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重要的历史关头：从世界战场而言，反法西斯战争随着1943年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已发生历史性转折;就中国战场而言，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此时，毛泽东高瞻远瞩，不仅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问题。他在三次“重要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都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三次“重要对谈”，即：“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
第一次“甲申对”：毛泽东致函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1944年3月，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明朝和大顺王朝灭亡三百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年11月，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第二次“窑洞对”：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945年7月初，党的七大刚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位先生访问延安。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人发展到5万人的巨大变化。在5天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第三次“赶考对”：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怎样才能防治腐败?毛泽东的上述两次对谈实际上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可视为两次对谈内容的提升。在党中央由西柏坡到北平城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石仲泉)
(摘自《北京日报》2018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