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按照1937年的币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十四年的抗战，是中日两国军队和武器的对垒，更是经济实力的生死较量。但在战争初始，一组数字记录了中日经济相距几多悬殊：①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4倍;②在军事工业上，日本1937年生产的飞机数量达到了1580架、汽车9500辆，而中国的产量，几乎为零;③日军的一个师团，配备的坦克数量24辆，而八路军平均三名战士才有一杆步枪，每杆步枪只有三发子弹。除了经济差距、军事装备，双方在战争物资、后勤补给实力亦是相去甚远。那么，八年后，是什么支撑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缩小经济差距，充实前线物资，最终打赢攻坚之战呢?
多年前央视《经济半小时》诚意之作《抗战财经记忆》，一条时间轴，带你回溯1937-1945，探秘八年全面抗战里的财经大事记。
抗战伊始：一串冰冷数字 对比中日经济
中国和日本在国力上的差距，可以追溯到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这个东方岛国的近代化进程，它在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强国的道路。而在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连基本的现代工业体系都不完备。
在1937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4倍;钢铁产量，日本是580万吨，中国是4万吨，日本是中国的145倍;石油，日本为169万吨，中国仅1.31万吨，日本是中国的129倍;铜，日本为8.7万吨，中国为700吨，相差124倍。
在军事工业上，日本1937年生产的飞机数量达到了1580架、火炮数量达到了744门、坦克330辆、汽车达到了9500辆，而中国在这几项上的生产数量，几乎为零。
中日之间国力上的差距，在战争的一开始，就如此的悬殊，而两个不同量级的对手，却要在战场上展开对决。在1937年的那个冬天，整个世界都在发出一个疑问，中国人究竟要靠怎样的力量，才能战胜这个强大的侵略者?一个贫瘠的国度，如何在危难之时，凝聚人心，汇聚实力，英勇抗战呢?
一个决定扭转一场战争：敌后革命根据地改变抗日进程
1937年的8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0多位中共领导人，云集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就在这片黄土高坡上，领导人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局面和战争的艰苦性、持久性。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要到敌人的后方去，在敌人的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洛川会议的这些决定，奠定了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一个全新走向，正是这个决定，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在抗战的战场上由此逆转。
开辟抗日根据地，像在敌人后背插上了一把把尖刀，让日军不敢全力投入正面战场的作战。极大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但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异常艰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抗日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远远落后于侵华的日军。抗战的初期，敌强我弱的局面一时间难以逆转。侵华日军的一个师团，配备的坦克数量是24辆，而中国军队，一辆都没有，为了保证军队的机动性，日军每一个师团都配备262辆汽车，而中国军队，则只能依靠急行军保证部队的机动。
抗日初期，八路军很多部队平均三名战士才有一杆步枪，每杆步枪只有三发子弹。炮弹则更是奇缺，以至于当时新四军第二支队曾经专门规定，打一枚炮弹，必须得到副司令粟裕的批准，方可发射。
和武器一样落后的，则是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既然要避开敌人锋芒，打山地游击战，抗日武装往往选择山高林密的偏僻地区建立抗日的根据地。这些地方历来经济落后、灾害多发、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10个人，农作物则以小麦、谷子为主，平均亩产连100斤都不到，欠收年份每亩产量只有四五十斤。
一边是烽火连天的战场，一边却是食不果腹的艰难境况，抗日根据地怎样才能改变贫瘠萧条的面貌，快速弥补与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实力上的鸿沟呢?
抗日根据地绝地反击：一半烽火连天，一半开荒辟地
1937年，为了迅速扭转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和物资供给上的困难局面，党中央决定，要建立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和堡垒，为长期持久抗战做好充分准备。而战略基地的重要经济基础，就是农业生产。在陕甘宁边区，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农业经济，中共中央从1937年8月以后，开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时开始推行减租减息运动，在抗战的前提下，矛盾被暂时的搁置在了一边。
生产关系的理顺，极大激发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劳动热情，但怎样让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生产更多的粮食，各个抗日根据地依据自身的特点，推出了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1938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提出“农业第一，提高产量，保障供给“的经济发展政策，鼓励农民加大在土地上的投入。1938年2月，晋察冀根据地颁布《垦荒单行条例》，条例规定，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土地所有权归垦荒农民所有。依靠了人民，依靠着抗日的决心，抗日根据地里原来荒废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被开垦了出来，抗日根据地里的经济，也开始了复苏。
数据显示，陕甘宁边区1936年耕地面积为8431006亩，而到1940年，耕地面积扩大了11742082亩。仅仅四年时间，耕地面积增加了30%。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平山、阜平等9个县，1938年和1939年两年垦荒土地面积就达到了15000亩。
造武器、建工厂、开银行 抗日根据地经济大放光芒
1939年的5月，一群带着满腔抗战救国热情的年轻学生，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延安，学生们的知识，就是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最好武器，中央需要建立学术研究机构，将科技人才集中起来，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1940年9月1号，开设了物理、化学、地矿和生物四个系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研究自然科学的高等学府，正式成立。
70多年前，年轻人来到延安之后，并没有扛上枪走上战场，但他们在延安打响的，却是抗日经济战场上的枪声。从1940年开始，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实验室里。抗日前线所需的各种紧俏原料，每天都在紧张的生产试验之中，在今天回溯历史的过程中，眼前的这张研制手榴弹的照片，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故事。
在1940年，根据地抗日武装配备的手榴弹，基本都使用白生铁工艺，这种工艺生产的手榴弹，爆炸威力小，在战场上的杀伤力不强，消息传到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们连夜展开了试验，在学院的钢炉里，师生们冶炼出了新的手榴弹钢铁原料灰生铁。
以灰生铁作为原料制造的手榴弹，威力大，杀伤半径大，新武器迅速地被配备到了各个抗日前线，科学院的名声由此传遍了整个根据地。
有了科技的力量，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工业建设也开始步入正轨。从1938年开始，抗日根据地创建了自己的纺织厂、硝皮厂、石油厂、煤矿、印刷厂、造纸厂、面粉厂等工业企业。根据地政府为发展经济，还施行了减税政策，发放低息贷款，鼓励华侨和工商业者到根据地投资建厂，兴办实业。抗日根据地经济的迅速恢复，使得抗日前线的军事胜利也不断传来。
1937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随即银行在西安、重庆等地陆续开设了办事处和分行。1938年6月，由于延安市面上小额法币短缺，抗日根据地的百姓购买物质都用邮票来找零，十分不便。边区银行以延安光华商店作为信用保证，发行票面为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的“光华券”作为法币的辅币。方便了群众的使用，虽然边区银行发行这种小面额的“光华商店代价券”，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但由此迈开的，却是抗日根据地独立建设自己金融体系的步伐。
根据地有了自己的货币之后，经济建设开始迎来了新的局面，随着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建立统一规范的财政保障制度，也逐渐成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个重中之重。
1937年到1938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连续三次发出通令，要求在全区统一财政管理。在1937年12月边区政府发出的通令中，对于收缴财政权利的意义，通令是这样阐述的，“在抗战中统一财政的确是当前重要工作之一。因为一切抗战动员都需要调节款项，才能充实战争力量。”
在这本研究抗战时期财政历史的书中，有这样两张表格，清晰的记载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在1937年到1940年间的财政的收支变化，在收支的细则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不仅是钱款的收支，根据地的财政管理范围，已近延伸细化到了公粮的缴纳情况。
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保证了充足的财源，由此也保障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前线上的各种军事需要。1940年6月7日，八路军总部宣布，八路军正规部队由抗战爆发时的4万人，发展到了50万人，八路军共收复县城150座，毙、伤、俘敌伪40万人，抗击日军达47万人。
1937年到1940年，中国的大地上，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苏北、华南等19个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牢牢地钉在了侵华日军的后方，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成为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