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汉口创办救护总队部(习惯称救护总队)，由林可胜担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这是中国红十字会为适应长期抗战而做的一次重大转变。在以往的历次战事中，红十字会救死扶伤，但这些战时救护均为临时之举措，而未形成一个有效组织。为了应对长期抗战，就有必要形成一个有效组织，对医疗人员、药材器械等进行统一管理，并与战地部队进行沟通。在此背景下，救护总队部应运而生。
应急预案及疫情确认救护总队成立之后，其初期工作重心为全力抢救前线伤病兵，并予以收容治疗。至中后期，则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疫情的预防与管控之上。疫情发生之后，救护总队部认为，第一重要的乃是准确迅速获得信息情报，得出疫情报告。疫情发生之后，应根据传染病之种类，分电告与旬报两种，加以汇报。“凡发现第一起霍乱、天花、鼠疫病例，或获得确实情报时，应即在十二小时内用电报报告上级机关。并在当地设法广播警告，以后续有发现者，及其他各传染病，均按旬报格式填报。”
发现传染病之后，救护总队的应急预案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
(一)患者之隔离及治疗。甲、诊断：根据临床诊断，查明粪便中有无病菌，并用其他细菌学或血清等办法，确定其病状。乙、隔离：霍乱伤寒及痢疾患者，染病期间，施行隔离，以免直接或间接传染他人。丙、消毒：分随时消毒、终期消毒。丁、治疗：治疗应求迅速有效，俾得缩短传染及隔离时间。
(二)接触者之留验。所有与患者接触之人，须由其最后与患者接触之日起，举行留验五日。留验期满后予预防注射。
(三)带菌人之搜寻。传染病患者，病后数月数年或数十年，其粪便内有时仍带病原。又有健康带菌人，虽从未染过此等疾病，其粪便内亦带有病原。此等带菌人虽无传染病状，行动自由，但极易将病菌散播，实为重要传染来源。将带菌人搜出，予以隔离治疗，实为至善办法。
(四)传染来源之调查。如霍乱、伤寒、痢疾等流行病之发生，通常皆由河流水井或其他公共水源受粪便污染，故对于患者饮水来源，且须详细查询，俾得明白其水源是否为患者所共用。
在长期抗战中，针对日军在常德等地发动的细菌战，救护总队迅速出动，依照应急预案进行管控，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1941年11月4日上午6时，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郊外低空飞行三圈，投下谷麦絮状物等，散落在鸡鸭巷、关庙街及东门一带。到下午五时，警报解除后，由军警收集散落物并焚毁，有一部分送交广德医院检验。常德广德医院系美国教会医院，对现场取得物品化验后，显微镜镜检发现多数革兰氏阳性杆菌及少数阴性两极染色杆菌，以测量镜量其长度平均为1.5米克隆(Micron，即微米)，宽度为0.5米克隆。限于人员、技术条件限制，对日军空投之物，不能做进一步详细的检验工作。
救护总队得到警报后，立刻派魏炳华入驻常德卫生院，进行调查工作，并做进一步研究。8日，在县府召开防疫会议，魏炳华参加会议，会上决定成立防疫委员会，组建隔离医院，对民众进行防疫宣传，展开捕鼠工作。11日时，地方上谣言四起，云有感染疫情暴毙者，此日第一例患者出现。12日，第一例患者送到广德医院，救护总队的医生肯德(Dr.H.Kent奥地利籍，兼731队队长)即去医院检查。患者蔡桃儿，年12岁，常德人，住关庙街，昨日晚饭前一切正常，至八时许，忽然发生寒战，继则高热头痛，遍身不适及神志不安等症状，但无呕吐、腹泻及四肢痉挛等。化验之后发现，患者有少量两极染色体杆菌。13日，患者病情加剧，检得两极染色体杆菌甚多，与鼠疫杆菌图谱相同。当日上午，患者心脏衰弱而死。下午由肯德医生等进行尸体解剖，根据解剖结果，“上述病状及谷种检验结果，疑为败血型鼠疫”。13日当日，共有两例患者死亡。14日，又有一起患者死亡。四例死亡，经解剖、取样化验，检视似鼠疫杆菌，疫情得到确认。
情报收集与鼠疫管控三日之内，常德城郊发现感染鼠疫死亡病例四起，警报拉响。而此时常德的医疗工作人员及物资极为缺乏，根本无力开展防疫工作。常德鼠疫发生后，救护总队第2中队迅速将疫情发生的消息向上汇报，以获得支持。14日时，第6战区卫生处陈立楷处长抵达常德，随即与肯德医生等接洽，拟定防疫纲要，涉及预防、防疫隔离工程、疗治检疫、宣传、器材等项，并决定迅速抽调救护总队所属工作人员来常德进行防疫工作。
16日，先期到的救护总队队员在常德进行了工作，如设置隔离医院等。为了收集疫情信息，特与地方警察局合作，设立疫情情报股，股长由当地警察局局长担任，各镇长担任疫情情报股队长，各保甲将疫情情报逐日上报。同时第2中队长钱保康决定将第2中队所属各队调回常德，进行鼠疫防疫工作，令111队设置北站，472队设置西站，642队设置南站，731队设置东站，522队设置隔离医院。正在前方部队忙碌工作的各队，分别赶赴常德，从事疫情管控工作。各队抵达后，迅速进行鼠疫防治工作。凡情报股送来的鼠疫疑似症状，由各队前去处置。鉴于常德地方上水路通达，又抽调了部分人员，进行船舶检疫工作，防止鼠疫由水路蔓延。
救护总队部则拨出疫苗，以抑制常德鼠疫之蔓延。“由总库领出鼠疫疫苗二千瓶，每瓶二十公撮(毫升的旧称)，及磺胺噻唑(Sulfathiazole)二万锭，均由陈文贵(新中国成立后任卫生部卫生检疫司司长)指导员带往分发施用。”疫苗运抵后，由救护总队在常德的各队进行注射工作。如第522队，赶赴常德后，在常德东门韩家大屋设立隔离医院，进行防疫工作。第522队为常德各机关团体及附近居民注射鼠疫疫苗，先后共注射1100人左右。第2中队各队快速布置，确认鼠疫、建立隔离医院、进行消毒、展开疫苗注射等工作，使常德疫情一度得到控制。至11月份，已无鼠疫病例发现，且中央卫生署及湖南省卫生处均派来防疫队甚多，救护总队乃抽调三队返回前方，留下的二队继续从事检疫工作。数周后，留下的两队也被钱保康中队长于3月份抽调回兵站医院工作。
宣传工作与鼠疫复发管控到了1942年春，常德鼠疫再次流行,并传至周边乡镇，造成民众染病死亡，但地方政府应对缓慢。肯德医生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数次会议及议决，各项工作似仍在进行，然于鼠疫蔓延速率作比，尚觉不足。盖因当局做事精神甚形缓慢，虽经白乐夫(Dr.Rolf.Becker)及余之督促，效能仍觉不速。”肯德同时指出：“宣传尚似不足，一般市民常识甚低，因之防疫政务困难重重。”故而肯德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宣传要点在于鼠疫之普通知识，环境卫生之改进等方面。在宣传时，各甲长、专业医师应出席参加。另一方面，应在常德根据各个单位、各个居住区，依照保组推行疫苗注射，对不愿注射疫苗者应强制注射。因当时中国民众对于注射疫苗普遍存在误解，常避之唯恐不及。随即肯德与奥地利籍医生伯力士(国际顶级鼠疫专家)在启明镇公所对四百余人进行讲演，讲演鼠疫危害之大，蔓延之迅速及如何防治等内容。
二三月间，肯德暂代第2中队队长，见鼠疫蔓延，遂急调两队奔赴常德，同时向救护总队部申请协助药材及工作人员。救护总队部送来鼠疫疫苗三万公撮及五千粒磺胺噻唑(Sulfathiazole)，并从第6大队部调来军政部防疫大队，协助防治鼠疫。红会所调两队，负责常德三分之一地区的疫情报告、调查、检验死尸、病人注射疫苗及宣传工作。防疫大队则派往桃源及莫林乡，从事鼠疫管控工作。
管控期间，常德有居民不喜西医注射、尸体解剖、火化尸体等做法，常德中医界曾呼吁创设“中医鼠疫医院”，只是未能获得许可。肯德建议，自5月1日起即下令市民强迫注射鼠疫疫苗，伯力士则建议令军队做消除全市老鼠之壮举：“盖如能在熟季见消灭，鼠疫亦可绝迹。”5月份，肯德担任检疫组组长，将红会两队部署在沿河进出口，从事检疫工作。桃源防疫处则聘救护中队第2中队长为技术组组长，各队员在当地从事宣传、讲演、检验、注射、捕鼠运动，成绩斐然。
因民众分布在常德田野之间，救护总队的防护管控工作棘手，一些疑似病症者皆逃亡，以致常德外几十公里的小镇也被感染，病死者、病人及病鼠仍偶有发现。522队再次出动。11月25日，该队抵达常德，开设隔离医院，进行防疫工作。至此年年底，经救护总队与其他卫生机关通力合作，才将常德鼠疫扑灭。
常德鼠疫之外，在其他各地所发生的突发疫情中，救护总队各队及时出动，进行疫情的管控工作。救护总队参与了如1941年江西光泽的鼠疫、浙江衢县的鼠疫的管控工作，抑制了疫情的蔓延。在其他各地的突发疫情中，如1942年广西桂林的霍乱、四川涪陵的霍乱等，救护总队都及时出动，加以管控。救护总队应对突发疫情，依照应急预案展开，先以科学手段确诊病症，然后根据信息情报，对患者进行隔离，对居所加以消毒，在疫情发生地对民众进行预防疫苗注射及宣传工作，对地方上加以全面管控，收集疫情情报，随时加以处理。救护总队对突然疫情的处理经验，在今日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