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江苏宣布独立，苏州于1911月11月5日(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和平光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改江苏巡抚署为江苏都督府(驻苏州)，苏州废府，设军政分府，最高长官称苏州民政长。第一任民政长为江绍杰，任职二月，继由宗能述接任，宗氏浙江绍兴人，曾在长洲、吴江等县长期供职。1月16日到任，数日后迁入修葺一新的原吴县衙署办公。光复之初，江苏临时省议会议决的《江苏暂行地方制》公布，凡地方无论旧称为州、为厅、为县者一律称县，设一县民政长;同城州、县均裁并为一，一律改称为县。故先并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后并太湖、靖湖二厅为吴县一县。8月13日正式将苏州民政长署改为吴县民政长署。民政署佐治按照暂行县制，分总务、主计、学务、勤业四科，各设科长一人，科员若干。县民政长及佐治职三年一任。民政长一职采用选举、委任折中制，已成立县议会之县照章选举，未成立县议会之县暂由都督委任。佐治职由县民政长委任。10月，改设吴县知事公署，废民政长，改称县知事。县公署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科下设若干股。各科主管职官，称主任。
在这期间，各派军阀混乱，苏州归属几经变迁。1914年5月，于苏、常两府之地设苏常道，治所设苏州，吴县的行政事务归其管理。1924年，又划苏州归淞沪警备区管辖。由于军阀相互间倾轧争斗，县政长官更迭莫测，十六年中，就换了“十二任”，其中有程所委者，有齐所委者，有孙所委者，有郑所委者，政令殊不一致，无所适从。且时有你不承认他，他不承认你之情事。那种树到猢狲散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许多人官位已动，仍图恋栈，抗不交卸。到处可见“纷纷逐鹿”的情景。每当新官上任，跻身官府者，颇不乏人。1926年4月，知事张显模上任后，持有荐信赴署求差者，陆续而至，各机关及绅士“保荐”之信达千件，仅五省联军总司令部一机关，交到条子就有百余人，究竟鹿死谁手，就得以势而论了。在这“十二任”中，其中发生多起因贪赃枉法，民愤极大，被赶下台的事件。1917年，知事孙锡祺，因天平山石案被控累累，民心不平，结果被迫调任;1921年，知事温绍粱，贪鄙狡猾，殃民过甚，地方公团一再呈控，企求从速撤任，相持数月，终于调任了事。兹将这一时期的官员实录如下：
从表内可以看出，任期多则三年，少则几个月，甚至仅几天。姚浚到任第三天，托词“晋省述职”，企图逃跑未成，被北伐军勒令移交县政，为时仅一周，系吴县知事公署最后一任知事，亦是任期最为短促之地方长官。同时，于1912年10月设立的吴县知事公署亦随之撤消，计存在十四年另五个月。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就此告终。
十年内战时期
1927年3月21日傍晚，北伐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字立三)挥师攻克苏州。由该师出面邀集各界代表召开联席会议，于24日成立“吴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会由张一鹏、章骏、蒋靖涛、沈炳奎、冯世德、汪国庠、陆鸿仪组成，推张为民政长，会址设旧皇宫(原苏常道尹公署)。下设民政、财政、公安、公益、教育、实业、交通等七局，由七委员分别担任。接收县知事公署的民政部分及道尹、交涉两公署暨县议会，改为民政局，由张任局长，接收各征收局、处，改为财政局，由冯任局长，接收警察厅，改为公安局，由章任局长;接收教育局。会及各图书馆，并为教育局，由蒋任局长;接收义仓、医院及各善堂，改为公益局，由沈任局长;接收实业局及各苗圃工场，并为实业局，由汪任局长;接收工巡捐局及邮电、铁路，改为交通局，由陆任局长。25日宣誓就职，并发第一号布告。该会施政不久，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遂于6月15日取消，成立近三月，计开会议二十八次。
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江苏省政府，废道，实行省、县二级制。6月6日省政府秘书处电告：省政府第十二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吴县行政委员会，撤销各局、所归并县公署，派张一鹏暂行代理吴县县长。本拟6月15日接事，张氏坚辞未就。10日省电传第十三次政务会议议决，委王纳善为吴县县长，兼苏州市政筹备处主任。
县长王纳善，嘉定南翔人，与省政府主席钮惕生交谊颇笃，遂擢任斯职。6月15日就职。此时官名虽易，县名仍如前称，因王深虑地方多质，拖延三个月，才恢复县政府名称，于9月6日布告全县民众：“所有本政府内部组织，业已按照条例，重行改组，并于即日起，取消县公署名称，改称县政府。”县府内分民治、总务、财政三科，下设公安、建设、教育三局。次年10月，全省六十一县划分等级，吴县划为一等，改设第一、第二、第三三科，原财政科改设财政局，实业一项从民治科分出另设一科，以第一科掌理民治事项，第二科掌理农矿工商事项，第三科掌理总务事项。王任职一年另四个月，于苏州市政府成立前一个月卸任，是时县府财政枯竭，在在需款，急于支拨，几次借款不成，卸任时他愧称：“巧妇难作无米之炊，犹之行医，对此已入膏盲之症。”1928年10月13日，由首次县长考试榜首彭国彦继任县、市分治的吴县县长。
1927年6月，苏州市政筹备处成立。该处受省政府及民建二厅指导监督，设主任一人，由省政府任命，掌理全市行政事务;工程师一人，由省政府任命，规划全市工务设施，辅任主任掌理行政事务。
市政处经过一年另四个月筹备，于1928年11月2日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实行县、市分治，正式设立苏州市政府，委陆权为市长，次年定为荐任职。市设参事二人，分设公安、工务二局，总务、社会、财政三科。1930年3月，又改为一处二局三科，即秘书处，公安、工务二局，财政、社会、土地三科，总计93人。陆权，字侔逊，年37岁，江苏昆山县人，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北伐，任作战科长，是钱大钧亲信。1928年12月10日就职，1930年4月1日撤市下台。此间政事，另见专文记述。
此间市县并存时期的吴县县长彭国彦，是个“无枉无纵”的人，在任仅九个月就被控解职。1929年7月黄蕴深继任，此人年52岁，上海闵行人，曾任民政厅第二科科长，是个“应兴应革，奉行惟勤”的人。他上任之日。正是党政纷争之时，党部、政府俨然以敌国自居，深沟高垒，攻訏不休，互相仇杀。上蜂党务派系代表指令县长，县府缀受党部指导，实行一党专制。黄氏不仅唯命是从，而且“忍辱负重”，亲自奔波说教，企求“兴革”。加上县市合并时，市府移交债务达十八万三千余元，因此，由于“责重事繁”，市债无法偿还，而以“乞归休养”为由，于1931年7月辞职，8月2日交卸，恰在任二年。
1931年7月14日，省政府委员会议决调吴江县县长吴葭署理吴县。吴葭字稼农，年46岁，江苏宜兴人。曾任江苏民政厅秘书、宝山县长等职。吴氏务求“清闲”为上，当个安逸官。署理吴江，政务殷繁，上呈言辞，省厅未准;继知嘉定县务甚简，且闻县长陈氏有他调之讯，乃求调长嘉定，然又未能如愿以偿，省厅已明令陈氏与无锡潘氏对调，故吴氏退志复萌，续上辞呈，静候指令，孰知省厅因黄氏挽留不获，遗缺以吴调任。吴氏因求调简，省厅不了下衷，转委更较吴江政务繁重的吴县，叫他哭笑不得，又晋省面请收回成命，另调简职。结果还是无济于事，不得不于8月2日到苏接事。吴氏本图安逸，不料反及加重仔肩，何能卖命料理政事，混了几个月还是不干了，于次年2月26日辞职，3月3日交卸，在任七个月。
1932年3月3日，原吴县公安局长邹竞接任吴县县长。郜，江苏松江人，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水陆公安管理处处长等职。邹为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保荐。邹出身军旅，上任后积极投身“剿共”事宜，如建筑飞机场，设备城防，挖壕四乡，调度舟车，供给粮糈，维持治安等，“策划周密，使前方无后顾之虞”，是个镇压革命，残害人民的“有功之臣”。但是政务工作却接省政府训令，由于“县长因未能尽得其人，制度尤实为之梗，盖县政府之下，分设四局，各个独立，不相联络，权利之竞争，责任之推诿，不具指挥之实力，贤者则但求敷衍，不肖者则同流合污”。因此，为“集权于县政府，以树统一县政之基础”，于次年二月一日起实行县政设置改革，原有四局，撤财政、建设二局，留公安、教育二局，改由县府内第一、第_二两科承担。可是此次所谓改革，“政治效率依茫如捕风，徇私如故”，“上负省政府付托之重，下无以慰人民望治之殷”。同年11月22日，民政厅长“视察”苏州，发表三点“感想”见之报端：“第一点，上面的政令，到了县里，存心敷衍，老实的搁起来，或则复一纸空文以塞责，这种不良现象，非加彻底整理;第二点，政治上的力量，因为经费分散而薄弱，吴县共有二十三区，每区经费平均每月二百五十元，一年就要几百元，究其实，不过养二十三个区长，闭着门填表，挂一块空牌子，一无所事;第三点，以常理度之，县政府的工作，一定要比省厅紧张得多，但是实际上都非常闲散，还有一层，县政府所填造的表格委实太多，不下七十余种，十九为凭空臆造”。
为所谓“清剿匪共，整饬吏治，增进县政效率起见”，以便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方针，江苏省政府于1933年3月介省、县之间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分为十三区，区以辖境大小又分为一、二、三等，所任专员兼该区首县县长，及该区保安司令。吴县、常熟、昆山、吴江为第三区(二等)，吴县县长邹竞为“法定”专员，专署驻吴县。同年12月，改十三区为九区，苏署撤销。1936年3月，又于无锡设置第二区，包括吴县等八县。
1934年6月8日，县长邹竞辞职，7月1日交卸，在任二年又四个月。继任吴企云，字子野，年36岁，安微泾县人，北京大学文科毕业，曾任江苏民政厅科长、秘书等职，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是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得意门生。吴7月1日接事，正值缩减经费，裁汰员警，又际天时久早，灾象丛生，在这费用支绌、民不聊生的时刻，吴氏直言不讳自己“运气不佳”，必须“运动财路”。首先是租成。由于苏地数月无雨，河涸日干，稻秧枯萎，秋收影响颇巨，县府召开秋勘会议，吴氏顽固坚持顾念省、市预算，以普减成色为原则，不得剔荒征熟。这样必置颗粒无收的佃农于死地，不仅无法纳税，连糊口都不成。佃农生路继绝，纷纷发起抗租斗争，吴氏亲率员警前往镇压，导致震惊全城的“娄葑附郭闹荒风潮械斗事件”。吴氏为了自己转运，却使无辜民众付出了血的代价。同年10月27日《苏州明报》报道此次勘荒事件，“终以才不服人，德不感众”而暂息。虽言不及义，倒也切中时弊。其次是车捐，苏地本有城区捐务处、建设局车捐处二处，捐款各自征收，也各自摊用，建设局作为建设专款。吴氏垂涎，借口所谓“统一杂捐征收”，强行将城区捐务处，改为地方捐款征收处，各税捐统归该处征收，并限期建设局办理交接。局长不服，你争我夺，闹了好一阵子，到底还是大鱼吃掉了小鱼。第三是土膏。吴氏以“禁烟”为幌子，垄断鸦片烟源，把土膏行、店置于官办性质，进行登记领照，大量贩卖毒品，成立土膏行3家，土膏店18家，城乡售吸所206家;领照烟民14829人，其中失业者占23%。至次年九月，共进土膏465804两，销业437590两。吸食鸦片烟者越多，吴氏等人渔利也就越多。吴氏上任时，诡称自己“来得明，去得白”，事实是，他1936年2月22日一卸任，人未离，民众就揭露报端：“查前县长吴企云，对于地方人士要求明白公布本县收支概况及土膏行内幕，迄未见吴氏明白揭示，殊深诧异。窃谓本县人民既负纳税之义务，自当明了本县财政之支出，而经手收支者无论虚实，亦应使人民明了真相，否则我人血汗之资输与县政府，若被贪污中饱，宁非冤枉。今吴氏既不明白揭示，则愿全县同胞继续有所表示，不能徇个人私谊而忘大公”。
1936年2月22日，省政府委沐阳县长邓翔海继任。邓字鹏九，年47岁，北京工业大学工学士，曾任湖北教育厅、浙江建设厅、南京市政府科长及秘书等职。3月8日接事。邓混迹政务多年，是个所谓“治民安邦”的老手，凡触及反动统治的权益，诸事不容。他一上任就四出游说，非“严历整饬与根除一切旧规陋习”。他的所谓旧规陋习，第一件事就是根除闹荒风潮。他痛骂四乡“无智”农民迭次抗租，甚至聚众暴动，捣毁公安局所，焚毁催甲房屋，是“不正当的越轨行动，是造反”，凡是“不正当，政府就要以权力制裁”，因此没几天，所谓“妥善永久根治办法”就出笼了，又一条锁链套在了农民头上。第二件事就是整治官吏中的旧规陋习。他痛骂县府属员“草草了事，敷衍塞责，循苟安之心理”，而使“今之苏州，已非天堂，实乃匪窝”，因此训令属员，“期以三月，使奸究遁迹，劫案永绝”。第三件事就是矫正保甲长中的旧规陋习。他痛骂“保甲如赘瘤，益增厌恶，徒悬虚名”，训令保甲长“尽忠竭力，开创保甲的新生命”，第一“使民众警察化，第二以此进行一切政治，建设教育，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政治”。未过几时“八·一三”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日机轮番轰炸苏城，就是这个痛骂属员“苟安”，谢导保甲长“尽忠”的县官，贪生怕死，径自逃入木渎乡间，于1937年8月25日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张治中下令撤职，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后委五区专员温晋巨接任县政。至1937年11月15日日本侵略军进攻苏州，军政官员全部逃离，大小衙门○无一人。从此吴县县政府迂至无锡荡口，成为流亡政府，抗日战争期间虽有几压任职，但名存实亡。
抗日战争时期
从1937年“七七”到“八·一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沪宁一线是日军侵华的心脏和后方基地，苏州又一度是汪伪省政府所在地，民众深受其难，抗战事业更为艰苦。
日伪统治机构
1937年11月19日，日本侵略军攻陷苏州。日本帝国主义者实行“以华治华”的侵略政策，于12月3日在日本侵略军苏州宣抚班班长市川修三导演下，成立苏州地方自治委员会(俗称“苏州维持会”)，由九委员组成。委员长为陈则民，字慰农，吴县人，律师出身，当过国会议员，苏州电气厂董事长，妻为日本人;内务处长为潘振霄，曾任吴县教育局长(后由陈则民兼任);副内务处长为当过省议员的冯心支;财务处长为吴县商会会长程于卿;教育处长为官僚地主潘经耜;农工商务处长为地主潘子义;警察局长为当过保险公司经理的程平若;顾月槎、李平石为委员。办公机关初设于阊门外的东吴旅馆，一月后迁入城内景德路叶荫山(即遂园)住宅，该会是由汉奸拼凑起来的一个傀儡组织，一切行动皆由“宣抚班”操纵控制，在宣布这个伪组织成立和劝告逃难人回城的首张布告上，居然并用“中华民国”和“昭和”两个年号。此间，日军在苏州除“宣抚班”外，璫有作为当地最高军事机关，殘酷殺害中国人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
1938年3月28日，以梁鸿志等汉奸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维新政府”。同年5月23日，由“自治会”这班底作基础，蜕化为伪江苏省政府，管辖苏南地匹十六个沦陷县城，伪省会设于苏州东北街忠王府包括拙政园，陈则民为伪省长。同年2月由伪“自治会”改组恢复吴县县政府，同年6月11日，又改为吴县知事公署，二十年代初期曾任吴县知事的郭曾基，甘心附逆，再度充任伪吴县知事。县署组织，内设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科，分设技术室、田赋处、杂税处、捐务征收处及临时交际处。县署直接受日本侵略军特务机关所控制，一切事务均受命予“特务机关苏州班”，公文公事皆冠以“遵照”、“遵令”、“依照”之称，不得越雷池半步。郭曾基甘心为奴，竟恬不知耻地说什么这是“县政得以赓续发展，为吴民造福”。事实是：仅在1937年11月苏州沦陷前后，苏州城厢遭日本侵略军“烧、杀、抢”粗略统计，被毁房屋4739间，死亡3738人，财产损失810万元，几十万居民流离失所，在苦海中挣扎，苏城满目疮伤。时至1939年5月26日又有一件“离奇”之作喧闹于城乡。县公署“为积极实行清乡工作，铲除伏莽，以促进民众之安居乐业起见，决定于日内商同在苏友军，分赴各乡按户调查，分别良萎，其标准即以曾否交纳租赋为准绳”。他们的所谓“促进民众之安居乐业”，则是以“清乡”为幌子，聚敛民财，对苏州地区本来就生活无着的贫苦民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剝削。郭曾基还挖空心思印制告民众书，启用飞机散发四乡，威胁佃农倘有抗租行为，应予从重处办，决不宽贷。
然而，凡是卖国求荣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仅在汉奸们庆祝“维新政府”一周年的半个月时间里，就接连发生多起暗杀汉奸事件，先有“大民会苏州联合支部长”冯心支在观前碧凤坊巷内被枪击致伤，继有伪民政厅秘书姚绩安在临顿路南显子巷口被枪击丧命。事后，苏州大小汉奸有二百余人都接到邮递的警告信。内容历数收信者的罪状，限几天内自尽，否则即须严厉对付。汉奸们接信后，便如芒剌在背，人人自危。这一时期的伪组织，就因此而陷入瘫痪状态。1940年6月被汪伪国民政府简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任伪吴县知事的郭曾基，挂上“委员荣冠”仅一月，也同样受到应有的惩罚，于7月31日被枪杀于司前街三多桥，结束其可耻的一生。郭的死，使汪伪政权“震惊不已”，又是悬赏一万元“严缉凶犯”(连日军驻苏“宪兵队”，亦悬赏三千元)，又是举行大殓，不仅惊动了伪国府、伪省府，连汪精卫也发来唁电，“曷胜感悼”。
1940年l0月18日，原任伪南京市土地局长的马宗豫接任伪吴县县长。同年3月30日，叛变投敌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先一日宣布解散“维新政府”，7月1日成立伪江苏省政府，由省长制改为委员制;10月1日伪吴县公署复称县政府，县知事复称县长。次年1月，依照伪省府《组织暂行办法》，和上年12月暂定吴县一等编级，县政设置分设秘书，第一、第二、第三三科，警察、教育二局。县府职员待遇，除县税、民团、金库专任人员另有规定外，依下列表内规定：
1941年5月16日，陆翥双接替马宗豫为伪吴县县长，陆原为伪省府視察主任，年53岁，吴县人。次年1月卸任。接着，汪伪国民政府配合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利用保甲制度，以“清除匪共”为目的，实行“清乡”，于1941年5月在苏州设置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李士群为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兼驻苏办事处处长。苏南地区分三期先行，隶属第一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次年一月该处、该署撤销，伪省府实行所谓“民、党、军、政、警一元化，”清乡工作由省兼办。吴县十六个区列为清乡区，分为第一、二期，苏州城区为第三期，自1941年7月1日起至1942年6月结束。“清乡”初，成立“吴县清乡区特别区公署”，先设于渭泾塘，后迁至陆墓，并同时设立“封锁办事处”，谢叔锐为署长，该署于1942年2月撤销。“清乡”为什么先从苏南地区推行?反动的《清乡旬报》从一个侧面点明了它的目的所在：“江南是鱼米之乡，农村富饶，清乡必需从江南各县起步推行，一方面要割断共匪维持生命的输血路，一方面是要建筑清乡的经济基点”。
1942年1月，蔡宗熙任伪吴县县长。蔡年35岁，河北大兴县人，河南大学法学士，历任伪第一区清乡督察专员、伪民政厅保甲编查室主任等职，1月26日接事。为了“清乡”需要，县府内设三科二室，即秘书室、保甲室、民政科、建设科、宣传科，下设警察局、教育局、县赋税管理处、县封锁管理所。县长身兼数职，兼县保安主任，_蒹县自卫团总团长，兼县封锁管理所所长，又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工作团团长之职。
1943年4月21日，伪太仓县县长沈靖华接替蔡宗熙调任伪吴县县长，5月1日接事。沈忠实推行汪伪投降卖国的汉奸路线，以“甫正思想”、“确保治安”、“增加生产”作为全县中心工作。他常鼓吹“吴县为江苏省之首县，故同样希望各项工作，亦能成为全省之模范”。为了成为“模范”，他在全县强行奴化教育，对下属进行严格训练，敦促推行“新运”，提出“争取民心”、“把握民众”措施。他的所谓“确保治安”，就是破坏抗日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清剿不遗余力，耳闻匪讯，即亲率所部前往剿击”。他在任期间，四次“通令所属，晓喻民众，闻有匪讯，随即报告，以便迅予带兵包剿，倘隐匿不报，或容匪、通匪、藏匪，均以通匪论罪，决予严惩不贷”。他的所谓“增加生产”，则是巧取豪夺，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对人民大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诸如此类的所谓“献金购机”(飞机)、“献纳废金属”、“分发物资配给券”等名噪一时的敲榨名堂枚不胜举。沈靖华终以“危险在所不计，艰苦在所不辞”的反动本性，取得“各事得以按步推行”的“成绩”，于1945年3月5日“荣升”上海市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离苏赴沪。
1945年3月16日，继任伪吴县县长陈展如到职，他一上台就不遗余力地投入了“反共运动”，他的“政治抱负”就是死心塌地为伪国民政府的“反共为最高国策”效忠，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所谓反共肃匪总动员”。强化治安施政要点，嚎叫什么只有使“匪共绝迹，方能使生民解倒悬之厄”。但是，与一切汉奸、反动派的反革命愿望相反，革命的力量在斗争中越战越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城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八年的俗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一切汉奸、反动派，夺取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争8月15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及伪吴县县政府政权垮台，上台五个月的陈展如也于翌年被判刑十二年。
抗日民主政权
1937年11月，苏南东路地区(泛指沪宁铁路东侧，东抵上海，南临太湖，西至锡澄公路，北濒长江)，沦陷后，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东路人民，奋起抗敌自卫，建立小型武装，开展遊擊战争。1939年5月，叶飞率领以新四军六团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幵创了东路抗战的新局面。在“江抗”主力西撤后的1940年3月。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到东路组织军政会，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军政会迅速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幵展游击战争，打击了日伪。皖南事变后，东路地区创建了以苏(苏州)常(常州)太(太仓)、澄(江阴)虞虞(常熟)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9月，暂代行政视关的苏州县人民抗日自卫会成立，推选浦青为主席。1941年1月22日，抗日救国军政治部通令，改组东路地方行政制度，划分为三个行政区，苏南第一行政区管辖常熟、苏州、太仓、阳澄四县，任天石任苏南第一行政区行致督察专员，浦青任苏州县县长。2月8日，县自卫会将全部工作移交苏州县政府接办，苏州县政府正式办公。苏州县辖区范围甚广，包括京沪(沪宁)线以北，锡沪公路西南，苏常公路以东的阳澄湖区域，以及苏常昆边区。其中有三个中心地区，一个是唐市区，位于常熟县边区，90%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一个是李白区，位靠锡沪公路，包括白茆和李市二镇，也有比较健全的抗日民主政权;一个是横泾区，位于昆承湖的边缘，抗日民主政权也己建立，但次子上述二区。另有三个边区：任石区、萧陆区、辛莫区。地方武装称为苏州县常备大队，是苏州县唯一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下设六个中队，以区为单位，开展游击活动;其次，是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此间，苏州县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妥协，反对“内战”，动员全县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击破亲日派的“反共”阴谋。
1941年4月1日，在实施村、乡、镇长民选制度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江南行政委员会，下辖六个行政区，苏常太行政区为第一行政区。同日盘踞阳澄湖地区的顽军胡肇汉部。袭击阳澄县政府，县长陈鹤被抓，后被杀害，从此阳澄县撤销，并入苏州县。县府设置民政、教育、经济、军事四科。
1941年6月，浦青调职，由苏常太行政督察专员任天石兼任苏州县县长，一月后，日伪残酷“清乡”，奉命撤离。同时撤销各级公开的民主政权机构，地方干部除分头北撤外，其余一律转入地下活动，后中共苏中四地委在苏北成立江南工作委员会，建立恢复苏常太工作的隔江固守基地，在敌占区开展秘密工作，东路人民的抗战进入极其艰苦的时期。通过坚持小型武装斗争和地下党活动，逐步恢复了清乡区的工作。1945年7月，在苏西北行政办事处的基础上，恢复成立吴县抗日民主政府，赵建平任县长，驻黄桥家浜。时不久，随着全国各个主战场的大反攻，苏州人民满怀喜悦，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篡夺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继而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美国支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四年之久的解放战争。江苏地处华东战略葵弛，又是垒国政治、经济重心，自然成为蒋介石争夺控制的重点地区。处在这重点地区的苏城人民，无可抗拒这一反革命潮流的冲击，同样在水深火热之中，渡过了旧社会黑暗统治最后的生涯。
抗战胜利的消息一传出，蒋介石就命令“党、政、军”要员抢占地盘，四处接收，同时对手握兵权的各伪军将领全部都授予番号头衔，以鼓励其效忠。许多人摇身一变，又投入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怀抱。原汪伪苏州绥靖主任、汪伪第一方面军司令任援道，8月15日就被委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维持京苏一带之治安”，同日即在汪伪省府成立苏州临时警备司令部。9月4日，国民党政府派员到苏接管江苏省政，不久迁省会于镇江。
1945年8月15日，建于苏州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委逯剑华代理吴县县长，9月9日到任。10月，该署撤销，经调正后的省政府省务会议议决，仍派逯代理。依照江南行署为适应所谓“复员时期”并实施新县制起见所拟订的暂行组织规程，隶属于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吴县，仍定为一等县，县府机构先后设秘书室，社会、财政、军事、民政、田粮、建设、地政七科，警察、教育二局。县府设县政会议，每周例会一次，负责议决县政重大事项，提交县参议会审议的案件，设吴县复员委员会，后撤销;建吴县参议会，由乡、镇长民代表选举组织。
逯剑华9月9日只身“接管”苏州，“进城之时县长多至四人”，原吴县流亡政府几任“县长”相继出笼，纷争其位，使逯“真伪难辨”;“进城之时军队有五十七个单位”，使逯“兵匪难分”。一要官，二要钱，致使逯氏无所适从，民怨沸腾。正当“米价飞涨，.百物腾贵，平民无以为生，痛苦难以名状”之时，宫府不以民情为先，却火急摊解军粮，除了将接收的敌.伪余粮五万石垫解以外，再由城区及乡区所有粮行分摊三万石。在此同时，逯氏又急中生“智”，“以济眉急”为名，开放出卖封存的敌产物资，结果官吏从中大发横财，平民眉急依旧。民图饱难求，官则贪富为快，如没收敌伪曲财产，大小官吏竞相私擅占用，或占为已有。“自科长、秘书起，可每人占用房屋一座，小汽车一辆，其狡黠者，且将此项房屋、汽车，设法转移，归其私有，遂使较高级官吏之私邸，无不富丽堂皇，汽车盈街，人民侧目，此类情形，几于无处不然”。反过来，凡是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影响他们官运的时候，他们又是要挟，又是取闹，甚至联合起来给绺颜色看，扰得你“煞费踌躇”。1946年4月，县府人事实施紧缩编制，由81人裁减至47人。县府各钭长以“难以肩荷此重担，不辞职必贻误公”为借口，全体总辞职，瘫痪政务多时。同年9月3日，县政府举行所谓“胜利周年纪念大会”，名为纪念“胜利”，实为自我控诉。县长云：“故如此庆祝胜利，毋宁谓为痛心,故庆祝胜利之今日，不能忘怀国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教育局长云：“当胜利消息传来之后，甚为愉快、甚为兴奋，以为自此国家即可前途光明，即可解放，但一年以来，我们得到何物，即以生活程度而論，小学生学费，于去年缴费时为一千元，而今年竟达一万元，超越达到十倍，恐明年学费，或将须百万元矣”。社会科长云：“今年的大会，可以说十足表现冷淡，到会的很少。幵会前已有离场，今日的不振精神，主要是胜利后一切环境不能滿足我毋的期望，希望大家协助政府，共同努力渡过难关”。9月9日，逯剑华抒述 政云：“来苏瞬已期年，下车之初，曾以十事相约，以期收拾劫余，重正残破。惟以剑华才识短浅，智虙难周，县政繁剧，顾此失彼，兼之复员伊始，百端草创，人事既难以调整，经济又感于竭蹶，以至事与愿违，心余力拙，未能尽如初期，良用内疚。总之，一年来本人成绩，只有消极之整理，没有积极的建设&。逯氏“内疚”，隐其主因，民众代表“上书”可见一斑：“抗战胜利，人民负担未见减轻，各种摊派有增无减，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丧失民心，摧残国本，摊派有几许用之于公，即有少数用之于公，能有几许造福于民，质言之，十有八九为官吏土劣之中饱自肥而已”。
1946年12月逯调离后，12月16日接事的沈乘龙，也是官吏中的同路人。上任来及八月，就被控贪污渎职，其罪行之一，“木渎囤粮案，计二次纳贿，共达七千万元之巨”，罪行之一，“与前税捐稽征处长闵文蔚勾结，朋分税款，并克报屠宰税，变相包办筵席娱乐等税”，罪行之三，“任用私人，滥施讹诈，在地下钱庄及典当方面，以勒罚取缔为恫吓，而密谈条件”。奇特的是，就在江苏监察使署“调查未结”的七天后，沈被国民党省府例会议决调免，“荣任财厅主秘，在苏亲友纷纷设宴送行”。可见官官相护，名不虚传。记及于此，复溯5月9日一事，两者对比，泾渭分明。是日清晨六时，胥门外皇亭街协记米行，发生抢米事件。时值米价剧涨，平民为求一饱，终日排成长蛇阵于米行门前，而奸商乘人之危，却囤积居奇，久不抛售。众多早已甑麈灶冷的平民，忍无可忍，冲进店中，见米就抢，夺路而回。沈乘龙闻之，深表“遗憾”，首先出面为奸商解脱，说是“求食人多，米店心慌，以致误会”，继而把抢米平民指控为“扰乱地方秩序的不法之徒”，要“绝对设法侦查，予以严惩，不稍宽贷”。沈氏“荣升”始被控，平民求生遭指控。
1947年8月12日，原丹阳县县长王介佛调任吴县县长。王系安徽寿县人，年44岁，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历任浙江省政府参议、安徽省政府秘书、宣城等县县长。8月26日接事。县级机构经调整，县府官员共68名，计县长王介佛，主任秘书王兆熊，秘书周开荣等三人，第一科(民政)科长徐振纲，第二科(财政)科长黄策宣，第三科(建设)科长励介夫，第四科(军事)科长陈士元，第五科(社会)科长张次佛，人事管理员金文怡，军法承审员沈学楷，指导员范琮等三人.技士顾慧仑等四人，技佐沈杏衔，统计员张间行，合作指导员王宝鋆等二人，检定员刘志纯，一等科员李绎曾等六人，二等科员杨寿铸等五人，三等科员程章等四人，一等事务员张德隆等七人，二等事务员陆馨如等八人，一级雇员杨一九等六人，二级雇员蒋绍花等六人。所有被裁各员，凡系本邑者，可领遣散费薪津二月，如系外邑者，可领遣散费薪津三月。
王介佛走马上任，恰值“剿共紧张，军糈孔亟，税捐不旺，县库支绌之际，他自称长期从事教育，服务县政无建树，然而他始终把反共反人民作为他的事业，“不分昼夜急心辟划，并亲自数度下乡，周巡各镇，指示剿匪，督摧赋粮，虽漫天风雨大雪仍不辞辛劳劳”，甚至老子病死原籍，也“不能以私人之事面贻误公务”，宁肯不孝，务必效忠，坚持为“戡乱”奔忙。王所作所为，上峰备加赏识，王因“心力交瘁倦勤辞职”，省主席特致电慰留，词云：“莅任以来，确树治安及庶政基础，成绩斐然，深堪嘉许。在此‘戡乱”时期，尚希不避艰困，淬砺图治，以副厚望，所请辞职，着无庸议”。后于1948年12月，终因“积劳成疾”，准给病假两月。其县务，由“苏昆吴联防指挥官”朱维汉兼代，12月6日接收视事。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苏城人心惶惶，呈现一片混乱状态。国民党溃军及眷属一天数批撤来苏州，强行侵占民房，造成严重房荒。强行民众守岗放哨，夜晚五步一岗，十步一卒，实施宵严。强行摊派城防工事构筑和“治安”经费，朱维汉亲自上门“化缘”，诡称“县府保证决不离境”。然而，他“保证”未久，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狼狈撤逃至苏州，百万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堑，于1949年4月25日，这个国民党吴县末任县官也逃离苏州，从此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苏州的黑暗统治。
苏州地方志办公室 陈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