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间，国民党执政后建立的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努力，逐步树立起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各地方势力纷纷表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中国政治格局初步统一。随着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及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行政控制区域急剧缩小。1938年初，国民政府尚保对山东、河北、浙江、江苏等省部分地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两广及西南、西北地区诸省的行政控制权;但到1938年底，侵华日军在付出了伤亡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的代价后，相继占领了华北、华中等省的大部和广东省的局部地区。国民政府被迫一退武汉、再退重庆，实际控制区域只有经济欠发达、财政较贫穷的西南、西北诸省(此时外蒙古地区处于“自治”状态)，财政收入、工业产出等均大幅减少，抗战面临着严重危机。
自1938年底始，在正面战场长达3000公里的战线上，国民革命军与200余万日伪军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双方互有攻守，中日军队间曾爆发过南昌、枣宜、桂南、豫南、三次长沙会战、浙赣、常德等重大战役。如日军于1944年中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曾占领大片国统区土地，但整个控制区域变动不大。至1945年时，国统区面积约为416万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37.5%，有城市1020个，占总数的51%。全国未沦陷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外蒙古地区)的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5.4%。
战前，国民政府对西南、西北诸省的控制相对无力，诸多省份均在地方势力的控制下，如桂系势力对于广西事务的专擅，马氏家族对于青海、甘肃等地的控制。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靠，以“抗战建国”为号召，致力于战时行政与经济体制的确立，建立起完整的省、市、县三级党政双轨管理体制，大大强化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的行政管理，也加强了西南、西北诸省与中部省份的联系与交流。
根据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协议，红军控制的陕甘宁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直属国民政府领导，辖有23个县，人口约150万。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华北、华中等地的农村和山区展开游击战，积极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国民政府地方行政体系崩溃的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自1938年起，八路军在华北区域建立起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以及山东等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新四军在华中区域建立起了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入日本华中派遣军背后的一把尖刀。华北和华中区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共有人口约5000万人以上。到1941年初，晋察冀根据地已扩展到了同蒲路以东，石太、德石路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拥有北岳、冀中、冀东三个区、93个县、约1500万人的华北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拥有冀南行署和太行、太岳两区、97个县的辖区，晋绥根据地也辖有38个县。1940年8月后，山东根据地拥有胶东、鲁中、鲁南、鲁东南、清河、冀鲁、鲁西共7个区、80个县。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区域涉及华北七省，东西长2200公里，南北长1800公里。新四军则将华中的控制区域扩展为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皖边、淮海、苏北、皖南、苏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4年，除陕甘宁边区外，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共19块，总面积85.8万平方公里，占整个沦陷区面积的31%;人口约1亿，占沦陷区人口的36.6%。
中共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起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以“三三”制为政权的基本形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限制中共党员的参政数量，保持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权中的比例及发言权;以村民公开选举的方式产生村、乡级政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民选举基层政权的先河，相应建立起来的各级参议会，旨在行使监督权力的职责。各根据地民众因抗日民族主义的激情而激昂，因具有了政治参与的效能感而振奋，因有了得益于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惠而归心，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不断壮大为一支中国政坛最得民心的强大政治力量。
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南下或北上的日军，迅速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借助其建立的伪政权，中国的沦陷区面积日益扩大。日军不仅建立起了伪满洲国，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热河省和外蒙古地区一部分，而且相继占领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加上自甲午战争后占领的台湾省，整个中国东部及中部诸省相继沦入敌手。
这一部分地区，约占当时整个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拥有中国主要的海关，主要的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烟台、杭州、苏州、无锡、南京、广州等地，主要的粮食、棉花产区如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及江浙地区，主要的文化及教育机构如位于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主要的铁路、公路及水运航道，主要的对外港口如上海、天津、青岛、烟台、宁波、广州等，主要的资源如华北区域的煤、铁、盐及其它地区的矿产资源。东部地区拥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75%。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有限的日军侵占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与交通线，为保证其占领区及军事供应线的稳定，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政策体系，以“分治合作”的原则，通过在其占领区建立亲日政权为其对华战略服务，同时也减轻了日军维持地方治安的负担。
七七事变后，日军即在北平、天津等地扶持伪治安维持会。在蒙疆地区(即察哈尔、晋北、绥远东部等地)也相继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和伪蒙古军政府。1938年11月，上述三个伪政权合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并于1939年1月改称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王出任主席。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形成以梁鸿志、温宗尧为首的区域性汉奸政权。12月，以汤尔和、王克敏、董康为首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名为“中央政府”，实为地方性伪政权。
1939年间，叛逃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日方达成一系列协定：政治上承认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地区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军事上承认日军具有在中国驻扎军队、维持治安权;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经过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华中的中国派遣军的协调，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组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及南京的伪维新政府随即宣布解散。汪伪政权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的伪政权，与伪满洲国遥相呼应。日军控制的沦陷区，大致分为伪满洲国、“蒙疆”、华北、华中四大地区，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以广州、海南岛为中心的华南区两个军管区，因此汪伪政权的实控区域仅限于京沪两市及江浙皖等省部分地区。至1945年，由日伪政权所控制的沦陷区(包括东北在内)，总面积为275万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24.6%，其中占有城市933个，占总数的47%。
虽然不同地区的日伪政权形态各异，如东北的伪满洲国采用帝制，汪伪政权标榜继承国民党法统，采用“五权分立”体制，但无论如何包装，这些伪政权无法避免傀儡政权的性质，所有的伪政权，都有日本军方或政界要人充当顾问，必须听命于日本军政当局或当地日军的指令，必须配合日军军事“扫荡”、政治压制、经济掠夺和教育奴化的统治宗旨。日伪政权在各沦陷区内的统治政策，以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为中心，但具体到不同地区又略有不同，如在东北地区基本上是以建立“准国土”为原则的，着重于在伪满洲国境内的工矿业、军事设施的建设，以成为日军继续“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基地，到1945年6月底，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工业投资达到240亿日元;在华北则以经济掠夺为要，日伪政权借助于一些日本财阀和私营企业的力量建立相应的公司，对诸如交通、电力、矿业、钢铁、盐务、水产、纺织等领域进行“统制”;1941年末，仅华北开发公司就投资近7亿日元，在蒙疆地区投资1.7亿日元;1942年末，华中振兴公司投资2.44亿日元;1938年，日本在台湾也投资了7亿余日元。这些投资形成了各地数量及规模不等的殖民地工业体系，工农业产值相应提高。但必须认识到，日本的投资并不是为了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根本出发点是为掠夺资源、服务于侵略战争的。
沦陷区的大多数民众，生活在缺乏基本生存权的困境中，随时而来的杀戮、强奸、抢劫，政治上的“贱民”地位，城市大量失业，粮食配给连基本的需求都无法保证，即使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混合面”也无法足量。1943年内，北平日均死亡300人之多。日伪在农村实施保甲制度，农民随时面临着大量服役、摊派和强抓民工出关或赴日本的惊恐。
面积约1117万平方公里的当时中国国土，全面抗战时期分为了国民政府管辖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日伪控制的沦陷区三大区域。三种政治势力控制的三大区域，行政管理及社会形态迥然不同，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动的一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