鼓舞士气，被称为“当时世界上一所没有任何围栏时代最好的大学”，也同时被视为“昆明城市化历程中的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