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用航空事业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宜昌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个开通民航班机的城市。1930年7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国飞运公司签订合同，在上海成立了中美双方合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在首批拟开通的航线中，包括上海至重庆航线。试飞时，飞机遇阻停留在宜昌附近的长江水面。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促成了上海至宜昌空中航线的开通。
沪宜航线先行开通
1930年9月12日，为开辟上海至重庆航线，中国航空公司将购自美国的“洛宁式”水陆两用飞机“九江号”，交由美国飞行员进行试飞。飞机飞抵宜昌长江水面降落后，停留3天，仍没有得到飞往重庆的许可。当时，四川省政府对开通沪渝民用航线一事态度消极，称“惟事属创举，又值国内军事未终，恐川人少见多怪，易致误会”，并要求中国航空公司派人向四川方面就开通航线一事做出解释，实际上婉言阻止了这次试飞。因此，“九江号”只好由宜昌折返汉口，并决定暂时放弃飞往重庆的计划，先开通上海至宜昌的航线。
20世纪30年代，执飞上海至宜昌、上海至成都航线的“洛宁式”水陆两用飞机。
不久，中国航空公司即派人在宜昌设立办事机构，组建中国航空公司宜昌事务所，办公地址设在滨江路42号，后迁至同春里27号。飞机场选定在宜昌美孚油栈江面，飞机在水上起落。1931年3月30日，筹建半年之久的中国航空公司上海至宜昌航线正式通航，南京、上海、武汉三地各大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对此进行详细报道。沪宜航线班次为每周二、四、六由沪飞宜，在宜过夜后，每周一、三、五由宜返沪。当时，中国航空公司共有5架“洛宁式”飞机，每架可载乘客6人、邮件200公斤，常年安排有1架飞机执行这条航线。随着航班的开通运行，中航宜昌事务所在宜办理客邮业务，并在机场附近设置趸船一艘和邮件仓库一间。
沪蓉通航渐成热线
上海至宜昌航线通航后，经交通部派员赴四川交涉沟通，1931年10月21日，沪蓉线(上海至成都)的汉渝段(武汉至重庆)也正式通航。该航线从汉口出发，经停沙市、宜昌、万县三地，飞抵重庆。班次为周三、六由汉口飞重庆，周四、日由重庆返回汉口，航班在三个站点均上下乘客和装卸邮件。执飞这条航线的水陆两用飞机有“九江号”“武昌号”“重庆号”等。这条航线开通后，载运量逐渐增大，业务越来越繁忙，成为当时国内的一条热门航线。1935年以后，汉渝线不仅增加了班次，而且另外增加了沪蓉特快航班(上海至成都)，将宜昌作为中程站，同样载运客货。当年，进入宜昌的百货和纺织品等多来自上海和汉口。通航以前，为联系业务，乘船从宜昌去汉口要两天，而前往上海要七八天。有了特快航班，从宜昌出发，仅一个多小时就可以飞到汉口，飞抵上海也只需半天的时间，宜昌的交通条件大为改观。同时，航线的开通，为宜昌与重庆、成都的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受到商贸界的一致欢迎。
沪蓉线开通后不久，中航宜昌事务所为扩大宣传和承接更多业务，不仅在《宜昌国民日报》等报刊登航线广告，而且同宜昌邮政局紧密配合，大量运载航空邮件。此外，为满足中外游客游览长江三峡的需要，中航宜昌事务所与中国旅行社宜昌支社加强合作，办理经售国内外轮船客票和国有铁路火车票，预定各航空线飞机票，发售国内外旅行支票，并负责托运行李。1936年，中航宜昌事务所在交通部门统一安排下，与宜昌各家银行联合出售“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向市民广泛宣传，为新航线的开通筹措资金。当年，此类活动经常进行，中航公司声誉倍增，业务日渐扩大。
陆地机场起降繁忙
1934年冬至1935年春，湖北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兼宜昌县县长罗经猷奉命，利用原川汉铁路宜昌火车站站址(时称上铁路坝)改建飞机场，定名为宜昌铁路坝飞机场。机场宽580米、长735米，延伸跑道长1000米，起降美国“道格拉斯”飞机、意大利双翼飞机等。陆地机场建成后，经停宜昌的航班都转至这里起降，水上机场取消。这一时期，在铁路坝机场起降的飞机，以可载客20人的“道格拉斯”班机居多，客货两旺，颇有声势。铁路坝机场除供中航公司民用飞机起降外，还驻有中国空军第五队，成为军民两用机场。
增开航线、启用陆地机场后，军政要员来宜视察增多，处理紧急公务也比从前更为方便高效。1936年4月12日，蒋介石由武汉乘飞机来宜昌视察(当时在宜昌设有委员长行辕)，15日离宜飞渝。抗战爆发后，军情日急，机场使用更为频繁。1937年12月，荆宜师管区司令蔡继伦前往武汉加衔兼任宜昌警备司令部司令后，急乘中航班机返回宜昌布防。1938年5月至10月，宜昌大撤退期间，为抢运积压在宜昌的战略物资入川，交通部次长卢作孚两次乘飞机由渝赴宜，紧急调度指挥。1939年中秋节前夕，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乘专机赴宜昌慰劳抗日将士，翌日乘机返渝。
国破城毁航线中断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航空公司总部由上海迁至重庆。随着上海、南京的相继沦陷，沪蓉线和沪汉线航班取消，同时增添了汉宜线和宜渝线的航空班次。武汉失守前夕，宜昌至汉口的航班为每周一、三、五下午2时30分起飞，经停沙市，于下午5时抵汉，周日则为下午3时30分起飞;宜昌至重庆为每周一、三、五上午10时30分起飞，经停万县，于下午2时抵渝，周日上午9时起飞。当时，大批军政要员和各界人士经由宜昌入川，航空运输任务异常繁重。武汉沦陷后，汉宜线被迫停航，宜渝线班机仍坚持飞行，而且更为繁忙。
1938年1月24日，侵华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宜昌，铁路坝机场是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在这次突袭中，铁路坝机场上停放的中国空军6架飞机被炸毁，整修机场的民工和附近市民死伤200多人。此后，日机轰炸频繁，中国航空公司班机难以安全正常运行，宜渝线于1939年5月被迫停飞，铁路坝机场关闭，中航公司宜昌事务所撤销，宜昌的民航事业就此中断。
1940年6月，宜昌沦陷，为阻止日军以铁路坝机场作为前沿轰炸重庆，中国军队将机场炸毁。此后，日军在铁路坝机场以东10余里建土门垭机场。在1943年5月的鄂西会战中，土门垭机场被中美空军联合炸毁。抗战胜利后，宜昌已无可用的机场。1948年6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拟在宜昌恢复航空站，但其时内战正酣，此议遂成泡影。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湖北省宜昌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月5日 总第3165期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