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中国青年，延安穿军衣，吃小米，住窑洞，为什么你爱延安?”
“延安像‘名山’，延安像‘西天’，虔诚的青年，都想来‘朝拜’，都想来取得‘经典’。”
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用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朝圣”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排除艰难险阻，投奔偏僻贫瘠的延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革命圣地召唤着知识青年
1936年11月，陕北已是冰天雪地。作家丁玲来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成名。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出狱。丁玲出狱后，立即逃离南京，成为第一位来到延安的著名作家。毛泽东专门为她写了一首《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赠予现代作家的唯一词作。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扬、何其芳、卞之琳、范文澜、陈学昭等众多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来到陕甘宁边区，来到延安。
延安原本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小镇，中共中央落脚后苦心经营，陕北的面貌焕然一新。1936年第一个正式到达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入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违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作家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她从南京来延安的路上，看到国民党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看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民乞丐。
正像斯诺、丁玲所说，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是贪官多、难民多、乞丐多、伤兵多、黑市多、妓女多……贫穷，污秽，灰暗;一边是，“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朝气蓬勃的延安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鲜明形象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
日寇铁蹄践踏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和流亡学生，看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民族危亡之希望，纷纷涌向延安。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诗人何其芳说。
“上延安!”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观。
193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设置了许多关卡，依然挡不住“上延安”的知识分子。
上延安!从西安到延安，大多数人是徒步去的。这一路，走一山来又一山，山山不断;过一岭来又一岭，岭岭重重，得走十几天。这一路，山高路险，还得突破一个关卡又一个关卡，应对种种盘查、刁难及危险。
上延安!诗人艾青把自己扮成国民党的高参，作家严辰的夫人逯斐扮作高参的夫人，严辰扮作秘书，作家罗烽扮成勤务兵，画家张仃扮作随员，一路上经过国民党的四十七道检查哨卡，终于踏进边区的土地。张汀兴奋得不能自已，像个孩子一样，倒在地上打起滚来，放声大笑，又匍匐着，捧起边区的一把黄土，深情地放在鼻子下闻呀闻呀，他仰起脖子，摇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大声朗诵：“啊!母亲，我的母亲!”
上延安!音乐家冼星海在抗战大后方武汉看到，周围许多人“报报到，说说笑，看看报，胡闹胡闹，睡睡觉”，天天就这样混日子。他十分苦恼： “渐渐，我无法创作，我渴望一个能给我写曲的地方。”这时，红色延安向冼星海招手了。“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我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是否有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又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1938年冬天，冼星海来到了延安。
上延安!“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曾经参加辛亥革命任革命军第一军团秘书的汪雨相夫妇，带着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上儿媳、女婿一共28人，1937年奔赴延安。国民党元老李锡九的女儿李之光和她的四个女儿，分别到了延安，李之光在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担任院长。四川万县的青年教师熊道柄率领妻子、堂弟、侄儿等7人，一路走到延安……
“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情景，正如柯仲平写的那样：“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舍弃安逸的生活，一路跋涉，一路风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加入革命队伍。到抗战后期，全国各地汇集到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多人。
1939年3月，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向全国青年团体提议，每年的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延安青年的倡议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认可，遂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不久，国民党就后悔了，他们看到全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五四精神，都跑到延安去了——这样的节日“很危险”。后来，国民党政府将青年节由5月4日改为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知识青年在延安受到礼遇与器重
在列强横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中国，中共中央苦心经营着陕北这片土地。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的抗战堡垒”，“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
在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的山沟沟里，中国共产党办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等20余所窑洞大学，安排知识分子，招收青年学生。把一大群知识分子“养”起来，足见共产党人的深谋远虑与宽阔胸怀。
1938年年底，刚到延安的作家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除夕，革命同志一起过年，一起唱歌。他看见毛泽东站起来，欢喜亲切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陈荒煤的泪水一下子就止不住了。他说：“到了延安，我觉得我这个25岁的小老头恢复了青春。蔚蓝色的天空，到处飞扬着红旗、《国际歌》声，处处听到亲切的‘同志’称呼;不论是首长或将领、学生或士兵，都是一身灰色军装，似乎是总有人日夜不停地歌唱……一切的一切，我都感到亲切而又陌生，我经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声“同志”，一片新天。在延安，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儿童团员，或荷锄种田，或背枪打仗，或读书学习……都是同志与同志、赤子与赤子的关系。
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住的是窑洞，小米饭有时也吃不饱。许多同志的被褥被知识分子戏称为“甲由申”：甲——盖住了上半身，露出下半身;由——盖住下半身，露出上半身;申——盖住中间的肚子，上面下面都露出来。漫长的冬季几乎没有地方洗澡，身上生了虱子，革命者称之为“革命虫”“抗战虫”。生活尽管艰苦，但延安有灿烂明天的最可信的音讯。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说：“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陈云用“抢夺”一词，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
延安党政军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陕甘宁边区1939年颁发的《各机关津贴标准》将机关工作人员的津贴划分为五级，最高的一级，5元，发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局长以上干部，中央领导张闻天、毛泽东都是5元;营团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最低的五级是1元，发给勤杂人员和战士。
延安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医生、技术人员等)的待遇明显高出党政军系统。《萧军日记》1940年9月26日记载了延安知识分子待遇的几个等级：“甲等：每月12元，不做正常工作。乙等：8元。丙等：6元。工作人员：4元。”鲁迅艺术学院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助教的津贴比中央领导人还高1元。鲁艺美术系的丁里回忆：“党中央对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文化人，真是优礼有加，从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都是破格地对待……这一切，使我们非常感奋，我们都是尽我所能地投入工作，以报答党对我们的希望和器重。”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吸引青年知识分子，优良作风和牺牲精神感召青年知识分子，宽阔的胸怀、优厚的待遇接纳青年知识分子。
陈云在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新年团拜会上感叹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6天，学生也只有6个。今天我们抗大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1万多个学生。1万个跟6个比一比，相差多少? 所以我说10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75岁的老头子也来了。”最后，他用12个字概括共产党的用人政策：“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得更加形象生动：“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革命的熔炉——“洋包子”与“土包子”打成一片
作曲家冼星海到延安时的心理是：“我就抱着试探的心，启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
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定下“来去自由”的政策：“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也有不适应延安生活的同志，不久又离开了，何穆与陈学昭夫妇就是一个例子。
1938年8月，何穆和陈学昭夫妇来到延安。何穆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留学法国并获文学博士学位，是著名作家，她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两个人到延安后，工作积极性很高，竭力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给革命事业。可是日子一长，矛盾出现了。何穆是科班出身，工作认真，认为延安医疗界一些人有游击习气，他提出的正规化医院建设的建议，因为战争环境、敌人封锁而没有被采纳，他一时觉得工作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的作用，萌生了重回国统区的念头;陈学昭也因为生活上的不适，愿意跟丈夫一起离开延安。离开延安前，李富春代表中央为何穆夫妇送行，他叮嘱何穆，回到重庆后，有困难就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联系，并郑重表示，若愿意回来，一如既往地热烈欢迎。何穆夫妇于1939年1月离开了延安，回到重庆开了一家私人诊所，面对昂贵的物价、特务的盯梢、黑社会的勒索，日子过得艰难，以致他们的男孩患病后因经济拮据不能及时治疗而夭折。他们想：连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为无钱医治而死，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可取之处?经过重庆与延安的反复对比，何穆夫妇于1940年12月重返延安，两个人都在1945年入党。
1938年3月，萧军到达延安。毛泽东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派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和培元热情地为萧军安排时间与毛泽东见面。萧军一点不领情：“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毛泽东毫不见怪，亲自上门拜访。萧军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后，是毛泽东的座上宾。萧军在工作中与一些作家产生矛盾，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也看不惯，他性格炽烈，一次与人吵架时竟然拿出了刀子，还几次提出离开延安。毛泽东多次与萧军谈心，还写信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萧军在延安感受到共产党人对党外文化人的真诚与包容，不再嚷嚷着离开延安。
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甘宁边区，毕竟是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这里有着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许多刚到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适应、与军民融合不到一起的问题。同时，中共党内军内的一些同志还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瞧不起知识分子，有的不信任知识分子，有的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毛泽东在《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批评一些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如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这些要求，体现了把知识分子纳入党的体制、改善党的结构的战略思考。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以及下功夫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工农的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以及打造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重大举措。
中央出版局翻译和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中宣部编印的《整风文献》规定了22个必读文件，引导青年知识分子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在鲁艺教书的诗人卞之琳说：“跑来延安的四方青年，对于新知识也如饥似渴，不限于在抗大、陕公等院校学习的，大家都经常人手一册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我自己当时未及而立之年，在这种读书浪潮里泡了一阵，也初窥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使我日后在自我检验所作所为和明辨周围事态是非真伪当中，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受用不尽。”
唯物辩证法、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理论联系实际、工农兵等词汇携带着崭新的世界观方法论进入知识青年的头脑。
鲁艺实验剧团演员孙铮是“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1943年7月辗转来到延安。在学习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情：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十分新奇。孙铮的父亲孙泽余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在孙铮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她感受到一股荡涤灵魂的清风。她毅然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她说：“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词语就这样携带着方法论进入一个人的头脑，掀起头脑风暴，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
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多空文而少实用”的空谈习气，他们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画家张汀说：“整风以后，都觉悟到在窑洞里表现工农是不行了……现在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兵了，和实际生活结合——下乡去。”作家吴伯箫离开延安时说：“从延安出来，人们第一个记得‘为人民服务’。”
同时，工农兵从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文化知识与科学精神。在延安，知识分子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习惯在机关和部队逐渐流行开来。延安不生产笔，所有的笔都是带进来的。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录》中说：“人们把老掉牙的钢笔插在衣袋里，只要能弄到手，即使他们不会写字，也要把钢笔插起来，这是他们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样子，从延安知识分子那里时兴，后来流行到工农兵当中，流行全国。
陕北的“土包子”与外来的“洋包子”结合起来的生动画面，令毛泽东格外高兴，他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说：“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反帝反封建队伍中有知识青年组成的一支军队
1939年12月，毛泽东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他环顾会场，脱口而出：“满堂青年，朝气蓬勃。”“朝气蓬勃”这个词由此诞生。
青年是朝气蓬勃的，延安是朝气蓬勃的，所有革命者都是朝气蓬勃的。
毛泽东说：“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延安成为知识青年干事业的广阔舞台。
毛泽东带着年轻的胡乔木编写了“党书”——《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和《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胡乔木1937年到延安，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博古等一群知识青年把《解放日报》办成了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党报;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王学文1937年到延安，翻译了《政治经济学论丛》《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还参与了解放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工程师华寿俊造出马兰纸，基本满足了边区出版、办公、学习和生活用纸需求……
冼星海说：“为学习浪潮所推动，我也学习理论，最初只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后来知道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计划。我看了一些入门书之后，觉得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发生了兴趣，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生活即安定，也无干涉和拘束，我就开始写大的东西。”经过马列主义的洗礼，冼星海创作了《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特别是《黄河大合唱》，包含天地元气，表现了中华民族顽强奋斗的精神，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力量及信念。这样的作品，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写不出来。
1940年初春，范文澜教授历经险阻抵达延安，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交给范文澜一件任务：编出一本中国通史。范文澜从1940年8月开始写作，到1941年5月撰写出《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25万字。如此速度，除了范文澜娴熟于传统经史以外，还得力于他熟练地运用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以及来到延安后受到的教育和鼓舞。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编写出的第一部中国通史。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
“我把自己/投进你的光圈里/我看见每个人头上/都照着同样的光圈。”词作家公木说：“我居然同小我八岁的郑律成同志动手写起《八路军军歌》来，写了就唱起来，既无人授命，也不曾送审，这是多么充分的创作自由心态的表现啊!”他和郑律成合作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成为人民军队的军歌。
民歌、秧歌、剪纸等向来都是自生自灭，这些从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延安被升华到文化艺术的高度。《兄妹开荒》《拥军花鼓》……历史上许多不入诗入歌入画、不能上舞台的人和事被文艺家写进了作品。前人装不进去的东西，被新的时代装进去了。
一部《黄河大合唱》，唱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一部《白毛女》，彰显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事实。孙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求解放的历史画卷，预示着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社会即将诞生。
见证延安文艺革命的萧军说：“子孙们向我们发问，日本鬼子是怎样被打败的?中华民族怎么艰难地从屈辱中跋涉过来?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他们：请读一读延安文艺!”
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青年知识分子面前打开一个崭新的空间。融入延安的知识青年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
“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仗;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光。”这是朱德总司令为鲁艺“抗战五年来殉难校友追悼大会”书写的挽联，更是对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高度颂扬。
知识青年在延安，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改变了革命队伍的面貌，为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建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