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工作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工作,也包括体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各项体育运动得到了较大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当时条件极为艰苦的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为民族解放的伟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象研究党领导的其他抗战工作一样,有必要对党在抗战时期所领导的体育运动也进行一番研究和总结,这对继承体育运动的光荣传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开展体育运动是抗战形势的客观需要
抗战爆发以后,我党的领导人就预计到抗日战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广大抗日军民不仅在思想上、物质上要作长期打算,而且还要有强健的身体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当时,强敌压境,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根据地人民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随时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要使自己能坚持长期的艰苦奋战而不溃败,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提高全体军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素质,同时也需要增强军民的体质。
毛泽东同志早年就说过:“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之研究》)很显然,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觉悟再高,技术再好,也难以发挥应起的作用。因此,我党领导人对抗战时期的体育运动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1942年在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朱德同志号召青年们:“不但要以近代科学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而且要培养成健全强盛的体魄,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结实的一代,来担负抗战建国的艰巨事业。”(1942年9月2日《解放日报》)叶剑英同志指出:“精力的旺盛,有赖于体格的康强”,“没有铁汉’一般的体魄,是受不了战争的锻炼的,没有‘金钢’一般的钢筋铁骨,是杀不胜日本鬼子的。”
“提倡体育,加强体力,自然成为我们培养革命干部不可分离的工作。”(1942年9月9日《新华日报》)所有这些,都进一步阐明了体育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明确了方向,从而使体育运动在抗日军民中蓬勃发展起来。增强体质,激发革命斗志,丰富文化生活的体育运动,就成为抗日斗争环境的客观需要,成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开展群众性多样化的体育运动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抗日时期的体育运动，紧密结合抗日现实斗争与军民文化需要，在各地区各机关、部队、工厂和学校,迅速和普通开展起来成千上万人参加体育锻展现出群众性、多样化的生动局面。
1、解放区的群众体育运动
随着解放区广大抗日军民对体育认识的逐步提高,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体育括动。无论是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华中或其他抗日根据地,无论从城镇到乡村,从前线到后方,体育运动都开展得很括跃。从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员来看,有干部、战士、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妇女儿童,学校的学生和青年是他们中最活跃的分子。
从运动项目来看,有射击、投弹等军事项目,有篮球，排球，等球类,田径、体操、跑步、爬山、游泳、滑冰等一般体育项目,也有武术、拳术、大刀等传邻体育项目。以延安的体育运动为例,从红军到达陕北时起,部队在军训中,体育运动就有了开展,抗战爆发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到1942年,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和工厂的群众体育活动,达到了高潮。
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对延安体育运动曾作了这样的描述:每天上午,人们都参加身体锻炼,这已成为整个苏维埃军民的习惯。 “到五点钟,山谷突然响彻着一种可怕的轰闹之声。孩子们冲出学校开头总先是一阵鼓噪,于是有十分钟,比较地安静一些,当每一个孩子都疾驰向操场去的时候,——而后真正地喧闹开始。”“对面群山四周的高原上,一队红军拼命练习拳术大刀的叫喊声,正差不多是一样地清楚……”，“凡是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有着排球和篮球”,“城的一面,河中斑斑点点的布满着皮放晒成滚酱色的洗澡人。另一面,一个大体育场上杂集着各项的运动。比较尊严或者懒散的人拍着网球,或骑着脚踏车悠然地在路上上下来去,认真的运动员则踢着足球。在那儿,你可以见到朱德一心在候人家来选他加入一个篮球队,或者洛甫,他顺从地听取医生嘱他每隔几小时须停止工作的吩咐,在骑着脚踏车庄严地兜着圈子。在场地的另一端红军大学的学生或者延安的卫戍兵在演习着还要严肃一些的战争游戏。”(《续西行漫记》上册第6页)延安的体育运动是如此的生动活跃,它是解放区体育运动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群众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活跃了军民生活,增进了军民健康,对当时条件下的军事斗争和生产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八路军、新四军中的体育运动
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着艰苦的抗战任务,但他们利用战斗间隙和休整时，结合军事训练，开展各种体育运动。
从部队的领导机关到连队,从干部到战士,从前线到后方留守部队,都开展得很活跃。其中以八路军120师最为突出。抗战初期,这个部队盛行骑马、长跑和球类运动。
1938年,在华北地区,战斗频繁,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贺龙师长努力，倡导在部队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1940年在师司令部军事教育科下设立了体育股,旅、团司令部下设休育参谋,营、连由教育干事和文化教员负责体育工作。
部队还根据自己的实际,结合战斗需要和大家的兴趣,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在个这部队里,由于贺龙同志的重视,篮球运动是开展得最好的。在他亲自组织和指导下的“战斗”篮球队,是一个作风好、技术硬的优秀战斗集体,在1942年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上以良好的战斗作风和精湛的球艺博得了人们的赞扬,被朱德同志誉为“球场健儿,沙场勇士”而在全军最负盛名。
八路军129师的体育运动也开展得较活跃。当时在太行三分区部队中流行着一首《体育运动之歌》:
“红日坠,晚风凉,只要久炼生铁也成钢,
锻炼身体齐下运动场。努力运动弱人能变强。
打棒球,翻双杠,加紧锻炼好身体,
跳高、跳远、投弹、瞄准又刺枪。英勇杀敌在战场。
看!看谁的臂膀粗,我们个个身强象猛虎,
瞧!瞧谁的身体壮。谁也不愿作羔羊。”
八路军359旅不仅在开荒生产方面是模范,而且在体育运动开展方面也是很有成绩的。1942年春,伴随着生产运动的热潮,也掀起了一个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的热潮。为了经常地有计划地对部队进行体育教育,旅部举办了连队体育千部培训班,并把体育与军事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除投弹、刺杀、射击等军事技术科目外,也开展普通体育项目。
新四军中体育运动的开展也是多种多样的。如1939年新四军“挺进纵队”渡过长江,进人苏北开辟敌后根据地,在日寇、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部队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积极开展刺杀、投弹、跑步、跳高、跳远、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运动。1940年春,“挺进纵队”还开了一次以球类、田径为主的运动大会。
由此可见,抗日时期革命军队的体育运动,在提高部队战斗力,振奋革命精神,活跃部队生活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很值得学习、继承和发扬。
3、八路军办事处的体育运动
抗战时期,我们党先后在西安、武汉、重庆、桂林、新疆、香港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八年的抗战过程中,他们尽管长期生活在特殊的斗争环境里,但仍积极开展体育活动,其中以西安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体育活动开展得最有成效。
1937年,我党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在长期的繁忙工作中,始终坚持开展篮球、乒乓球、排球、围棋、象棋、体操等体育活动。在领导同志的带动下,他们锻炼身体的热情很高。没有场地,就自己动手在门前不远的荒草地上修起篮球场;用节省下来的零用钱,购置篮球、排球、乒乓球等体育用品。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还重视利用体育活动联系群众,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他们经常与国民党的官兵进行球赛,不论输赢都以礼相待。他们以自己良好的球技和体育道德赢得了国民党官兵和观众的交口称赞。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建立了“救亡室”(俱乐部),组织文体括动。他们自己动手,利用仅有的小块空地,挖了沙坑,安置单杠双杠;在楼旁的斜坡上,搬来石头修起了运动场,开展篮球、田径等活动。1942年继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之后,也举行了一次有篮球、排球、跳高、跳远等十多个项目的运动会,几乎全体人员都参加,检阅了开展体育运动的成绩。
此外,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地下党组织,还利用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方式,教育群众,加强党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如上海地下党组织利用日本军方不禁止文体活动的有利条件,在永安公司等单位织织足球队,团结群众,在工人中壮大党的队伍,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到抗战结束时,仅在永安公司就发展了40多名党员,其中大多数是足球队成员。
这里还应指出,党在抗日时期的体育工作中,把开展体育竞赛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在节日里,多举办田径、球类、体操及军事体育项目的综合性运动会。小型的比赛是较为普遍的,内容多以球类为主,冬季的滑冰、夏季的游泳比赛也是比较盛行的。
在各种类型的比赛中,比较大型的运动会有:1939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首届青年运动会,1940年3月在延安举行的妇女运动会;1941年9月八路军129师举行的全师运动大会,1942年9月在延安举行的“九一”扩大运动会等。在这些运动会中,以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规模最大,是解放区的一次空前的体育盛会。
这次运动会,从发起到举行都始终贯彻体育为抗战服务的宗旨。参加这次运动会的,除延安地区的代表队外,尚有三边、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等地的代表,共有男女运动员1380多名。比赛的项目有田径、球类、军体、武术、团体操等十多个。朱德、贺龙、李富春、肖劲光、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在运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贺龙、叶剑英等同志分别为大会题词和写文章,大力提倡体育运动,宣传开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这次运动大会的成功举行,在一定程度上检阅了解放区军民的抗日力量,大大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发展,从解放区以至到全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给抗日军民以巨大的鼓舞。因此,这次运动大会在政治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体育运动本身的意义。
三、全党重视,建立机构,培训骨干,保证体育运动有组织地持续发展
我们党在抗日时期领导的体育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首先是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关怀。比如,早在1937年,延安为庆祝“五一”节,举行了“五一”运动大会,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为了鼓励军民到运动场上去锻炼,在当时物质条件和体育设施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向大会赠送了礼品。其中中共中央局:奖旗一面;中央政府:手巾10打,牙膏n瓶,背心2打,袜子2打,毛泽东:手巾50条,牙膏39瓶,牙刷29支;朱德;香皂28块,球鞋40双,奖旗3幅,背心30件,袜子42双;张闻夭:奖旗一幅。(见《体育报》15年月7日)这些礼品虽然不多,但是却有力地说明我们党对体育的重视和希望。
其次,为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保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体育运动,在各地建立了相应的体育组织机构,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延安地区在1940年成立了“延安体育会”,其任务是:积极组织和推动各机关、部队、学校及工厂的群众体育活动,增强体质,提高工作、生产和学习效率,以便战胜日本侵略者;并提出了“十分钟运动”、“创大批的神枪手和优秀的军事技术体育英雄”等口号。
因此,除开展一般运动项目外,还着重提倡射击、掷手榴弹、武装超越障碍赛跑及赛马等军事体育项目。1942年1月,成立了“延安新体育会”,决定了加强体育宜传工作,编写体育教材,培养业余体育千部,开展体育理论研究等工作。除延安地区外,在其他解放区和部队中也相应地建立了一些体育组织机构。如120师设立了军事体育股及体育参谋等。这些体育组织机构的建立,为围绕抗战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有组织地进行体育运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第三,随着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注意了解决体育干部不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已经兴起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就难以巩固和持久,也难以使体育运动得到普及和提高。为此在各解放区和各部队开办体育短期训练班的同时,还于1941年8月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延安大学体育系,这是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属于高等学校的体育系,为培养抗战时期的体育骨干作出了贡献。
在此时期,我党培养体育骨干的又一条途径,是建立体育代表队。体育代表队是在群众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设立起来的。如在延安的球类运动盛极之时,篮球队就有东千队、市联队、中央党校队、抗大队、陕北今学阵、市政府队、群联队、市民队等,在八路军中,有120师的“战斗”队、129师的“战线”队，115师的“战火队”等。这些体育代表队,生活在群众中,活跃在抗战的各条战线上,对传播体育知识,影响和带动群众参加体育锻炼,产生了直接作用,深受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欢迎,在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两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第四,自力更生,积极为开展体育运动创造条件。抗战时期,解放区的物质条件是极为艰难的,开展体育运动必然要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遇到不少困难。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努力创造开展体育运动的条件。
例如,延安军民在延河边开辟了田径场;在大泛沟辟山开地修起了篮球场、排球场,从山上砍来木头制成篮球架和简易的单杠.双杠;用兽皮或旧布制成篮球、排球、足球等。又如,当时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也都用自己的双手修建了运动场地。其他各解放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是解放区党领导的体育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的又一个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广大军民胸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远大理想,并以此为动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从而增强了军民体质,振奋了革命精神,丰富不文化生活,密切了军民、军政和军队内部的关系,同时也培养了大批体育骨干和积累了开展群众体育运动的经验,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抗日战争巳经成为历史,但是,党领导体育工作的成功经验,中华儿女为理想而斗争的崇高精神,是永远值得继承和发场光大的。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无数英勇军民身先士卒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被称为八年全面抗战。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要战场。
战时体育
所谓战时，是指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到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的这段时期。为了应对抗战的需要，1938年，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救国纲领》。纲领提出了要以三民主义为一般抗战行动和建国的最高准绳，要求将全国的抗日力量全部集中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使整个中国进入战时体制阶段。为了实现长期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要求除加紧兵力的训练以外，还要推行战时教育。由此，体育的方针政策也作相应调整，以适应战时体制的要求，所以称为“战时体育”。
在战时学校体育目标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目标体系是：身体发育的目标;规范行为的目标;健康态度的目标;运动技能的目标;和战时特别目标五个方面。在战时特别目标中，又有思想方面的目标，技能方面的目标，和规范方面的目标。目标针对当时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三个不同的层次，又分别进行了具体的设定。根据战时学校体育目标的需要，战时学校体育在教学时数安排上，占有很大的比重，突出了战时学校体育的基本特点。
在战时社会体育发展方面，影响较大的是1941年2月24日颁布的《国民体育法实施方针》，其中指出：应根据人材供求情形广设专业训练机关，培养合格之干部人材，由中央依各地需要，统筹分发，使体育训练从学生青年军警公务人员以逐渐普及于全民;应根据事业计划，确定经常费用，逐渐完成独立预算，并以最经济之使用，达到最宏大之效果;应注意身心发展之程序，按期施以适当之训练，并应遵照国民体育政策，国家需要，分别缓急，拟出具体计划，逐步实施;应顾及地方特殊环境之要求，使各能充分发挥与利用;应有整个之行政系统，严密管理，认真监督，并应列为重要施政纲要之一，使每一事业能收切实之效果;应有充分之场地建设及训练工具，等等。
对战时竞技体育影响较大是1940年4月17日公布的《各省、市、县运动会举行办法大纲》。其内容包括：各省市县为引起民众运动会兴趣，普遍发展体育起见，应举办运动会;省市运动会以每年举行一次为原则，举行时期由各省市依据地方，气候等情形决定之;省运动会，以就省会及各行政督察区适当地点，用间隔之次序轮流举行，市运动会，以就市内适当地点举行之;省市运动会，应由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组织筹备委员会办理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