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山西省晋城、沁水、阳城等地遭遇重点攻击，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受到严重破坏，晋豫区党委被迫撤离阳城县，移驻平顺县，晋豫边区一时成为国民党和阎锡山的驻防区。
1941年5月，侵华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中条山地区20多万国民党驻军溃退到黄河以南，晋西南一时成为“真空”地带。日军占据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设立据点100多个，并在各地建立起“皇协军”和多种伪组织。一些国民党溃军和当地土匪趁机占山为王。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电令八路军和驻在平顺县的晋豫区党委南下，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并对开辟根据地的基本方针、党组织建设、建立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游击战争、瓦解伪军与土匪、基层政权建设等项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1941年7月，八路军总部兵分两路，开赴晋豫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一路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牺盟会决死一纵队五十九团、二一二旅等部队为主，挺进中条山以北，在冀氏镇石槽村建立岳南(太岳南部)地委和山西省第三专员公署岳南办事处。一路由三八六旅十七团和十八团、牺盟会决死一纵队五十七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向中条山挺进，开辟中条山根据地。晋豫区党委随同太岳南进支队重返中条山，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邓小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以中共北方局党委委员、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太行区党委书记的身份，前往太岳区视察工作，在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等人陪同下，从太岳区党委驻地沁源县阎寨村出发，赶赴太岳区南部地区冀氏镇石槽村指导工作。
邓小平果断决定对阎锡山六十一军实施自卫反击。1942年4月15日，邓小平指挥太行军区三八五旅、太岳军区三八六旅、决死纵队一旅和二一二旅总共10个团的兵力，在浮山县和翼城县一带发起浮翼战役。4个旅、10个团分成两个纵队，右纵队由陈锡联、谢富治指挥，左纵队由李聚奎、刘忠、周希汉指挥，经过两天激战，消灭阎锡山六十一军1100多人，取得反击作战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阎锡山军队的进犯，扭转和稳定了岳南地区的局势。阎锡山六十一军军长派人求和，邓小平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为重，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策略，同阎锡山六十一军订立了《共同抗日作战协定》。
邓小平事后告诫太岳区以及晋豫区党政领导干部：“在反对顽固派的摩擦斗争中，不能一味打击，还要做团结抗战的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
在冀氏镇石槽村期间，邓小平直言不讳地批评岳南地委迟迟未能打开工作局面。1942年4月26日，岳南地委在冀氏镇石槽村召开地、县两级领导干部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概括地总结了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以来的工作，提到今后的任务时指出：岳南地处太岳前沿，是太岳区和中条区的联结通道，一定要打通。尽快把这块宝地开辟好建设好，既可以巩固太岳抗日根据地，又可以为我们挺进中条地区、创建中条区抗日根据地提供有利条件。他强调，开辟和建设岳南根据地，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尽快改造基层旧政权，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民兵组织，发展地方游击队。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团体。要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要从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二是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救国统一战线政策，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得越多越好，要辩证地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要把打击的主要目标对准日军，加强对日伪军的斗争。三是当前应做好两项工作，一方面，组织几支精干的小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党政干部，轻装深入到岳南地区西部的浮山、翼城、临汾、襄陵、曲沃等地，去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摧毁阎锡山顽固军残存的游杂武装及其政权组织，建立县、区、村三级抗日民主政权，组建自卫队、民兵和县、区抗日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开展敌占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要坚决消灭由封建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反动武装“红枪会”，要通缉捉拿祸首，揭露打击反动的上层头领，反复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争取广大的基层会众，瓦解取缔红枪会组织，迅速稳定岳南地区东部士敏、沁水等县的局势和社会秩序，进而开展高平县的工作。
石槽会议以后，邓小平部署三八六旅七七二团，5月4日从士敏县东峪、西峪出发，前往士敏县中部地区关爷岭，武力剿灭“红枪会”，活捉其首领及骨干分子45名。5月11日，沁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宣判大会，判处“红枪会”会长及副会长死刑，立即执行;当场释放认罪态度较好的胁从分子，打击少数，争取多数，一举瓦解了“红枪会”，稳定了沁河两岸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随后又在沁水、士敏、阳城、晋城等地，恢复建立起一批县、区、村三级抗日政权。
邓小平这种雷厉风行的务实作风，成为晋豫边区各级干部学习的榜样。时任岳南地委书记的韩柏后来回忆说：“邓小平一来岳南，就解决问题了。他到哪里都很干脆，下面提出问题，再难的问题他也给解决，他就是这样一种处事果断的作风。”
1977年7月，邓小平召见国防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张文峰(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岳南地区士敏县委书记)时，对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邓小平对张文峰说：“那时，如果不果断地彻底地解决沁水县的‘红枪会’问题，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在岳南地区站住脚，并且直接影响着我党我军能否恢复建立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进程。”(梁大位)
(摘自《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