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两千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遭到守军十九路军的抵抗，淞沪抗战爆发。
淞沪抗战实际领导人之一的陈铭枢说当时“南京中央政府异常混乱”。事实的确如此，实力派人物蒋介石、胡汉民均未在朝，名义上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实际责任人是行政院院长孙科。孙科没有得到各实力派人物的支持，无法开展工作，上台25天后，于1月25日宣布辞职。接手的人是汪精卫，1月28日晚上，在杭州召开国民党临时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这一天蒋汪商量对日采取：“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的方针。1932年2月5日，汪精卫在与记者谈话时公开两人共同的对日方针，他说：自去年冬天从广州到上海与蒋合作以来，“即表示对日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中央日报》1932年2月8日)
十九路军经过艰苦的拼搏，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得不到强有力的后援，3月6日全线撤退。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再次出山，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此，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局面。
1932年5月5日，在英法美意等国的调停下，达成《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规定：日军恢复一·二八之前状态，将已占领整个淞沪区的日本全部陆军和大部分海军撤出;十九路军撤防;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但中国外交部同时发表《我国之声明》，以为此条为暂时的，“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任何永久之限制”)。根据协定，日本的确作出了让步，但日本军队仍可以留在上海日租界，而中国的军队却要撤出。这样的交涉结果，引进全国人民的愤怒。
与此同时，日本扶持建立伪“满洲国”，窥视热河。为此，汪精卫曾与宋子文去见张学良，汪对张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张学良问中央有没有准备，是不是真打?汪不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呀，军队动一动，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张拒绝说：“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汪随身带有一封蒋介石给张的信，张看后十分嚣张地表示军事委员会如果下命令让他打，他就服从，但是蒋介石在信中只是让张与汪“好好谈一谈”，那么，这就是他张学良的态度。汪强烈要求张学良下野，但却迟迟没有结果。汪深感既无抵抗的能力，也没有交涉的底气，10月20日汪在上海发表《告别书》，22日离开上海前往欧洲。
张学良的问诘有一点切中要害，即国民党中央需要对抗战作通盘考虑。1933年1月，在纪念“一·二八”抗战一周年之际，汪在病榻总结道：“必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他认为‘九一八’后的东北与上海淞沪抗战后结果不同的原因即在于此。他判断日本侵略中国是“整个的非局部的”，所以不能孤立地看东北和上海，抵抗必须是长期的非片断的，必须是有系统的非零碎的。为此，他提出：首先须从军事改革，打破以一军队驻一地盘的恶习;其次，政治经济及各种社会组织需要同时改革，务必“使有集中及一致之的效能”，否则，“四体麻木不仁，何能运用乎?”这是汪的切身体会和愿望，但目标高远，远水难救近渴。
敦促国联压制日本
自“九一八”以来，国民政府就寄希望于国联的居中调解。1932年3月1日，伪“满州国”成立，国联派出调查团进行考查，并于1932年10月形成了《李顿报告书》，该报告书认定日本为非法侵入中国，伪满政权是非法的。但是，对日本并没有表示制裁。日军1933年1月侵占山海关，随后夺取热河全省，向长城扑来。国际联盟定于1933年1月1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中日问题。
汪精卫出国期间，行政院长之职虚席以待，汪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情况。国联召开会议之前，汪精卫多次发表谈话、宣言给国联施压：1月1日，他指出中日两国均为国联成员，中国并不指望国际的物质援助，但却希望国联正确判别曲直;1月11日，他发表《对暴日侵略的宣言》，呼吁国联对于日本确定有效的制裁;1月14日汪精卫发文更全面地表述观点，他指出在已往的十六个月中，国联的态度令中国人失望，对于国联缺乏防止侵略的能力表示遗憾;但表示愿意接受《李顿报告书》的一般原则作为公开坦率讨论的根据;他指出日本的政策明显为阻碍破坏国联的行动，并以蔑视凶暴的态度推进其侵略程序，造成既成事实，以图得世界最高法庭对现存事实的承认，日本匆匆在国联十九国特委会开会前攻占榆关，用意即在此;他强调日方最近的冒险，再度证明中国有战斗到底以防卫领土维持国家生存的必要，他督促国联作出迅速公正的决议，并采取有效的办法;他警告国联，若此时不能迅速作出公正的议决，采取有效方法解决争端，则和平理想终成幻梦，战争阴影将成世界和平的威胁，世界和中国都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1933年1月天津版《大公报》)
2月24日，国际联盟基本按照《李顿调查报告》通过决议，对此，汪精卫表示满意，认为得到了国际的同情和支持。日本却宣布退出国联，如此，日本断绝了通过国联与中国交涉的途径。
与日交涉
日军于1933年2月轻松占领热河后，3月初中国军队奋起抗日，长城抗战烽火燃起。3月10日，张学良引咎辞职。闻讯，汪精卫14日从欧洲启程，17日到上海，20日到南京。
此次回国，汪精卫带有极其强烈的悲壮情绪：一方面，他强调中国自身须有所作为。他确定日本将不以占领东北四省为满足，平津危在旦夕，中国必须竭力抵抗;另一方面，他对前景是绝望的，他说：“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所以现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一样。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跃身跳入火坑。”“就鄙人来说，‘九一八’以前因为推行政策问题，曾和南京许多同志不对，但‘九一八’以后，则只有埋头埋脑跳入火坑。最近归来并非对于救国有什么把握，不过以为至少跳入火坑，庶几得一死所便了”。此话很符合汪精卫的个性，颇具玉石俱焚的决心，和他在清末自诩为“薪”，其他同志为“釜”，不惜燃烧自己一样。
汪精卫此时过激的或自相矛盾的言辞，实质上体现了他极度的悲观。他曾经发表了一系列不符合身份的话，比如在航空建设会成立大会上，他讲空防的重要性时说：“现在日空军仅用轰炸，尚未用凶惨毒气，如投放凶惨毒气，能将繁盛城市变成沙漠，人类及动植物均不能生存。”听后，令人心生恐惧;他认为国内问题无解，他说：“凡拥兵自重者皆是。试问中央在此情势之下纵有整个计划，如何实行”;他以这中日之间同样没有妥协的余地，他对新闻记者说：“中日将如何妥协，所谓妥协，在侵略者若能悔悟，或足以言此，被侵略者于情于势，只知有一分力量尽一分抵抗，前途成败在所不计也。”闻之，让人沮丧。
汪精卫公开的言辞呈现零乱的同时，行为却是十分的果断。他一回上海，还没有进京，就先去看望即将前往北平与日本交涉的黄郛。黄郛与何应钦被派前往与日本关东军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汪精卫表示：“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并一再表示将会与黄等共同负责等等。
5月30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定。该协定近似于城下之盟，日军表示退至长城一线，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中之线以西以南地区，长城以南由中国警察担任治安，日本可派飞机等加以监督中国军队撤退的情况。
第二天，汪精卫发言称：“此次华北停战，我方抱定专讨论军事部分，事实所趋决非屈服，即不签订政治条件，两国纠纷，显然为未了之局，倘遽以停战为对日已妥协已屈服，岂持平之论!”完全是自欺欺人。
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汪精卫领导的南京政权，相续与日本订有《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华北主权受到严重损害。与对外软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内的强硬：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围剿红军;以“统一”为口号，迫使冯玉祥解散抗日同盟军总部。蒋、汪的内外政策，令人愤恨。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孙凤鸣击中三枪。12月1日，汪请辞本兼各职，秘密前往欧洲疗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消息由在国内的陈璧君及时地通报给了汪精卫。汪精卫以为回国收拾政局的时候到了，当即决定回国。1937年1月17日，汪到达南京。然而，时过境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于12月26日回到南京，重新高调掌权，对日态度越来越强硬。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此前国民党已邀请南北方的学者和知名人士上庐山开会，讨论国是。待会议于7月16日正式召开时，对日问题即成为讨论的主题。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发出“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动员令，表明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一时抗日的呼声高昂。但是，寻求“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在政界与学界人士中仍然有市场，成为会议期间的第二个声音。1937年7月16日周佛海日记载有：“十一时散会后，与汪先生、公博、希圣、思平等谈北方情形。”这张名单中的人，后来竟然全部离开重庆前往河内，应该不是巧合。庐山会议，仿佛为“和平运动分子”搭建了一个交换意见的平台。
7月21日，陶希圣、胡适和汪精卫进行交谈，次日，陶、胡首次以书面形式向蒋介石提出对日问题意见书。同时，汪精卫也给蒋介石去函，他们表达的观点相同，即：中央负起责任，“战”、“和”均由中央政府出面，而不是地方性的局部解决。汪精卫函电更明确地说：“中央负起和平解决之责任，虽为屈辱，但已能使日方认识此后地方问题，有非与中央交涉不可之势。”因此，他把工作中心转向督促蒋介石对日和谈。7月31日，汪精卫从庐山下来后，马上找高宗武长谈，让他打通与日本之间的外交路径。
倾向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中日问题的人们，以周佛海、胡适和陶希圣为核心，聚成一个团体，即“低调俱乐部”。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并不仅仅与“高调”抗日者唱对台戏，他们拥有明确的目标，对此，胡适说得很清楚：“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所要创造的“奇迹”就是“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从事实来看，他们是有一定分工的：高宗武、梅思平主要对外，即与日本联系接触，了解其意图，寻求和解的可能;周佛海、陶希圣主要对内，重点在游说蒋介石，促使蒋同意与日本方面进行对话和谈判。因国民政府内迁，“低调俱乐部”于1937年10月星散。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7月29日至12月13日，北平、天津、上海和首都南京，纷纷落于敌手。日方军事推进的同时，逼迫中方在日本指定的地点派代表与之谈判，遭到拒绝后，1938年1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如果国民党政府不接受日本所提条件，日本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植新的中央政府。16日，日本据此发表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中日两国正式断交。
该声明发表后，1938年2月“艺文研究会”在汉口建立，主要负责人是周佛海和陶希圣，陶说：“这会受蒋先生的面命，要受汪先生的指导。”并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分社。从事于寻求与日本和谈的现实道路，主要任务由香港分会完成。陶希圣说：“香港设立的分会，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由梅思平和高宗武负责，表面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选择外国报纸刊物上的资料，提供给武汉，实际上担负着一些秘密的使命，比如与日本方面联系。”。
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声明，也即第二次近卫声明，诱降国民党政权，声明说：“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所谓“更换人事组织”就是要蒋介石下台，日本方面的这个想法酝酿已有一段时间。于是，和平运动的聚光灯打在二号人物汪精卫的身上。
重光堂策划出走
1938年7月2日至9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私自来到东京。影佐回忆说高宗武当时建议：“日本既然否认蒋政权，现在要为中日间带来和平恐怕只有找蒋氏以外的人。这除汪精卫氏莫属。汪氏一直觉得必须早日解决中日问题，主张和平，但国民政府不会接受他的主张。所以我认为以在政府之外面发起国民运动，展开和平运动，造成蒋氏倾听和平论的契机为适当。”(影佐祯昭：《我走过来的路》，陈鹏仁编著：《汪精卫降日秘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版，第17页。)影佐听后十分赞成，并补充说如果依高的计划，日本将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日本要表现出对中国没有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意图，不然，蒋是不会听从和平意见的。
高宗武在回忆录中指出影佐在会谈时提出蒋介石下野汪精卫负责的建议。高宗武回国后将自己的日记、东京会谈纪录以及个人的观感，一并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自然十分愤怒，停止高宗武在香港的经费。汪精卫从周佛海口中得知此事，表现得十分吃惊，并对陶希圣说他绝不会瞒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言和。
高宗武回国后，约日本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8月下旬在香港会面。松本重治到香港后，与梅思平进行五次会谈。第一次见面时，松本主动谈到“日本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并以让蒋介石下野为交换条件，第三次谈撤军细节，松本甚至承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原状”;第二次谈话主题是关于蒋介石下台与承认“满洲国”，梅以为可以考虑;第五次双方达成协议如下：和平运动由汪精卫领导，意味着蒋介石下野，同时联络云南、四川、广东的实力派人参加和平运动。(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译：《上海时代》，2005年版，第648-650页)
松本将这个谈话记录报告上交后，由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交给陆军中央。11月19日，影佐与今井武夫和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日方人员与梅思平、高宗武等在土肥原贤二的上海住宅“重光堂”会谈，也称“重光堂会谈”。会谈结束，汪精卫方面的高宗武和梅思平，和日方的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日华协议纪录”上签字。这次会议实质上是为汪精卫等投靠日本作准备。
会谈双方表示要以此为方针，“对日本政府和汪精卫建议”。在细节上，影佐祯昭回忆说：“我们同时约定：日本政府和汪精卫如果同意上述方案时，汪精卫要立刻逃出重庆。得知汪逃出成功之后，日本政府要立即对中外声明有关调整中日问题(关系)的根本方针，汪精卫也要发表响应上述日本声明之声明。”
事后，27日梅思平至重庆面见汪精卫、周佛海，送交与影佐、今井的秘密协议。汪精卫表示同意协议内容，预定12月8日离开重庆，10日到昆明，12日发表近卫声明。12月1日，梅思平又匆匆回到香港将汪精卫的决定告知了日方。
踏上不归路
1938年12月，汪精卫一行准备离开重庆从云南转道河内，再到上海。12月初周佛海和陶希圣先行，周佛海以视察工作为名，陶希圣借口讲学到了昆明，在此等候汪精卫。18日汪精卫夫妇、曾仲鸣等人到达昆明。次日，一行人到越南河内。
得知汪精卫到达河内后，12月22日，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的“近卫三原则”。没有提到“撤兵”也没有明确提到建立新政府，只是要打倒抗日的国民政府，和有志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有识之士”合作。要求中国分担建立新秩序的部分责任，厚颜地说什么“尊重中国主权”，考虑撤销治外法权和租界的归还，等等。
12月25日汪精卫等人看到近卫声明，汪精卫起草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及中央执监委员的通电，发表于12月31日的《华南日报》。(即“艳电”)。他在电文中表达如下态度：国民政府可以根据近卫三原则，与日本方面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如果得到和平，并可保存国家的独立，抗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其尤要者，倭国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汪精卫秉承过去在政府之外督促国民政府“逼”蒋与日本和谈的态度。汪显然注意到了近卫声明对“撤军”只字未提，因此，他在“艳电”中披露了日本以前的承诺。明显，这是一个骗局，且令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撑。
这个时候，汪精卫本可以悬崖勒马的。重庆方面，正当汪精卫等人酝酿响应电文时，12月26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蒋介石之命致电汪精卫，劝汪不要公开主和，希望汪早日赴欧暂时休养。汪没有理睬。“艳电”发表以后，2月中旬蒋又派前改组派的重要成员谷正鼎到河内，给汪夫妇和曾仲鸣带来护照和旅费，再次劝他们去欧洲，汪夫妇断然拒绝。到河内后，汪诸事不顺，国内没有出现预想的实力派响应和平运动的局面;2月4日，策划汪逃离的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和运首义分子”内部就下一步汪的去向发生争论，陶希圣和高宗武主张汪去欧洲，周佛海与梅思平则希望汪去敌占区，双方相持不下，最后汪采取折中的办法，留在河内观望;而汪本人不小心骨折了。
其实，对汪精卫最具诱惑的是日本曾许诺由他组建新政权，日本方面没有动静，令身在河内的汪精卫忐忑不安。他制定关于组织伪政府、实现中日和平的三种预案，派高宗武前往日本试探是否支持自己组织政府。1939年3月18日，高宗武接到日本政府决定支持汪精卫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消息。两天后的晚上，发生特工刺杀汪精卫未遂误杀曾仲鸣事件。汪精卫大怒，陈璧君立刻认定凶手受蒋介石指派。(高宗武却认为曾仲鸣被刺案是日本人的手笔，目的在于进一步离间蒋汪，笔者认为他的分析有参考价值。见《高宗武回忆录》第33页。)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公布1937年12月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用以说明寻求与日本 “和平”，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蒋介石等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也持同样的观点。至此，汪与重庆国民政府决裂。
曾仲鸣被刺后，日本方面为了保证汪精卫的“安全”，派陆军省军务科长影佐祯昭、海军省的须贺彦次郎少将、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书务官矢野征记、众议员犬养健等到越南“营救”。汪精卫提出先去上海。于是，在日本特工的保护下，汪精卫于4月25日乘船到达敌占区上海，走上了投敌的不归路。
汪精卫曾经对陈璧君说：“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的确，他的投敌说到底出卖的是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