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长石原的辞职
9月11日这天的日本，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被记录下来:第三次增兵上海和“决定向上海增兵后，石原第一部长提出辞去部长职”，日军参谋本部第二科高级部员关于石原下台的回忆曾如此描述。
毫无疑问，日本方面对于淞沪战局重新有了判断。就在增兵的前一天，9月10日，参谋本部第三课部员西村敏雄少佐，从上海方面视察回到东京后提交的一份报告里，对于淞沪战局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居民对敌人有极其强烈的敌忾心”，“敌人(指中国军队)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被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而日本方面，“由于调军舰运送紧急动员的部队，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两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中”。此前的9月5日，还在上海的西村敏雄给课长打去电报，建议“调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的一个大队到上海”。9月6日上午，日军军令部总长迅速为海军用兵问题上奏，称“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当日下午3时，日军参谋总长在参谋本部进行研讨之后，谒见天皇，上奏称“内定增派第9、第11、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队到上海，派后备步兵四个大队到上海”。以此为转折，第三次增兵上海的工作进展迅速。
9月11日的增兵规模显然比前两次都来得重大:根据日本军令部临参命第99号，“第9、第11、第101师团及军的直辖部队、兵站部队(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独立工兵第12联队、第3飞行团司令部等)”均被派遣赶往上海增援。在这以前，日本对于上海派遣军只有“编组”而没有下达“战斗序列”令，而这一天，临参命第101号下达命令:“编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和第3飞行团及上海派遣军通信队，编制如另册。”同样是这一天里，接下来还有两道命令，临参命第102号，“派第18师团到满洲待机”和临参命第103号，“派攻城炮兵司令部、攻城工兵司令部、攻城重炮兵第一联队、独立攻城重炮兵第4大队及其有关的兵站部队到满洲，入列关东军司令属下”。
“这次事变战争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要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解决事变的可能估计不到50%。”9月11日增兵这一天，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对部内有过如此指示。
就在向上海增派五个师团的命令发布之后，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立即提出辞呈，并于9月23日离职，同日，下村定少将接任石原成为第一部长。这是一次颇有深意的人事更迭，被日军称为“第一流军事学者”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极力主张“不扩大方针”的稳健派核心人物，而他的继任者原第四部部长下村定少将，是坚持认为“必须扩大作战规模的”强硬派之一员。
关于石原的离职和当时的日本国内环境，稻田正纯中将后来有过非常细致的分析，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一点，是石原的“持久战争指导思想，在当时未被众人充分理解，因而未获采纳”，而且当时“处于轻辱中国的观念，不论陆军或海军，积极论者均极得势”，因而石原主张的“不扩大方针不符众望”。“特别是在战争指导课的人员中，有人大肆宣扬石原主义为飞跃的、超然的、理想主义，却反而煽起了反石原的气势。”
石原和本部第三课长武藤章大佐的意见不合，也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掌管作战、编制等具体主要业务的第三课是第一部的核心，武藤章“因有任关东军参谋时绥远事变失败的教训，认为巩固满洲侧背需要确保内蒙及永定河一线，可能时并且希望确保保定、独流镇一线”，“事事都与石原的不扩大方针背道而驰”。在稻田正纯看来，早在7月11日，石原最终同意武藤章动员三个师团的方案，就意味着“他的不扩大方针被彻底推翻，以至以后无法实现。”
9月27日，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半年被当时担任陆相的东条英机放逐出陆军，尔后在宪兵监视下隐居于北海道，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死亡。
增兵之争与扩大的战局
9月11日，“形式上是石原反对在上海增兵，认为即使占领南京，占领汉口，均不可能使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屈服，不如及早结束战局，从而要求辞职。”“实际上是遭强硬派的排斥，而被放逐至关东军，充当历来是强硬派巨头的东条英机参谋长的副手，”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成员的顾高地曾如此分析。
事实上，石原对于上海派兵的否定意见，从一个月之前的第一次派兵开始，就未能起决定性作用。8月12日的夜晚，出兵的鼓点已经敲响。一边是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分别于当晚23时40分、23时45分、23时55分发出的三道密令，接受密令的一方，分别是长谷川清第三舰队和永野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23时55分的第三道密令中，明确指示第三舰队“解除关于出兵前的限制”。而另一边，是近卫首相、米内海相、杉山陆相、广田外相举行的四相会议。米内海相要求决定陆军派兵方针，各大臣“以事态既以如此，均无异议”，订于13日上午9时正式召开阁议决定。
当夜四相会议散后，军令部部员在参谋本部作战课商谈关于上海作战，石原对于即时向上海派兵持否定意见。他的理由是“上海方面作战，江湾归入敌手，而后作战甚为困难，进而敌进入吴淞，作为陆军登陆地点，作战绝望，在各国环视下，登陆不能成功，此次作战将彻底失败”。而且即便是派兵，此前他也坚决主张，“陆军只限派往华北，上海、青岛方面由海军承担”。8月13日清晨，石原为出兵事由找到军令部第一部长海军少将近藤信竹，近藤表示，“此次事变至此地步，是不得已的，再者，担心在吴淞方面登陆海军可于事前实行轰炸炮击等等，决不会让陆军单独轻率的登陆，海军当充分予以援助”。
当日的阁议决定正式出兵。上海派遣军由第3师团、第11师团编成。8月16日为动员第一天，先遣部队以第11师团的步兵四个大队、炮兵两个大队为基干，其中步兵三个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在主流江岸，第3师团的步兵三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及第11师团的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在黄浦江左岸登陆，预计8月21至22日到达，主力预定自8月28日至9月7日到达。整个动员规模，兵员约30万，马匹约8.7万。
8月22日，集结在马鞍群岛的两个先遣师团在夜色中开始阴谋，“为了登陆时便于靠近陆地，乘坐大舰艇的部队都换乘小舰艇”，23日零时，夜色正浓，第11师团经川沙河口停泊处，5时许，曙光未现，日军开始在川沙镇北面强行登陆，江岸的中国军队顽强防守至当日午后，终因力量悬殊不敌，被迫后撤，日军占领川沙镇附近，并准备向罗店镇发起攻击。第3师团3时左右在吴淞铁路码头强行登陆，傍晚时分，第一线已进入吴淞铁路西面约1500米的河渠道码头南面500米的地带。
但这次的增兵，并未能如日军所设想的那样打开上海方面的战局，当时的日军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中将，后来曾对竹田宫大尉做出如此叙述:“8月23日，虽命上海派遣军在海军的协助下，迅速登陆，但由于中国军队已占领登陆点附近严阵以待，登陆作战产生困难。”中岛还认为，这次派兵有一个最重大的失误:“根据错误的兵要地志资料，认为上海附近地形不能使用野炮以上的火炮，致使上海派遣军的编组劣于中国驻屯军，仅配备有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一个中队、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缺一个大队)及迫击炮兵一个大队。”中岛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意外坚固，以致陷入极度的苦战”。毫无进展的战况和日军的不断伤亡，终于酿成对于日军参谋本部的埋怨和指责:“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不好，所以造成那种状况。不能信赖它。”这种埋怨最终直指第一部长——“石原无能”。中岛曾经为石原辩解，认为石原一直是根据战争指导方针避免扩大战局，并且判断无论怎样积极指导，结果也将陷入战略持久战中不能自拔。而备受责难的石原，依旧坚持不再扩大增兵，直到被迫辞职。
9月23日接任第一部长的下村定，莅任之初即决定编成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其后又决定自华北调来第16师团在长江白茆口登陆，对上海形成战略包围。同时还主张在上海作战告一段落后，即进山东作战，在海州登陆，攻掠徐州，认为控制徐州，即可保障华北独立，从而控制京沪杭地区，使国民党政府屈服，这正是强硬派的一贯妄想。
相持:攻与守的惨烈血战
9月11日这天的激战，依旧在罗店—月浦—吴淞一带。这一天日军在吴淞以北，与中国军队第15集团军“相峙于月浦、罗店及洋泾界河之线”;在吴淞以南及中间，日军与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相峙于淞沪公路一带及蕴藻浜附近。
在上海的整个战局中，以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双方的攻守数次反复。因为罗店距离吴淞、长江口近，离大场闸北亦不远，日军的海军舰炮可直接命中目标。而且日军掌握制空权，可以发挥其陆海空联合作战的优势，但对于中国军队而言，极为不利。从青岛调往上海的天谷支队，9月11日,这一天攻入月浦镇后，同样是向罗店方向发起进攻。事实上，罗店的对峙血战远早于此，8月23日，日军第11师第一梯队在川沙口和石洞口地段登陆后攻占狮子林炮台、月浦和罗店，继而分别向浏河、宝山进攻。当日下午陈诚所率部队先后赶到，中国军队第18军协同第54军实施反击，当晚收复罗店，次日收复宝山、狮子林和月浦。
9月13日，日军集中其第11师团主力，飞机、大炮、铁甲车同时出动，扼守此地的中国军队罗卓英部主动将两翼稍向后移，扼守罗店之突出部，击退日军。当夜，日军集中炮火向淑里桥附近轰击，中国军队所筑工事被毁。日军乘机兵分两路，派出战车四辆，伴随步兵七八百人，在小金宅方面渡河，袭击罗店之东侧，另一支袭击罗店之北。9月14日，天谷支队与被困罗店东面的日军第11师团相会。9月15日，中国军队增援反攻，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面对装备明显优于自己的日军，中国军队几乎使用惨烈的肉搏战，恢复了罗店东郊原有阵地。
9月16日，罗店南北两面阵地的激战仍在继续。中国军队奋勇苦战，肉搏多次，始将其左翼日军击退。然而防不胜防，日军一部窜入罗店镇，纵火焚烧。中国军队难以坚守，再度退出罗店突出部，转守西郊预设阵地。在罗店争夺战中，中国军队第11师代理团长韩应斌，副团长薛先维、曹金轮负伤;营长伤亡18人。第67师师长李树森被敌机炸伤右臂。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402团团长李维藩阵亡，398团团长傅锡章负伤。第98师路景荣、李远新团长阵亡，侯思明团长负伤，连排长和士兵们的伤亡之惨重更是数倍于此。
回到9月11日，随着月浦、杨行相继失守，中国军队德式师所坚守的江湾、庙行一线成为整个战线的突出部，态势极为不利。也是在这一天，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命令第9集团军主力撤至蕴藻浜、庙行、江湾、北站一线。更艰难的相持由陈诚的15集团军精华部队肩负。从9月11日开始，陈诚的部队沿着长江以南，洋泾以西这条战线苦守了40天。而在这40天之中，曾扬言3月亡华的日本精锐部队在这一条战线上，事实上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
根据香港《中报月刊》1980年第八期上刊登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回忆，“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司令长官原为冯玉祥，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由蒋介石兼任)指挥张发奎、朱绍良、薛岳、罗卓英、刘湘(本人未至前线)、廖磊(淞沪战事发生后月余始到达上海)等之集团军，与敌对峙于北站、刘行、浏河之线。”“当时我军力若每一集团军以三军计算，共18个军，若每军以三师计，共54个师。敌人兵力至9月底共聚集20万人，并与强大海空军力量配合，故以优越之势，突破我庙行、江湾之防线，我军乃向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对于之后的激烈战事，白崇禧描述:“我军因缺乏现代化武器，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所以伤亡甚重。”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上海——这正是9月11日，日本第三度派兵的结果——第101师团18日起航22日登陆;第9师团23日起航27日登陆，第13师团27日起航，10月1日登陆。9月30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此后，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
白崇禧后来的描述，是“因敌人火力猛烈，我军被迫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撤退。因制空权操之敌手，敌机日夜侵扰，遂与左翼兵团续退至青浦、白鹤港。”“当时因联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准备不周，撤退秩序甚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不守，乃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撤退。当时以受敌机日夜跟踪之威胁，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紊乱，以至吴福线又告不守，而续退向锡澄线。”
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而白崇禧的描述是，“11月9日，敌迫近锡澄，中央见部队伤亡重大，于敌人强大空军之威胁下又无法作战，乃下令撤退淞沪战场，部队主力向浙皖赣边境撤退，一部沿京沪大道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11月1日，市区陷落。这是一个悲壮的结尾，如白崇禧所言，“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故有既设阵地和吴福线、锡澄线，后因敌人掌握制空权，行军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