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激起的贵阳抗日救亡运动

　　运动的第一阶段，即1931年9月21日，贵阳爱国师生举行抗日集会游行开始，至同年冬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团与省妇女抗日救国团成立为止。这一阶段运动的特点，主要是教育界广大师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运动，特别是学生成为运动的先锋，其目的是要唤醒民众觉醒，唤起政府抗战。

　　运动的第二阶段，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贵州省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至1933年5月为止。这一阶段运动的特点，主要是全社会各阶层都参加了，但所不同的是上层官员及官方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与民众不同，他们的抗日态度与热情更多的是考虑自身利益，以自身利益为转移;而学生及民众的抗日救国是出于全民族国家的利益，这是官方与民众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的不同特点。

　　运动的第三阶段，即1933年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后，至同年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抗日示威游行为止。这一阶段运动的特点是，爱国学生冲破“禁令”，坚持抗日运动，使运动由抗日救国运动发展成为抗日反蒋运动。

　　纵观上述三个阶段，“九一八”事变激起的贵阳抗日救亡运动主要特点有：

　　爆发早。在“五四”时期，由于军阀刘显世的一度阻挠和封锁消息，直至5月19日即半个月后，才开始在《贵州公报》上公开报道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6月1日，省各界人士及民众、学生在梦草公园集会，开始响应“五四”运动。1925年，抗议“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在贵阳也是6月中旬才爆发。而抗议“九一八”事变的贵阳抗日救亡运动仅仅事变后的第4天，即9月21日就爆发了。这是“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贵阳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和组织程度大为提高和增强的结果。

　　持续长。“五四”时期的贵阳爱国运动时间从6月至10月，随着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和撤销卖国贼所任职务而趋于结束，历时4个月。1925年，抗议“五卅”惨案的贵阳爱国运动从6月中旬至7月下旬，随着国内外其他重要事件的发生而趋于结束，历时只有一个多月。而抗议“九一八”事变的贵阳抗日救亡运动则从1931年9月21日至1933年9月18日，历时两年时间。

　　发展快。在运动初期，贵阳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抗战、收复失地的希望;运动中期，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理解、不满，抵制这一政策;运动后期，人民对政府与日寇签定出卖民族权益的条约感到惊愕、愤怒，反对其不抵抗政策，抗议政府，使运动从抗日救国运动发展到抗日反蒋运动。这是由日寇的侵略和国民党的错误国策以及国土迅速沦丧的形势所造成的。

　　为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暨贵阳的建立作了思想上与干部上的准备。在抗议“九一八”事变的贵阳抗日救亡运动时期，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丧失了民心。致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及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在贵阳广大人民中广为传播，许多爱国学生纷纷接受，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如寇述彭、蓝运臧等组成的“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又如任贵阳学生救国委员会主任的秦天真、《救国旬刊》编辑组长顾建中、饶博生和学生骨干邱照(徐健生)、高言志等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马列著作的认识体会。在运动中，他们不断提高了认识，增长了才干，为党的建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也正因为贵阳抗日救亡运动及其爱国学生惨遭镇压的消息传到了外地，使居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看到了贵州具有建党的革命群众基础，于是，党派出了在那里的贵州籍共产党员林青、缪正元于1933年秋冬之际，从上海赶回家乡贵州省毕节，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的组织。林、缪二人到了毕节后，很快就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领袖秦天真等见面。于同年冬，他们成立了革命团体“草原艺术研究社”，为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34年初，中共贵州省毕节支部成立，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引起毕节军警的注意与追捕，为保存力量，林青率领毕节支部来到贵阳。从1934年夏至年底，先后在贵阳发展党员，建立中共贵州省立第一中学支部、贵州省立高级中学支部、省立师范学校支部和以党员为核心、有进步青年参加的外围组织省革命贵州委员会等，并派党员到全省各地发展党员和党组织。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林青向中央汇报了在贵州的建党工作，得到肯定，中央批准成立以林青为书记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来说，“九一八”事变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共产党在贵州暨贵阳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历史机遇，这也是这次运动最显著的特征。

　　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抗议“九一八”事变的贵阳抗日救亡运动虽然是由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统治者一度参加又一度镇压，但全面抗战的枪声表明，只有团结抗战，中华民族才有出路和希望，因而，贵阳各族人民更加踊跃地投入到支援前线的争取抗战胜利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执笔：王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