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是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商号。日本洋行是日本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1931 年后，随着侵华战争的进程，在沦陷区，日本军政官吏、商贾也随之进入，纷纷霸占商贸要地开设金融机构。在徐州，日本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除了几家大银行外，主要就是设立洋行。查阅徐州有关档案，不完全统计，就有38家，民间调查发现2家，合计40家。徐州的日本洋行，最早设立时间是在1938年5月，即徐州沦陷后不久;最晚的则是在1944年5月，1940—1942年间设立的比较多;洋行地点多分布徐州各个区域，大多集中在启明路(今淮海东路)、大同街、大马路、建国路一带，他们选择黄金地段，蛮横驱赶居民、霸占民房，开办洋行，倾销日本商品，贩卖毒品，进行奸细特务活动。
日本东京洋行的开设：强行霸占
大同街20号，是天成贸易公司，原有西式楼房18间。这家公司是在民国初年萧家、陆家合股购置的，经过10多年经营，已成规模，成为大同街上有影响的商贸大户。徐州沦陷后，被日商下雨寅吉霸占，改为东京洋行，任意装修，使得原大厦内部豪华的门窗、隔扇、玻璃以及各种设备悉为破坏。战后，房主上诉称损失不下数百万元。
大同街还有徐本立土地，租给裕泰祥百货店，沦陷后也被日商东棉洋行强占。
日本西木洋行的蛮横：强租强拆
根据档案记载，西木洋行有两处，一处是在启明路26、27、28、29号，是乔问樵的房地产，沦陷后被一名叫服部的日本人强租，开建公司与西木洋行，西木洋行经营钢管、铁矿。原有房屋草房86间、瓦房34间，已经被日本人全部拆除，新建楼房80间。启明路，为今天的淮海东路，从26—29的门牌号看，此处应该位于淮海东路的东段。
另一处地点在公明路东347号，靠近马路。公明路即是彭城路，靠近马路，应是靠近淮海路。有6分多地，是陈子万的产业，1921年建有东楼和门面楼一所，上下共14间，并有天井一方，租与兴仁记茶庄。沦陷后被日商强行租用，任意拆建，开设西木洋行。
日本西木洋行的霸道：私自转让：
1939年，彭城路开宽马路，形成今天的彭城路宽段，将西木洋行的门面楼拆除，西木洋行1941年闭歇。歇业后，应该归还给原房主。但是西木洋行却暗地把房屋转让给另外一家竹下洋行，竹下洋行是日本居留民团的下属，是其分设的生必营团，即负责经营日本居留民团人员的生活必需品配给组合事宜。从开宽马路推定，西木洋行应在彭城路宽段路东，属于管理机构;而淮海东路的西木洋行或是仓库、存放物资的地方。1941年1月，西木洋行转让时，房主陈子万已经病故，妻子陈毛淑文一个弱女子更无力抗拒，只有忍受。所以在抗战后，她提出申诉发还，希望“仁慈长官垂怜懦弱国民解除八年至痛苦”。
日本三大财团的三井洋行：“无限作为”
沈阳有一座三井洋行大楼，建造于1937年，是日本三井财团设在奉天的私营银行，总建筑面积6142平方米。沈阳报纸说，三井洋行创建于1918年，总会社设在日本东京，它是日本三大财团之一，是日本掠夺和剥削东北人民的重要工具。
徐州，也有家三井洋行，坐落启明路路北87号，东临大路，位置或为今天文化宫对面。这里原来是商家段保泰名下的地皮，有 759平方米。民国31年8月1日(日期商家记得很清楚)，三井洋行经理滨田秀雄看到这地段是黄金地段，便依靠宪兵队势力强租，在签订租约时，是把预先制定好的租约逼迫段保泰签字，段保泰一看租约，上面写着“租借期间无限作为”，这“无限作为”四字字字透露日本侵略者的霸道与野心。每月仅仅支付租金伪联银券45元5角。联银券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发行的，用于搜刮沦陷区的物资，掠夺中国人民的经济财富的货币。在物价飞涨的日伪时期，这联银券等于废纸。
日本大岛洋行：霸占多处民房，无偿使用
日本大岛洋行，也是日本大财团，1931年东北沦陷后，遂在长春等地开办大岛洋行。徐州沦陷后，在徐州开办洋行的是大岛五六。中正街(彭城路)南段26号的朱海明家，有6分地，10间瓦屋。1938年5月，日军轰炸徐州，无法生存，朱海明便携眷到乡间避难。到了秋季回城时，发现家院已经被日本人强行占用，不准进门。无奈只好寄居他处。朱海明说，“因未接洽订约故敌侨姓名不详”，由于畏于强寇，既不知道霸占者是何人，更没有签订租约，而且“由二十七年秋季至敌军投降七年整，绝未签订任何契约”。朱海明痛失家园，心中不舍，常常从家门前徘徊，只知道家院被改成“大岛洋行”，看到满院堆积木棒，经营的是木材。七年无偿使用，分文不给，这就是大岛洋行经理大岛五六的强盗行径。更为无理的是，到了民国卅四年三月，大岛五六私自转让给同伙柏木，改为兴淮公司，眼中根本没有中国人的丝毫权利。
1942年10月，大岛五六嫌此处地方面积小，又在丰财四道街不予通知即强行霸占王陈氏的六亩多地。待王陈氏发现，出面“交涉无效”，随后便接到“未经氏同意所立、亦无出租人签章”、租期二十年的一纸租约。添建瓦房25间，楼房10间，棚41间。大岛五六霸占的日子，是痛苦的日子，所以王陈氏记得清楚：那是“民国卅一年十月十六日”。
三菱洋行正金洋行：血泪之上的洋行
现在崇文路东，有几座高楼，那是日伪时期建成的金融机构。自南而北，日伪时期，依次是远东大旅社、正金洋行、三菱洋行。就在这高楼群下，却有一段血泪故事。
在民国初期，那里是黄河滩，没有人家。程王氏一家祖上依靠勤劳节俭，积攒点钱，买下位于宏原裕昌蛋场南部的一块五亩七分荒沙地，盖几间房子，春去秋来，种些粮食蔬菜，勉强度日。到1938年程王氏在此居住已经30余年了。30年来，在此落户的人家慢慢多了，形成了居民区名云新庄，都以为在这远离城市的地方，可以生存。不料，1938年5月，日军对徐州狂轰滥炸，对程王氏他们这块荒地也不放过，一天，在日军空袭中，程王氏的公公、婆婆和孩子均被炸死，她只有和孙女相依为命。
谁知，灾难没有结束。日本人来后，看中了这块地方，说要设立重要机构，所有的住户都要驱赶走。程王氏舍不得走，也是老头子用命换来的家产，离开了就没有活路了。日本特务机关架着枪开来汽车前来征地。她和邻居商议怎么样才能保住这块家园。但是，一个孤老妇人，哪里能斗得过日伪那些豺狼呢!几经申诉无效，只好伤心欲绝地拉着孙女走向更荒凉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程王氏和邻居向政府提出发还，政府“准该民缴价回赎”，但他们哪里缴得起呢?当时他们画出了一幅图，给我们留下了这段历史。
徐州百姓声泪俱下的控诉
增幸洋行是日本的大财团，民国时期上海、青岛都有它的洋行。徐州沦陷后，增幸洋行也踏上徐州土地。被增幸洋行霸占的是沈涤生的家产，在二坝窝，有三亩地。这二坝窝是在徐州东北，复兴北路北段，现在是稠密的居民区。1938年，还是庄稼地。沈涤生的土地被霸占未过几年沈涤生就气病而死。待抗战胜利，申述发还房产的是沈涤生的妻子沈许氏，她那一纸申述是声泪俱下的控诉：
氏祖遗土地三亩，坐落下淀乡二坝窝。历来耕种以维持生活。不幸徐州沦陷，日军占住，所有日商随同前来以作经济之侵略。民国二十九年，夫沈涤生犹在，二坝窝土地三亩竟被增幸洋行强以暴力，不准耕种，强迫租与该洋行作制造玻璃厂之用。斯时处在铁蹄之下，谁敢拒绝?夫忍痛与其订立租约，每亩每年给租金五十元代价。如此之微，殊失公允。迄民国三十二年，该洋行不经同意竟私相授受，自行将该地转与日人山木为制造酒精厂。是时夫沈涤生业已逝世。氏本妇孺，目不识丁，殆察知后，该日人山木施以恫吓言辞，必须继续租用，仍用增幸洋行的原订契约，仅将租金改为每年每亩租麦一斗。低微的租麦，如何生存!
又一个铁蹄下的弱女人，一个无法生存的寡妇。日本洋行就是让无数中国人失去土地、失去亲人!
日本大昌洋行的业务：倾销产品
日本洋行所经营的商业种类很多，包括金银首饰、钟表业、毛织品洋杂货业、化妆品业、服装业、文具用品业、运动乐器业、新闻刊物、鞋业、医药医疗器械、水产副食业、烟酒业、古玩业、照相器材业、银行证券业等几十个行业。这些种类，徐州的日本洋行几乎都有涉及。
1943年7月2日的《徐州日报》，是日伪的报纸，这天报纸的第二版，刊登了大昌洋行的一份推销“日本型小农具”的广告，可以看出洋行的经营范围。
广告说，日本型的小农具，包括马力、人力的制粉机，制绳机，脱谷机，棉花机，水田除草机、驱虫喷雾剂以及建筑五金等，广告说这些农具虽然型式与中国农具相仿，但是使用便利。一家洋行营销这么多种类的农具，可见其霸占市场的野心。
这家大昌洋行注明是在“启明路九号，车站前”。启明路即今日的淮海路。查阅档案，可以验证，此地原来在二马路(今青年路东端)，是名叫梁志诚的地方，有21间房屋，其中洋式门脸7间，瓦片房14间。租给别人开设民生米店、天福商店 。沦陷后日本人吉川强占开设大昌洋行。
徐州日本洋行的另种业务：妓馆
同时，一些日本洋行，往往又是间谍机构、毒品贩卖窝点和淫秽服务场所。如丰县，于1938年5月陷落后，至1945年5月，城里有四家“洋行”，都与日军驻扎的司令部、宪兵队相距不远，是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这几家洋行除专做供应日军军需的生意，如卷烟、大盐、煤油，还都开设军妓馆，洋行附近的日本宪兵队，便是常客。其中西关路南一家洋行规模比较大，名称叫“合作社”，老板姓金，有五六名妓女，另外几家有三四名。这些妓女都是朝鲜、中国妇女，原来都是良家女子，被逼迫或被欺骗随老板跟着日军来到丰县，成为日军性奴隶。
有关徐州日本洋行的两则短讯
我在所存的1943年7月22日一份残破的日伪《徐州日报》上，发现一则有关日本洋行的短讯，“泰信洋行遗失案昨破获”，报道说，在大马路的泰信洋行，丢失麻袋600条，经过查获得知是被拉平车的工人张某运走。而这工人与泰信洋行素无瓜葛，且如此数量的麻袋凭条运出洋行，绝非易事。于是该洋行经理永田怀疑是洋行内部人所为，因为他外出后将手章转交他人存放。由于该张报纸残缺，内情究竟如何，是内部矛盾，还是徐州工人的斗争?不得而知。查阅档案，泰信洋行经理全名是永田治野。
一份林子湘的申请书档案显示，这个永田治野，在1944年5月，继在大马路开设洋行外，又霸占延平路林家14亩地扩大洋行地盘。林子湘申述：“民国33年5月，有日人永田治野着由前河北镇副镇长刘XX，徐州市社会科长白XX,畜产管理所长张XX，将民传至市府、到日本某部队，强行租用，迫予立约。后该日人即在民地自建洋瓦房二座，开设泰信洋行”。由此看来，这个永田治野势力非常，驱使日伪行政机关多人威吓在前，又以伪政府、日本部队作武力逼迫在后，呼风唤雨、奸诈狡猾暴露无遗，同时也证明日本洋行与日军、与伪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
另一则是与日本商工会议所有关。1943年6月11日《徐州日报》，刊登“徐州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则“志谢”，是说6月9日，该商工会议所改修的楼房倒塌，造成工人伤亡。“蒙各机关及邻组诸位急力救助，得免大灾”。下半篇文字残缺，仅余两行云：事故是“因监督人之疏怠及事前失于检点”。所谓“改修”，是指霸占的民房;伤亡工人必然是徐州的建筑工人;“疏怠”的“监督人”，却是日方人“松原工务组”。中国人房屋被霸占、中国人去改修，伤亡的仍然是中国人。这就是亡国奴的命运。
再说，这个“日本商工会议所”，不是一般民间组织。辽宁大学日本研完所的麦丽臣先生在《浅谈 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地位及其作用》中说，“日本商工会议所，是日本历史最久的全国性的综合经济团体，其活动不限于产业经济，而是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它不仅在经济界起指导作用，而且也与政治界也保持着密切关系。”(《日本研究》1988年第四期)文章说原名是“商法会议所”，战后改为“商工会议所”，而现在这个短讯却是在1943年。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业务范围广泛，徐州的商工会议所，起码应该是对日本徐州洋行起到指导、服务、协调、培训、扶植诸多作用的。他霸占、改修民房，发生事故，自然有许多“机关邻组”相助。这是则重要资料，有些书刊没有涉及，录此备忘。
两则备查的洋行
徐州徽章收藏者王宣瑞先生收藏一枚铜质徽章，圆形，外郭为卐字曲折连文，上有“徐州”两字，正中上方是六朵云簇拥一太阳，下方是“木村洋行证章”六楷字，背面有编号。“徐州木村洋行”徽章的发现，证明徐州存在过该洋行，也说明该洋行定制过徽章，徽章的用途除了表示身份外，也是洋行出入的凭证。木村洋行的具体地址、开办人、经营项目不详。
徐州陶瓷收藏者刘医生曾经在徐州永康路附近的施工工地上，发现带有“大丰洋行”款识的瓷碗瓷片，日本瓷，白色。该瓷片在永康路一带发现，或许说明永康路附近在日伪时期有过“大丰洋行”的设置，但是具体地址不详。
现在把“木村洋行”的徽章照片刊登出来，请知情者提供有关情况，以解开此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