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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财经大事记:中日两国经济实力生死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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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按照1937年的币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十四年的抗战,是中日两国军队和武器的对垒,更是经济实力的生死较量。但在战争初始,一组数字记录了中日经济相距几多悬殊:①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4倍;②在军事工业上,日本1937年生产的飞机数量达到了1580架、汽车9500辆,而中国的产量,几乎为零;③日军的一个师团,配备的坦克数量24辆,而八路军平均三名战士才有一杆步枪,每杆步枪只有三发子弹。除了经济差距、军事装备,双方在战争物资、后勤补给实力亦是相去甚远。那么,八年后,是什么支撑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缩小经济差距,充实前线物资,最终打赢攻坚之战呢?

  多年前央视《经济半小时》诚意之作《抗战财经记忆》,一条时间轴,带你回溯1937-1945,探秘八年全面抗战里的财经大事记。

  抗战伊始:一串冰冷数字 对比中日经济

  中国和日本在国力上的差距,可以追溯到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这个东方岛国的近代化进程,它在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强国的道路。而在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连基本的现代工业体系都不完备。

  在1937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4倍;钢铁产量,日本是580万吨,中国是4万吨,日本是中国的145倍;石油,日本为169万吨,中国仅1.31万吨,日本是中国的129倍;铜,日本为8.7万吨,中国为700吨,相差124倍。

  在军事工业上,日本1937年生产的飞机数量达到了1580架、火炮数量达到了744门、坦克330辆、汽车达到了9500辆,而中国在这几项上的生产数量,几乎为零。

  中日之间国力上的差距,在战争的一开始,就如此的悬殊,而两个不同量级的对手,却要在战场上展开对决。在1937年的那个冬天,整个世界都在发出一个疑问,中国人究竟要靠怎样的力量,才能战胜这个强大的侵略者?一个贫瘠的国度,如何在危难之时,凝聚人心,汇聚实力,英勇抗战呢?

  一个决定扭转一场战争:敌后革命根据地改变抗日进程

  1937年的8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0多位中共领导人,云集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就在这片黄土高坡上,领导人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局面和战争的艰苦性、持久性。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要到敌人的后方去,在敌人的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洛川会议的这些决定,奠定了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一个全新走向,正是这个决定,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在抗战的战场上由此逆转。

  开辟抗日根据地,像在敌人后背插上了一把把尖刀,让日军不敢全力投入正面战场的作战。极大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但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异常艰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抗日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远远落后于侵华的日军。抗战的初期,敌强我弱的局面一时间难以逆转。侵华日军的一个师团,配备的坦克数量是24辆,而中国军队,一辆都没有,为了保证军队的机动性,日军每一个师团都配备262辆汽车,而中国军队,则只能依靠急行军保证部队的机动。

  抗日初期,八路军很多部队平均三名战士才有一杆步枪,每杆步枪只有三发子弹。炮弹则更是奇缺,以至于当时新四军第二支队曾经专门规定,打一枚炮弹,必须得到副司令粟裕的批准,方可发射。

  和武器一样落后的,则是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既然要避开敌人锋芒,打山地游击战,抗日武装往往选择山高林密的偏僻地区建立抗日的根据地。这些地方历来经济落后、灾害多发、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10个人,农作物则以小麦、谷子为主,平均亩产连100斤都不到,欠收年份每亩产量只有四五十斤。

  一边是烽火连天的战场,一边却是食不果腹的艰难境况,抗日根据地怎样才能改变贫瘠萧条的面貌,快速弥补与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实力上的鸿沟呢?

  抗日根据地绝地反击:一半烽火连天,一半开荒辟地

  1937年,为了迅速扭转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和物资供给上的困难局面,党中央决定,要建立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和堡垒,为长期持久抗战做好充分准备。而战略基地的重要经济基础,就是农业生产。在陕甘宁边区,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农业经济,中共中央从1937年8月以后,开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时开始推行减租减息运动,在抗战的前提下,矛盾被暂时的搁置在了一边。

  生产关系的理顺,极大激发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劳动热情,但怎样让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生产更多的粮食,各个抗日根据地依据自身的特点,推出了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1938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提出“农业第一,提高产量,保障供给“的经济发展政策,鼓励农民加大在土地上的投入。1938年2月,晋察冀根据地颁布《垦荒单行条例》,条例规定,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土地所有权归垦荒农民所有。依靠了人民,依靠着抗日的决心,抗日根据地里原来荒废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被开垦了出来,抗日根据地里的经济,也开始了复苏。

  数据显示,陕甘宁边区1936年耕地面积为8431006亩,而到1940年,耕地面积扩大了11742082亩。仅仅四年时间,耕地面积增加了30%。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平山、阜平等9个县,1938年和1939年两年垦荒土地面积就达到了15000亩。

  造武器、建工厂、开银行 抗日根据地经济大放光芒

  1939年的5月,一群带着满腔抗战救国热情的年轻学生,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延安,学生们的知识,就是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最好武器,中央需要建立学术研究机构,将科技人才集中起来,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1940年9月1号,开设了物理、化学、地矿和生物四个系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研究自然科学的高等学府,正式成立。

  70多年前,年轻人来到延安之后,并没有扛上枪走上战场,但他们在延安打响的,却是抗日经济战场上的枪声。从1940年开始,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实验室里。抗日前线所需的各种紧俏原料,每天都在紧张的生产试验之中,在今天回溯历史的过程中,眼前的这张研制手榴弹的照片,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故事。

  在1940年,根据地抗日武装配备的手榴弹,基本都使用白生铁工艺,这种工艺生产的手榴弹,爆炸威力小,在战场上的杀伤力不强,消息传到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们连夜展开了试验,在学院的钢炉里,师生们冶炼出了新的手榴弹钢铁原料灰生铁。

  以灰生铁作为原料制造的手榴弹,威力大,杀伤半径大,新武器迅速地被配备到了各个抗日前线,科学院的名声由此传遍了整个根据地。

  有了科技的力量,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工业建设也开始步入正轨。从1938年开始,抗日根据地创建了自己的纺织厂、硝皮厂、石油厂、煤矿、印刷厂、造纸厂、面粉厂等工业企业。根据地政府为发展经济,还施行了减税政策,发放低息贷款,鼓励华侨和工商业者到根据地投资建厂,兴办实业。抗日根据地经济的迅速恢复,使得抗日前线的军事胜利也不断传来。

  1937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随即银行在西安、重庆等地陆续开设了办事处和分行。1938年6月,由于延安市面上小额法币短缺,抗日根据地的百姓购买物质都用邮票来找零,十分不便。边区银行以延安光华商店作为信用保证,发行票面为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的“光华券”作为法币的辅币。方便了群众的使用,虽然边区银行发行这种小面额的“光华商店代价券”,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但由此迈开的,却是抗日根据地独立建设自己金融体系的步伐。

  根据地有了自己的货币之后,经济建设开始迎来了新的局面,随着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建立统一规范的财政保障制度,也逐渐成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个重中之重。

  1937年到1938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连续三次发出通令,要求在全区统一财政管理。在1937年12月边区政府发出的通令中,对于收缴财政权利的意义,通令是这样阐述的,“在抗战中统一财政的确是当前重要工作之一。因为一切抗战动员都需要调节款项,才能充实战争力量。”

  在这本研究抗战时期财政历史的书中,有这样两张表格,清晰的记载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在1937年到1940年间的财政的收支变化,在收支的细则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不仅是钱款的收支,根据地的财政管理范围,已近延伸细化到了公粮的缴纳情况。

  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保证了充足的财源,由此也保障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前线上的各种军事需要。1940年6月7日,八路军总部宣布,八路军正规部队由抗战爆发时的4万人,发展到了50万人,八路军共收复县城150座,毙、伤、俘敌伪40万人,抗击日军达47万人。

  1937年到1940年,中国的大地上,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苏北、华南等19个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牢牢地钉在了侵华日军的后方,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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