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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于水面 被毁于战火——民国时期宜昌民航事业兴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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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用航空事业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宜昌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个开通民航班机的城市。1930年7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国飞运公司签订合同,在上海成立了中美双方合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在首批拟开通的航线中,包括上海至重庆航线。试飞时,飞机遇阻停留在宜昌附近的长江水面。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促成了上海至宜昌空中航线的开通。

  沪宜航线先行开通

  1930年9月12日,为开辟上海至重庆航线,中国航空公司将购自美国的“洛宁式”水陆两用飞机“九江号”,交由美国飞行员进行试飞。飞机飞抵宜昌长江水面降落后,停留3天,仍没有得到飞往重庆的许可。当时,四川省政府对开通沪渝民用航线一事态度消极,称“惟事属创举,又值国内军事未终,恐川人少见多怪,易致误会”,并要求中国航空公司派人向四川方面就开通航线一事做出解释,实际上婉言阻止了这次试飞。因此,“九江号”只好由宜昌折返汉口,并决定暂时放弃飞往重庆的计划,先开通上海至宜昌的航线。

20世纪30年代,执飞上海至宜昌、上海至成都航线的“洛宁式”水陆两用飞机。

  不久,中国航空公司即派人在宜昌设立办事机构,组建中国航空公司宜昌事务所,办公地址设在滨江路42号,后迁至同春里27号。飞机场选定在宜昌美孚油栈江面,飞机在水上起落。1931年3月30日,筹建半年之久的中国航空公司上海至宜昌航线正式通航,南京、上海、武汉三地各大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对此进行详细报道。沪宜航线班次为每周二、四、六由沪飞宜,在宜过夜后,每周一、三、五由宜返沪。当时,中国航空公司共有5架“洛宁式”飞机,每架可载乘客6人、邮件200公斤,常年安排有1架飞机执行这条航线。随着航班的开通运行,中航宜昌事务所在宜办理客邮业务,并在机场附近设置趸船一艘和邮件仓库一间。

  沪蓉通航渐成热线

  上海至宜昌航线通航后,经交通部派员赴四川交涉沟通,1931年10月21日,沪蓉线(上海至成都)的汉渝段(武汉至重庆)也正式通航。该航线从汉口出发,经停沙市、宜昌、万县三地,飞抵重庆。班次为周三、六由汉口飞重庆,周四、日由重庆返回汉口,航班在三个站点均上下乘客和装卸邮件。执飞这条航线的水陆两用飞机有“九江号”“武昌号”“重庆号”等。这条航线开通后,载运量逐渐增大,业务越来越繁忙,成为当时国内的一条热门航线。1935年以后,汉渝线不仅增加了班次,而且另外增加了沪蓉特快航班(上海至成都),将宜昌作为中程站,同样载运客货。当年,进入宜昌的百货和纺织品等多来自上海和汉口。通航以前,为联系业务,乘船从宜昌去汉口要两天,而前往上海要七八天。有了特快航班,从宜昌出发,仅一个多小时就可以飞到汉口,飞抵上海也只需半天的时间,宜昌的交通条件大为改观。同时,航线的开通,为宜昌与重庆、成都的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受到商贸界的一致欢迎。

  沪蓉线开通后不久,中航宜昌事务所为扩大宣传和承接更多业务,不仅在《宜昌国民日报》等报刊登航线广告,而且同宜昌邮政局紧密配合,大量运载航空邮件。此外,为满足中外游客游览长江三峡的需要,中航宜昌事务所与中国旅行社宜昌支社加强合作,办理经售国内外轮船客票和国有铁路火车票,预定各航空线飞机票,发售国内外旅行支票,并负责托运行李。1936年,中航宜昌事务所在交通部门统一安排下,与宜昌各家银行联合出售“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向市民广泛宣传,为新航线的开通筹措资金。当年,此类活动经常进行,中航公司声誉倍增,业务日渐扩大。

  陆地机场起降繁忙

  1934年冬至1935年春,湖北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兼宜昌县县长罗经猷奉命,利用原川汉铁路宜昌火车站站址(时称上铁路坝)改建飞机场,定名为宜昌铁路坝飞机场。机场宽580米、长735米,延伸跑道长1000米,起降美国“道格拉斯”飞机、意大利双翼飞机等。陆地机场建成后,经停宜昌的航班都转至这里起降,水上机场取消。这一时期,在铁路坝机场起降的飞机,以可载客20人的“道格拉斯”班机居多,客货两旺,颇有声势。铁路坝机场除供中航公司民用飞机起降外,还驻有中国空军第五队,成为军民两用机场。

  增开航线、启用陆地机场后,军政要员来宜视察增多,处理紧急公务也比从前更为方便高效。1936年4月12日,蒋介石由武汉乘飞机来宜昌视察(当时在宜昌设有委员长行辕),15日离宜飞渝。抗战爆发后,军情日急,机场使用更为频繁。1937年12月,荆宜师管区司令蔡继伦前往武汉加衔兼任宜昌警备司令部司令后,急乘中航班机返回宜昌布防。1938年5月至10月,宜昌大撤退期间,为抢运积压在宜昌的战略物资入川,交通部次长卢作孚两次乘飞机由渝赴宜,紧急调度指挥。1939年中秋节前夕,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乘专机赴宜昌慰劳抗日将士,翌日乘机返渝。

  国破城毁航线中断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航空公司总部由上海迁至重庆。随着上海、南京的相继沦陷,沪蓉线和沪汉线航班取消,同时增添了汉宜线和宜渝线的航空班次。武汉失守前夕,宜昌至汉口的航班为每周一、三、五下午2时30分起飞,经停沙市,于下午5时抵汉,周日则为下午3时30分起飞;宜昌至重庆为每周一、三、五上午10时30分起飞,经停万县,于下午2时抵渝,周日上午9时起飞。当时,大批军政要员和各界人士经由宜昌入川,航空运输任务异常繁重。武汉沦陷后,汉宜线被迫停航,宜渝线班机仍坚持飞行,而且更为繁忙。

  1938年1月24日,侵华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宜昌,铁路坝机场是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在这次突袭中,铁路坝机场上停放的中国空军6架飞机被炸毁,整修机场的民工和附近市民死伤200多人。此后,日机轰炸频繁,中国航空公司班机难以安全正常运行,宜渝线于1939年5月被迫停飞,铁路坝机场关闭,中航公司宜昌事务所撤销,宜昌的民航事业就此中断。

  1940年6月,宜昌沦陷,为阻止日军以铁路坝机场作为前沿轰炸重庆,中国军队将机场炸毁。此后,日军在铁路坝机场以东10余里建土门垭机场。在1943年5月的鄂西会战中,土门垭机场被中美空军联合炸毁。抗战胜利后,宜昌已无可用的机场。1948年6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拟在宜昌恢复航空站,但其时内战正酣,此议遂成泡影。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湖北省宜昌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月5日 总第3165期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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