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3日凌晨二点多钟，长沙城内发生大火，因大火始于12日深夜，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故史称之“文夕大火”。
大火后，长沙流传一副对联：“治湘有方，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是：张皇失措。“张皇失措”这句成语，在这场大火中被冠以新的含义，以至于将这场大火的责任，归咎于张治中将军身上，就算了结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年来台湾不少保密史料公诸于世，而在大陆现存的资料几乎保持原样，因此有必要对台湾新出版的史料做一些整理与考证。
考证“长沙大火”事件前，首先必须明白一点，那就是蒋介石与张治中的关系。蒋介石对张治中有知遇之恩，对他委于重任。由于工作关系，张治中与中共高层多有来往，也成为好友，这更多是他很会为人的缘故。虽然他的回忆录声称是拥共，那是解放后其身份发生了变化，其实也是说辞。
因为在关键时刻，如1927年3月，武汉“讨蒋大会”刚落幕，张治中完全可以加入中共队伍，但他选择了悄然离汉赴沪加入蒋的阵营。1933年的“福建事件”，张治中一马当先，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张治中抵制何应钦的武装解决方式，认为这样将会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也表现了他对蒋介石的忠诚。
知道这层关系，我们就不难看出“长沙大火”事件的背后其偶然与必然的结果。
一、国民政府高层对“焦土抗战”的分歧与执行
“焦土抗战”的方式，政、军、学界均有人提倡，上至李宗仁下至傅斯年。然而作为领导阶层的蒋、汪却有不同的理解。
1938年元月12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汪精卫，在《中央日报》撰文发表《如何使用武力》一文中说道：“所谓焦土战者，是因战而至于焦土，绝不是不战，更绝不是即使不战也要焦土。”他认为，前者产生的焦土可以发生效力形成影响，而后者会影响沦陷区的民生，消耗民力，难免结怨于民。
蒋介石对此确另有解释，早在1937年11月27日，青岛快沦陷时，就发电给青岛市长沈鸿烈，命令“青岛敌人产业，接电时应立即根本破坏为要”。其后在广州、武汉失陷后，于1938年10月21日，发电给重庆行营张主任(张群)转汪先生修饰的《告国民书》，内中明确指示“即非焦土亦成空城”。
话虽这么说，实际上蒋介石无视内部的反对意见，坚决实施焦土政策。10月25日上午，蒋介石下令对武汉实施爆破，要求守军转移。“武汉之爆裂破坏，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其同归于尽之决心，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也。”更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对郭忏没有全部完成破坏任务感到不满。
因此，对长沙采用焦土政策是必然之事，虽然关于长沙焦土政策的命令下达，只有张治中将军的孤证，但从后期戴笠等人的电文、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个命令无论是以何种形式下达，是存在的。
二、大火发生后新披露的重要人物资料
这些新整理出版的史料，或许可以解开人们的疑团，从这场大火的发生与处理有个更深刻的认识。
大火发生后，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11月15日才闻之，“敌陷岳阳。长沙昨天大火，大概是我方准备撤退，故纵火自焚。报纸今日已无长沙电报，大概敌虽未到，我方已完全撤退。方秘书叔章、邓参事介松均湘人，莫不愤慨万分，骂湘省当局既不死守，即不宜纵火。闻前湘主席，今内长何健，骂张治中(主席)更为厉害。军委会闻即迁来重庆，委员长亦有不日来渝之说。大概以湘南、衡阳一带为军事中心的计划，亦难实现了……”
蒋介石于1938年设立军事参事室，任命王世杰为参事室主任。这是一个实权极大的官职，有关国共关系、军事、外交、财政、工业、战后复员等重大问题，一般都要让参事室——高级智囊团出谋划策，为蒋介石最后裁决提供重要参考。同时王世杰还担任中央训练团总教官，是位实力派人物。11月13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长沙今日大火，我军已显然准备放弃长沙。”11月14日的日记写道：“长沙大火，显系我军事机关预定行动。燃烧范围之广，中外骇然;即长沙对岸之湖南大学等校舍，亦被烧毁，尤为可骇。湘人之在渝者闻甚愤慨;至以‘不抗战而焦土’责备守军。守军之撤退，或为军略上之必要，肆意纵烧，甚至并学校文化机关亦在其列，似无可恕。”
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将军(抗战时军委会四巨头之一)，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以来，长沙电话电报不通，只知城中大火，据长沙逃出市长席某午后过此，称：渠(注：他)见城中大火……”所记载的是时任长沙市长席楚霖所述内容。14日所记“长沙大火昨夜尚未熄，据派往查看之参谋回称：张主席现容唐公馆，其左右云，张主席原令敌至距长沙五十里时放火，执事者误会提前。现长沙已烧去四分之三云云。且云，烧死人民很多。果尔则关系尤大，蒋先生有似亲往视察必要。又陈辞修(注：陈诚)对放火未商渠颇不怿。谓前线平静，后方如此紊乱，交通皆坏，万一前线因此发生意外、动摇，何人负责?渠住张亮基公馆幸阻未烧(或谓此事戴雨农亦参加，似已取得蒋先生同意者，按前次汉口之破坏即由戴(笠)执行之。余于二十四傍晚尚切嘱其再以余意询蒋先生，果必行时再执行，当时戴似重余说者，不悉何以又有此举，是真不予人民留之生活耶?余确认此等举动与敌无甚损，与我有大害也)……”
从几位政要日记来看，对于焦土抗战之必然结果似乎没有疑问，虽然汪精卫、于右任、王世杰、徐永昌等人极力反对敌未到而焚城，但丝毫没动摇蒋介石内在的决心，他绕过众人，独自指使心腹执行，这也是众人无可奈何之处。
三、日记中的证据与内情
接下来看看一些调查情况与亲临者的记载，对此场大火有个整体认识。
到了11月15日，大致情况收集的有些眉目了，徐永昌在日记里写道：“长沙大火，在十三日晨三时，由各街口烧起(据魏盖三云，同时四十五处火头并起)宪兵、警士事先预知，由很有条理的穿某便衣者，用统制汽油统计发火。据为章云(为章今晨归)(为章即刘斐)，十二日前十时，在郴州，委员长曾有电与张主席(治中)令长沙不能守时即放火烧毁之，到韶关时，接辞修(陈诚)电话，谓张无故放火，寻陈又电话谓，已悉张当时亦不知，并谓伤兵被烧，不可胜计。人民数字更惊人(余不忍写，亦恐不确)，军用器材无算，呈请辞职与派员彻查，且谓同将继烧湘潭及其某一处(即敌能到之处，皆要先烧)。蒋谓恐系共党所为，林、刘(林蔚、刘为京)谓共党何能指挥宪警。似系戴笠所为，蒋先生决其不能，或谓系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所行。因蒋先生郴州命令张文伯，曾转酆令其准备也(放火日，张尚叫某某厅，电限三日，将应运出者办完。)”
16日，徐永昌日记提到责任追究时，“健生(白崇禧)云，张文伯(治中)电谓放火者似另有系统。敬之(何应钦)谓，系指酆悌。哲民午前即云，系将张文伯的预备命令给提前实行了。五时许，蒋先生亲如长沙视究放火事”。
17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又写道：“周恩来云，长沙放火约在夜二时半，渠三时惊起，附近火头已多，放火兵士持汽油浸透之棉花，先叫门喊避，遂即点火，亦有一面喊敌人已来，而火早已点着。人民究竟听见与否，或全喊到没有，不得而知。周于急遽中询何事，谓奉令放火。周于晨五时离长沙，全城似有二分之一起火，只见沿途被烧伤兵在爬喊并云火势午间已止……”
1938年的陈诚日记缺失，但他的家书(11月20日、11月21日)分别谈及长沙大火，一是酆悌死得冤枉，二是质疑蒋介石为什么把放火的事交给地方，而不交给他(军队)。
戴笠在长沙的活动主要是监督执行(本人原有文专述)，从他留下来的文电稿中可知，这场大火是有计划安排的，但发生的时间，是偶然失误造成的。
其实不难看出，这场大火是必然发生的。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心腹，认真履行其职责，对焦土抗战是没有异议的。为了保证在长沙不出现武汉、广州等地的焦土策略“失误”，做了周密、详尽的安排，由于在操作层面的管控不到位，导致这场大火提前发生，给长沙人民的生命与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平心而论，对于民居、商店、标志建筑物等的损坏，只是早晚问题，谁也改变不了。
四、事后处理点滴
11月14日下午，钱大钧受蒋介石命令，前往长沙视察飞机场之破坏程度，一面并考察长沙焚毁实情。钱大钧日记中记载：蒋介石言“并谓此乃行政长官应负之责，警备司令酆悌不负责任，应予拿办等因”，只好连夜从韶关至坪石，然后换乘汽车返衡(阳)。于上午1时出发，经乐昌、耒阳，于晨6时抵达衡阳寓所。在当天(15日)日记中写到“此次长沙之行，殊难复命，因易得罪朋友也”。
钱大钧16日凌晨1时从衡阳出发，早上6点半抵达长沙，立即前往唐公馆面见张文白，据日记上记载“长沙纵火问题，据文白言，12日前后，得蔚文(林蔚)电话及，委座限一小时到之电报，即召集会议，规定敌占汨罗后，纵火焚烧……”下午见到陈诚后，再次证实“委座确有命令准备”。晚8点，蒋介石赶到长沙，询问了钱大钧所了解的情况。
17日上午九点，蒋介石召集文白巡视全市，旋招樵峰、辞修、文白、蔚文、慕尹(钱大钧)等商谈，如何对外宣示一事，蒋介石提出是汉奸纵烧，遭到陈诚反对，最后协商，统一口径是不良分子乘间纵火……。关于惩治一事，初欲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办理，后改为就地办理。
18日，对长沙案之审询，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由钱大钧担任，蒋诉心副之。当天恢复了电话电报。钱大钧日记中写道：“下午六时起审询酆悌、文重孚、徐崑三人，彼等尚不知危险已极，供时尚侃侃而谈也，每人约审询一小时，至下午十时始竣事。”令法官连夜拟妥判决书，19日交委座核判。虽然文白一再活动，祈求挽救酆悌性命，然蒋介石坚持将三人判处死刑。
酆悌
在蒋介石的日记里，没有其安排长沙焦土命令的相关内容，想来因是个人行为，为“避嫌”而没有记载。13日所记“长沙城发火，焚毁甚惨，闻之心痛，地方人员不力，殊为浩叹。如武汉非由自我主持至最后一日，出此意外，更贻笑中外，幸而武汉撤退秩序整然，更觉自慰也”。
16日记曰：“自恨平时不能信赏必罚，痛绝愚懦而所以遭此不测之灾也。”
17日记曰：“辞修厚于责人而不愿助人，至能代人受过之将才更无其人也。”
19日，酆悌等三人判处死刑，蒋在日记中记曰：“只有安置其家属，聊以慰私而已。”
五、结论
长沙大火，让长沙与前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并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民国政府档案》(中部各省灾害救济)所载“长沙原有房屋31，884栋，全毁20，838栋，半毁299栋，剩存10，747栋，全毁栋数约占原有65%，财产损失难以统计。死亡人数依发掘掩埋尸首计算，至少639人。”
这场大火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治中忠实执行的结果。可以说这场大火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是时间早晚不同而已。
从众人的日记来看，张治中将军确有失职之处，其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无人指责是他下令放火。事实也是如此，起火之时，陈诚、周恩来、戴笠等要人均未得到通知，而负责具体实施的酆悌也在睡觉，可见绝非张治中下令，此等谣言可以休也。
蒋介石坚决判处酆悌三人死刑，也是为了堵住众人之口，缓和“焦土抗战”反对派的杂音，也算给长沙乃至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从钱大钧11月15日日记中就可以发现，蒋介石此时已经把替死鬼酆悌锁定。
一副对联，让张治中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或许就是当时长沙人民对统治者的控诉，以致后人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有意无意把矛头指向张治中将军吧。(作者单位：湖南省电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