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性转变。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等就红军改编问题到南京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未能达成一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闪电式进攻，南京政府岌岌可危。面对日军狂风暴雨般的突袭，蒋介石感到如果不组织全国性的抵抗，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国共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红军改编前后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红军改编前，毛泽东每天都在关注局势发展，思考战略方针问题。他深知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日军兵力占优势，武器装备精良，国民党军队以170万之众都难以抵挡其大举进攻，而当时陕北红军总共不到8万人，改编后能上前线的只有3个师4.5万人。在敌强我弱、统一战线又不巩固的形势下，这点力量如何在战场上发挥最大作用，有效打击敌人?如何积蓄力量，求得长期生存发展?如何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在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冷静思考，反复琢磨，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多次发言，他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的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在全面抗战、持久战的认识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创造抗日根据地的主张。他说，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此，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这一战略方针在会上引起了争论。抗战爆发后，红军指战员群情激奋，急于到前线打一些大仗，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日的决心和能力。毛泽东所说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根据地，怎么能在短时间内消灭敌人，达到保家卫国的目的呢?一些人感到难以理解。
为了让指战员明白这个战略方针，毛泽东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并打比方说：“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好比围棋中的做‘眼’，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洛川会议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鉴于会上的分歧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十分担心部队在实战中能否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9月中下旬，他接连5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后来又一再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并多次以下围棋作比。1938年5月会见美国武官卡尔逊和发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都说过：“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与日军的攻势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的状况，就好像是下围棋。”“由于我们有许多的敌后根据地‘做眼’，就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尤其是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
如果把中日战争比作一场棋局的话，毛泽东确实是一位高明的“棋手”。他没有在开局时急于“吃子”，而是在日军占领区内“做眼”。随着棋局的发展，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不得不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被抗日根据地反包围，成为一条“无眼”的“困龙”，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覆灭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