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
铭记历史，是为了启迪未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党组织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从广东实际出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武装斗争，开辟了一条适合华南抗战发展，具有广东特色的敌后抗战之路，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华南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广东党组织就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抓紧开展了反侵略斗争，很快，抗日救亡运动在南粤大地兴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启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展开了全国性抗战。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1937年9月，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广东党组织在全省开展规模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抗日将领、地方实力派、华侨及港澳同胞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抗日统战工作，动员1600名党员、青年参加广东省战时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派800多名党员、青年参加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组织华侨回乡服务团，等等。广东，也一度被称为“统一战线的模范省”。1938年8月13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部署下，广州举行了10万人献金大游行，群众高呼“保卫广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场面非常热烈。在香港，抗日献金运动浪潮更是波及全港，轰动中外，献金百万之巨，被誉为“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之后，献金运动迅速在广东全省展开，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党的信仰与群众的情绪”。
同时，广东党组织自身的力量也得到恢复并迅速壮大。据统计，到1939年底，广东省内各主要县都成立了县委的领导机关，党组织规模比广州沦陷前扩大了一倍，广东省委属下党员发展到17445人，广东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共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省。
创建“华南抗日纵队”
广东人民的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多是在日、伪、顽军的夹缝中苦斗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在日军入侵华南之前，广东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关于开展华南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指示精神，部署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决定把各地党组织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在全面抗战中，广东省委始终把人民抗日武装的建设视为“第一等重要的工作”。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省委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就在香港召集了关于组建东江地区游击队的重要会议。各地党组织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采取不同形式，纷纷建立群众抗日武装队伍。在复杂而残酷的形势下，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等七支抗日游击队。1940年，中共中央将这些部队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到抗战胜利前夕，华南抗日纵队已经发展至28000余人，他们转战于南粤大地之上，活动范围遍及70多个县。
发展壮大起来的华南抗日纵队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战场，在东江、海南岛、珠三角、粤中、南路和潮汕等地建立了9.7万平方公里，1000余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成为华南抗日纵队坚持抗战的坚强后盾。抗战期间，华南抗日纵队对日伪作战3000多次，总计歼敌22114名，有效地牵制了日本侵略者的兵力。
成功营救大批文化名人
全面抗战开始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许多文化精英和爱国人士先后从沦陷区和国统区辗转来到香港。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大举进攻香港，并于12月25日占领香港。香港沦陷后，日军四处搜捕上了黑名单的“抗日分子”，还发出告示，要旅港文化界人士前往日军指定地点“报到”。当时，被困香港岛的著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范长江、胡风、夏衍等名列其中，情况非常危急。
早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就电示廖承志，要求迅速做好应对准备。第二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人，指示要想方设法保护这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撤离。随后，周恩来给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下达紧急命令：要求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接到任务后，紧急动员起来，决定以最快速度，抢在日军之前做好抢救工作。
党组织首先安排被日军点了名的和在港影响较大的重点营救对象从水路撤离香港，从香港乘船到澳门，再由中共党员柯麟安排，经中山、江门安全转移到桂林等地。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则由党组织找到可靠的民船，从海上安全撤离至海丰。大部分营救对象是从陆路撤离的。他们先由武工队员护送，分批从港岛秘密渡海，安排到九龙的秘密交通站，从九龙分两条线撤往惠州。第一批从九龙撤退的茅盾、邹韬奋等20多人化装成难民，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安全到达宝安，进入东江游击根据地，随后被护送到大后方各地。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撤离。
经过6个多月紧张工作，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最终营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国际友人及其他人士在内更是多达800多人，此外还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青年，出色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使命，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赞扬。更为幸运的是，这次大营救极为成功，既无一人牺牲也无一人被捕，堪称保存中国文脉和精英的一次壮举。这就是被人们久久传颂的“秘密大营救”(又称“抢救文化名人”)行动。
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应争取英美政府及其军事机关同我们合作”，还提出“在广东、海南、越南及南洋各地，我们可与英美合作组织游击战争”。东江纵队更是在成立宣言中宣告：我们坚持拥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愿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亲密合作，共同完成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伟大任务。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游击队营救了一批国际友人。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英国人42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菲律宾人1人。1944年初至1945年初，东江纵队营救了多名作战时因飞机失事而遇险的英美盟军飞行员，他们被安全护送到了中国的大后方。
194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遣一情报组到东江纵队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双方共建联络处，东江纵队建立了拥有200多人的特殊情报网予以配合。这些情报站点收集了各种军事情报，提供给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协助盟军根据情报轰炸日军的重要军事设施和战略据点，这些情报受到了美军在华司令部和美国政府的高度赞誉。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广东人民与全中国人民一起，经过十四年浴血奋战，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资料来源：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左双文：
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华南抗战中作出卓越成绩和突出贡献
关于中共广东党组织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上述几个方面是比较全面的，但还可以指出的是：
其一，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分工指导广大南方地区的领导机关先是长江局，继之是1939年1月成立的南方局，南方局所辖有云、贵、川、湘、鄂、赣、桂、粤、闽十余省及港澳地区，但真正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形成了较大规模抗日武装的，只有广东省，这在整个南方局是非常突出的。
其二，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抗日斗争，在远离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情况下，建立和扩大抗日游击武装，积极投入与日伪的战斗，这是对侵华日军的直接打击，虽然歼敌人数不是很多，战斗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很有意义。
其三，就是通过国民党部队对日军的一种间接打击的作用。这一点，过去还没有学者谈过。而我认为，过去学界对中共广东党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广东党组织投入了过多的力量于统一战线，派了大批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国民党部队(仅余汉谋部就有120多名党员、数百名进步青年，此外还有到张发奎部、莫雄部的)，而没有把全部力量用于发展自己的部队和武装。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中共派人到国民党部队，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促使国民党部队进步，提升这些部队抗日作战的觉悟和能力，从而使之在对日作战中战斗力明显提高，在其后的两次粤北会战、桂南会战中取得了较好战绩，从而更沉重地打击了日军，这也可以说是中共对日军的间接打击。国民党部队的这个变化，这种战绩的取得，其中当然有中共的作用，不能全部看成是国民党部队的功劳。
文章内容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