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搜集中国抗日战争史资料，是深化抗战史研究、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学者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全球资料，开展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比如，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谈话，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的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档案生动记录了国破家亡关头国人的反应和认识，哈尔滨商民代表致函李顿代表团称：“虽然，满洲吞并，恐不惟中国之不利。即各国之经济，亦将受其影响。世界二次大战，迫于眉睫矣。”清华大学自治会致函代表团指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相关档案达千万字，必将极大地推动“九一八”事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比如，在中日历史问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南京大屠杀问题。除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外，中国学者深入美、德、英、日、俄、法、西、意、丹等国相关机构，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加害者日方、受害者中方和第三方档案文献，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献、图像资料，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不仅证明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性、蓄意性、计划性;也证明南京大屠杀早在发生之时，就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南京和东京两场审判，进行了繁复的质证和细致的审判，确保了程序和判决的正义;日方细致的粉饰，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揭露下真相毕露。全球性的资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也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等跨学科方法进入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不仅摧毁了右翼的各种谬论，也迫使日本政府不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战争犯罪性质。
国际抗战资料，展现了中国抗战史的丰富侧面。如美国驻中国各地使领馆的报告，具体生动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各区域的社会、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形，对战时国共关系和分野亦有颇有见地的分析;俄、美、日等国档案馆的细菌战资料，揭示了战时日本违反国际法研制细菌武器的规模和使用情况，中国各地民众遭遇的重大伤亡和中国军民在当时条件下的应对，以及战后美国掩饰“死亡工厂”实情的目的;英美等国档案所反映的重庆大轰炸和日军对中国大中小城市的普遍的无差别轰炸，不仅记录了日本战争犯罪的普遍性，也彰显了战时中国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哈佛所藏费吴生档案、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所藏辛德贝格档案、曼彻斯特档案馆田伯烈档案等则从个人角度凸显了中国抗战在“第三方”眼中的图景。
国际性的抗战史料，充分说明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东北抗联资料，不仅夯实了十四年抗战的艰苦过程，也说明了战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日方资料中的“华北治安战”“清乡作战”资料，从反面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顽强，其所牵制的大量日军，从另一面说明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江面制造“巴纳号事件”的日军航空兵官兵，后来是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力之一，说明了中国抗战与太平洋战争的联系。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的许多日军部队，后来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澳等国盟军消灭，说明了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相互支持。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的作战和在越南等地的受降，中国对朝鲜、马来亚、越南等地游击战和抗日斗争的介入和帮助，说明了中国抗战对东亚东南亚解放的意义和价值。对大后方英美军人、“工合”人士、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人士的研究，彰显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多重维度，等等。
可以说，国际抗日档案和各种资料，不仅补充了中国方面的抗日资料，也弥补了“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的不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全面性、客观性的要求，自然地延伸诱导出“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的新命题。把“中国的”和“世界的”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广、入微地揭示抗日战争的内涵，实现“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要求。
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当前对国际抗日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还不够全面：一些资料经过前人的整理和编辑，研究者对深藏在各国各地区的原始资料挖掘不够;对各国国家级档案馆图书馆较为关注，而对大学、私人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中的资料缺乏“歼灭性”搜寻;对相关档案资料的内涵深度解读不足;跨学科研究国际资料中的中国抗战史，用多国语言发表相关著述，还处在起始阶段。
加强国际抗战资料整理研究，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抗战史学界应当担起的责任，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加以推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作者：张生，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之一：李顿调查团档案”负责人、南京大学教授)
